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49 中国东北到底发生了些什么(1) ----新闻记者亲历记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位新闻记者于 衡写的回忆录，原文见《传记文学》杂志第20卷与第21卷连载《采访二十五年》中有关东北接收与戡乱战争的全部内容，其电子版登载于<<博迅>>。这里的题目是新加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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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二十五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纪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接收长春时开始，写到现在为止。

书中所涉及的人物，有的尚在台湾，有的自政治生活中隐退，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谢世。为了保持人与事的真实性，我只纪录当时的情形，不加评论。以维持写作立场的超然性。并忠于现代历史。

这廿五年，我看得太多，也经历了许多艰险，有些突出的事物，到现在犹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这二十五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代，用狄庚斯双城记的话说：“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没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就是处于这个时代之中。虽然我自己仅是恒河中的一粒细沙。但却正遇到了历史上这样一个重要时期。

采访廿五年写作的原则是：写我自己所亲眼看到的或者经历的事物，以政治为经，以我的记者生活为纬，织成这一本书。当然我所没有遭遇的，则会漏掉，关于某年某月某日，所发生的事情。我尽量翻阅旧报，并配合我的记忆，以及日记。我确实希望写到“语语有来历，笔笔有根据”的程度，不煊染和夸大。以保持它的真实性。

采访廿五年的内容，采取重点式的写作方式，这里面自然包括一些漏网新闻，内幕性的新闻，以及在当时不能发表的东西。

廿五年，就一个人的生命言，不能算短，但在人类历史上却是一个极短的时期，我希望以两年的时间，把这廿五年的记者生活，写得很完整，为时代留一个纪录。一个真实的纪录。

这里是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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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个落雪的冬天，我自北平搭军机飞到了长春。那时的长春，完全在苏俄军队控制之下，机场的地勤人员，也全是苏俄兵，土地虽然是我们的，但却如同到了外国。特别是镰刀斧头的红旗，显得十分刺眼。

从机场进城的途中，看到了许多服装不整的俄国部队，其间有一些女兵，他和她们走在路上，没有队形。极像一些“散兵游勇”。

那时中长铁路不通，惟一的交通工具，依赖空运。中国空军飞机降落长春，要事先得到俄军的许可。我们接收东北的行政中心东北行辕，设在日本的一个“重工业会社”，满炭大楼内，展不开工作。

当时苏俄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前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苏军头目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别墅中。长春的防卫是，则由城防司令卡尔洛夫少将负责。社会的秩序很坏，苏俄士兵，会在白昼洗劫行人。

长春的一个最大的广场，大同广场，竖立了一个苏俄红军的战胜纪念碑。以纪念他们进行了“六天战争”而占领东北全境的“胜利”。那座高耸云霄的纪念碑上，塑了一辆苏俄的坦克车，炮口指向南方。

长春是一个冰天雪地的城市，是日本占据东北十四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所有的建筑采幅射式，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物内。都有暖气装置，甚至比当时的日本东京，更现代化。

那一年冬天的长春。几乎天天飘着清雪，打开收音机所听到的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因为当时苏俄的军用飞机，正大批大批的把东北物资，运回苏俄。飞机一架接看一架起落。

在长春市内，到处是苏俄的军队，一入黄昏，枪声四起，俄军会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的东西，年经的女人，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的服装，以防备俄军的强奸。

在长春的日本侨民，畏畏缩缩的像一些老鼠，在小马路的摊贩市场中摆地摊，出售衣物和零用东西。每一个人，都面有菜色，在摊贩市场中，俄国军队拿了东西就走，不付钞票，是常有的事。在那里可以充份的看到一个战败国国民的惨象。

奸淫、掠夺的苏俄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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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陷了十四年的东北同胞，天天盼望中央政府军队能够及时开到，因为单是行政人员的到达，接收工作无法展开。东北的年轻的一代。在收听重庆播出的纪录新闻后常用油印机印好送到朋友家中，他们含着眼泪。讨论着国家未来的命运。

