一，诱因
中华民族是一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张学良有过非常辉煌的日子，世袭富裕的东北，中原大战后镇坐北京，除拥有原东北四省外，还雄据华北四省。这八省的全部财政收入，由张学良支配。这样光辉灿烂的日子，与失去地盘后“我张某人混到不值十万块钱了”的窝囊日子，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要过惯雄据一方生活的豪杰，转变成安位司职的部属，不是件容易的事，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震荡期”，恰好张在这样痛苦的“震荡期”中，曾在张手下做一个小小副官的盛世才，只身去新疆发展，由于联苏得法，苏曾二度出兵帮助盛打败所有的政敌，一跃而成“新疆王”。正如毛泽东所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盛世才单枪匹马，都能成为新疆王，我十几万军队的统帅，倘能得到苏联同样支持，前途多远大。“震荡期”中的张似乎憧憬到昔日的光辉，联苏将是重返雄据一方的天梯，飞回美好昔日的魔毯。此时张学良不仅联苏的热心程度令人侧目，请看中共留下的这段记录：“一九三六年五月八日张学良派车将（中共）赴苏求援的代表邓发接至洛川，又恐从洛川乘汽车赴西安费时日，而派飞机将邓接至西安（此时阎锡山尚无飞机），随即双方纵谈良久，彼此称快，（张不顾疲劳），当天亲自驾机至兰州，为邓发办好护照后，才接邓去兰州（还恐欠周详），又亲自打电话并写信给盛世才。”（张连父辈老将冯玉祥等一级上将，在列名序列中位于他之前，都“伤痛其心，而忿怒不已”，今却如此礼待按中共彭德怀自己估计仅能与中央军二个团作战的微小力量中的一名中、下级干部邓发。）其恭诚丝毫也不逊于古代迷信帝王对待手托仙丹的方士。其心态尤令人惊心！请看中共的这段记录：“张在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期间，发现国民党上层联苏呼声高，甚至蒋也明确向张表示决心联俄，这使张心急如焚，刚从南京回来，立即接见潘汉年，要潘立即通知（中共）中央决心提早发动西北联合，率先联俄……”这段文字不能不使我们联想起惊险小说和电影中的情景，闪过在藏宝洞中发现大量宝藏后，同伙间展开的那种刀光剑影的画面，极不祥的预示着某种惊心动魄的事件将会发生。
二，“西北大联合”的魅力
中国军阀的共同特征是拥兵自重，像“剿共”这类与全国共同敌人作战的事，他们是不干的，因受益者首先是南京中央，其次是邻近的“土皇帝”，“不为他人作嫁衣裳”是大大小小军阀的口头禅。中共的策略是“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乘机挑拨“蒋借剿共消灭异已”，这是中共在处于劣势时，能与几乎所有地方军举行类似“洛川”、“延安”会谈及签定相应协定的原因，如高桂滋早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就与中共签定《抗日讨卖国贼协定》。假若只停留在“洛川”、“延安”会谈的表面文字阶段，并没有诱发“西安事变”的功能。像高甚至阎锡山都与中共有过类似的会谈，但他们并未因此而萌生发动某种形式西安事变的念头就是证明。因而过度相信并引用“洛川”、“延安”会谈所形成协定的表面文字，显然会被误导。应当承认张的“洛川”、“延安”会谈，除有着与其他军阀的共性外，还有其特性。这是因为张急于联苏，且曾尝试自己派人与苏联系，均毫无结果，张乘与中人接触时，采寻联苏之道，张的动机很快被毛泽东掌握，毛顺势诱导，立即专门致电李克农，要他向张暗示，“中共有办法从苏联那里帮张解决经费与装备问题，红军帮助张把蒋系势力从辽阔的西北陕、甘、青、宁、新五省清除出去，并与苏联结成联盟。”“假若南京政府胆敢进攻，苏联红军将会像在新疆二次出兵帮助盛世才击败所有对手那样击败蒋。”“从而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最重要的事”。这个稳固的“西北大联合”的政府首脑是张学良，军队统帅也是张学良。且已预先给张加冕“联军总司令部的组织大计，均须与张总司令早日见面。”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一再向张解释，苏联将会真心援助“西北大联合”，经济与军事援助将会源源而至并帮助张在平凉建军工厂，使张的政府强大到正如毛所说：“那时跟我们的还多着哩！”
本来张授意他的亲信，起草了一个类似林彪子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那样的计划，称为《活路》，张在他的《活路》中，明确他的奋斗目标，另起炉灶，建立属于他自己的“小家庭”。现在毛与中共的宣传鼓动家们给张描绘了更动人的美景。使张更坚定的密谋建立属于他自己的美妙“小家庭”了。就这样中共很快的接张入伙了。
毛诱张入伙后，立即挟张自重，诱另一张就范。张国焘自持人多枪多，本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另立中央，并下令毛的中央改为西北局，服从他。毛诱张学良入伙后，立即借东北军做资本电张国焘：“与东北军密切合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与苏蒙订立互助条约。”“国际三、四次派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西北成立大局面。”张国焘在西北大联合的诱惑下，于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撤销自立的中央，臣服于毛。
“西北大联合”更使张身边的激进份子飘飘然然，膨胀到自以为是历史的创造者的程度。他们从不认为他们发动的西安事变是“兵谏”，而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十月革命”。在中共按斯大林的指示，派中共高级干部秦邦宪劝说他们转调时，就针对性的指出：“西安事变不是十月革命……”。从另一面证明这点。另他们早在拟订《活路》计划时，就把他们的义举选在十一月，即俄历十月，到了俄历十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们言辞冲动，逼得张不得不下决心于十一月十二日夜宣布政策。但张比他们更现实，在俄援未落实前，张是不愿冒如此大风险的，因而苦苦规劝他们目前切勿公开与中央挑战。可见这批激进分子是多看重俄历十月这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日子。
在张身边的中共代表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一再强调，“放弃西北发动，红军与东北军的公开合作就失去一切可能性。”也从另一面证实，西安事变的起因是“西北大联合”，而不是“抗日”、“政见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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