那时候长春仅有一家在苏俄军队卵翼下的报纸“光明日报”，登载苏俄军部所供应的消息，副刊上刚开始对我们的接收人员，讽刺和攻击。那家报纸是接收了日据时代的一个报社。编排也和我们的报纸，不大相同。

从后方来的新闻记者，没有几个人，那时的中央社长春分社虽然已开始发稿，光明日报并不采用。他们似乎以苏俄的华文军报自居。目的是为苏俄占领军宣传政令。

当时最早到长春的记者除了中央社长春分社主任刘竹舟外则是大刚报的张胆，张胆是随陈家珍少将的第二总队，穿了士兵的服装，空运到长春。这个伪装士兵的记者，在长春发不出电报，因为他的电报，要经过东北行辕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张嘉璈签字，利用行辕的电台发出。所以苏俄军队初期的奸淫掠夺新闻，一字不能拍发，当时张嘉璈的主张是：不发足以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有一天张胆到吉林省政府办事处，找教育厅长胡体干诉苦，我在旁边听着，深深的替他不平。因为我到长春的第三天下午，到一个亲戚家的途中，就被苏俄的一个士兵，用轮盘枪指向胸膛，抢去了一支手表和一支钢笔以及一些零用钱。对于苏俄部队，已恨之入骨。极其希望新闻记者们，能把苏俄军队在东北的残暴事实，向世界作公正报导。

那时我不是新闻记者，而是随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胡体干先生，到省府工作的一名职员。后来被聘为国立长春大学讲师。但长春大学的校舍被苏俄军队用作军营，一时不能开学。当时人们所注意的是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上将和苏俄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但会谈卸一直没有进展。因为苏俄军队，正在扶植共匪，那时在东北的共匪头目是高岗、吕正操等。而实际负责共匪与苏俄军队联系的则是穿苏俄军装的周保中。周保中是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政治部的副主任，他化名姓黄，人们称之为黄中校。那个国际共产党员，处心积虑的向苏俄主子献计，如何阻止国民政府接收，如何把关东军的武器，交给共匪。不过当时，人们仅知道，他是俄军中的中校军官。一直到第二年春天四月十四日苏俄军队撤出长春，周保中率领匪军四万之众使用苏军的坦克车，围攻长春，他的真正狰狞面目，才显露出来。

联欢晚会中的俄酋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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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政府所采取的对俄政策是维持中苏友好关系，希望苏俄协助我们顺利接收。而苏俄的政策则是表面敷衍国民政府，暗中扶植共匪，使它壮大，在战后的中国，制造内乱。

我深深的记得，东北行辕进驻长春后，熊式辉上将，董彦平中将，曾和苏俄占领军的高级人员，包括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特罗曾科中将、巴佛洛夫斯基中将等，举行过一次联欢性的晚会，我们的接收人员也参加了那次晚会，那天晚上，带了金线肩章，青蓝色裤子镶着红条子的苏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显得特别突出，在乐声悠扬中，他首先拥着一个长春的交际花顾某，翩翩起舞。不过步子是生硬的，没有一些柔和的气氛。在场的人员，都有看一场沙皇时代的“宫庭舞会”电影的感觉，因为那天出场的苏俄将军，在服饰上都极讲究，金光闪闪的宽肩章，和我们在街头所看到的穿得破破烂烂的苏俄士兵，形成强烈的对比。

一座长春城，就在寒冷而肃杀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冬天。人们盼望着春天，早些到来，苏俄红军，早日撤退。东北的年老的一代，对于当时情势的解释是，日本垮了，一个强盗倒下去了，但另一个强盗苏俄，却比日本更为凶狠。

那时的东北行辕，一下子撤回山海关，一下子又派出各省的接收大员。一直留在长春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和苏军总部不断的举行会谈。接收人员大部份集中住在满炭大楼，小部份有亲友的可以住在外边。熊式辉不在长春的那段期间，他的职务由行辕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代行。和苏军的接触和交涉，全由董彦平中将出面。那时的董彦平是新闻记者追踪的人物，但他为人稳健，很少透露什么新闻。他的处境是身在虎穴之中，陪伴一群吃人的苏俄老虎。但他却能不惧不惑，充份的表现出中国军人的军魂，不卑不亢的从事交涉。使得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

董彦平、特罗曾科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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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留时苏俄方面，一再延展撤退军队的日期，第一个目的是在要求获得东北的工业资源，但我们对这一问题，却一直采取强硬态度，不做些许让步，那应该是董彦平和特罗曾科等一直谈不拢的原因。苏俄的第二个目的是不愿看见中国和美国缔为盟友，他们很露骨的表示：国民政府要和苏俄作朋友，就不能和美国作朋友，他们一贯的论据美国是“中苏友好”的绊脚石。所以当五个美国记者到长春采访搭机返回沈阳时，苏军的两架飞机，曾在长春上空作攻击状，迫使那架飞机降落，五名美国记者，终于改搭火车返回沈阳。第三个目的，则是扶植共匪，在东北作乱。制造一个亲俄的傀儡政权。

蒋夫人莅临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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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四年冬，对东北人民而言，是一段苦难的岁月。许多矿场破坏了，冬天没有煤烧，日本人在远东建设的最大发电厂，小丰满发电厂的机器被苏俄拆去了大半，电灯半明半暗，一切工业停顿了，交通系统也停顿了！凡是苏军所到之处，妇女被强奸，东西被搬走，房屋被放火烧毁，因之失群的苏俄士兵，常常被人民打死，埋在地下灭迹，而他们的部队，少了人也不追究。而他们的士兵。也常会用一匹马和农民换一块花布，也从没有人追查。因为他们的部队，没有纪律，是一群乌合之众。

东北光复了几个月，大城市中，家家户户做了青天白日旗，但却不敢挂出。在长春除了东北行辕的屋顶上飘扬一面国旗，连市政府也仅能悬挂镰刀斧头的苏俄旗帜，一直到赵君迈市长到任后，市府才改挂国旗。第二年春天，蒋夫人莅临长春，中国旗帜，才在大街小巷上出现。

蒋夫人抵达长春时，是我开始做新闻记者后不久，那时长春已有了三家报纸，第一家是苏俄红军所支持的左倾的光明日报，第二家是赵君迈市长所支持的长春日报，第三家报纸是中央日报的前身，大华日报。我因为长春大学不能开课；吉林省政府接收无期，和一位大学时代的同学，到大华日报工作。当时的大华日报工作同仁，青一色是国民党的党员，但却不能以党报姿态出现，东北行辕也不敢正式出面支持。怕露出马脚给苏俄军队口实，所以资本也是国民党一些同志，东借西借，拼凑起来的。那是当时国民党人，基于良知所办的一张报纸，敢于多刊载一些对政府有利的消息。当时的社长是张明初，他每天东跑西奔，去张罗财源。

蒋夫人莅长春时，大华日报刊登的消息，也较另外两家报纸为多，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特写，题为：“热情的长春市民，将蒋夫人团团围住”，是描写蒋夫人莅临长春时，数度下车步行，和市民握手，被市民包围的热烈情形。

大华日报被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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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日报是接收了一家印刷厂开办的。设备很差，编辑人员大约有十几个人，采访人员七八人，用平版机印刷，当时的东北行辕和党部虽然没有给这张报纸一些实质的支持，但却希望这张报纸，不要开罪苏俄红军，而吉林省的教育厅长胡体干，却常给这张报纸，提供意见，有时还偷偷的写一篇社论。胡体干做过广东中山大学的文学院长，是位文质彬彬的学者，他的老家是吉林，当年他已快六十岁，但他的爱国心，却和青年人同样热烈。因而大华日报，受到他的精神鼓励很多。

不过大华日报，在苏俄军队眼中，是一家有问题的报纸，某一天下午，突然有一队苏俄士兵，包围了编辑部，因为不是编报时间，编辑部没有几个人，当俄国兵刚进门时，社长张明初和我，从后门溜走，跳墙而逃。他们带走了几名工人，第二天也就放回来了！后来据说他们是奉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之令，搜查这家他们视为“反动” 的报纸，但没有搜到什么。报纸停了两天，经过疏通后，又继续出版。那一天我跑到城区的经理部，把我的名字，改成于蘅，因为我年轻时，爱看红楼梦，对蘅芜君薛宝钗的印象深刻，因此把名字改得很像女人。

我是学法律的，做新闻记者不是我的本行，但我却在无意中，做了新闻票友，没想到一票竟票了廿五年，将来还要继续票下去。不过经过苏军搜查报社后，再加上遇到几次抢劫，后来常常做些恶梦，梦到被俄军抓去。拉出枪毙，惊醒时常常出一身冷汗。不过胡体干先生一直鼓励我从事这一工作，他说：做新闻记者可能比教书对国家会有积极的贡献。假如说：在我的半生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一个是我的小学老师仲义三先生，另一个则是我以师礼事之的胡体干先生。体干先生在吉林沦陷时未及撤出，他是吉林省政府最初的一任教育厅长。也是最后的一任教育厅长。听说他已被匪杀害。如果他还在的话，今年也已八十开外了！

自危城中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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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的大华日报，一直支持到三十五年春四月十四日的围城之战。不过在三月下旬。我随吉林省政府的接收人员撤退。未能和那张报纸全始全终。记得撤退那天，还是体干先生来了电话：说要我和他一道乘军机飞锦州。转往北平。三月的长春，仍是冰天雪地，我们的飞机起飞后。体干先生说：长春的攻防战将在苏军撤走的那一天展开，他很担心守军的弹药不够充足。不过他深信陈家珍少将和刘德溥少将，可以支持到国军北上接收的时间。那一天我们的飞机，飞行得很稳，在锦州降落时，见到一片黄土地，地上没有雪，天气也暖和得多。

在锦州我们住了一天，便搭车进山海关，在“天下第一关”的城楼下，体干先生和我徘徊很久，那一天我们住在山海关招待所，花架上的紫藤，已经发芽，第二天阳光从窗外射进来，感到无限宁静闲适。在长春的那段日子，在苏军枪杆下度过的那段日子，想起来像似做了一场恐怖的梦。体干先生说：我们在北平避过这次战乱后，将马上回去，那时我们将在自己军队的保护下，展开工作。

在北平，体干先生常约我吃广东小馆，每餐都两菜一汤，他也常和我提起吉林的北山，静静的松花江，还有荷花池，八百陇的吉林大学。我和他谈话，总像如坐春风之中。

在那一段闲适的日子中，我游了中南海，在北海的五龙亭上品茶，游故宫，登西山的颐和园，看排云殿，访慈禧太后吃窝窝头的草庐，在太庙看桃花盛开，仰卧在天坛的旁边，听布谷鸟的叫声，在王府井大街的大酒缸旁，用大碗喝酒。那段日子，真是美极了！就仿佛像大学生考完了期考以后的闲适。因为过去我经过北平，都是匆匆而过。

沈阳的歌舞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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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平大约停留了二十几天，体干先生替我到军事调处执行部接洽飞机，要我先回沈阳，因为那时杜聿明将军所指挥的大军，出沈阳，正向长春推进中。军调部的美军飞机空位很多。一个清朗的春天早晨，我赶到西郊机场，那架飞机仅有三名乘客，包括吉林省的民政厅长尚传道，当飞机降落在沈阳北陵机场时，军调部的一位中校军官来接，用一辆军用吉普车，把我们一直送到中苏联谊社。一个八楼的房间，已经贴上我的名字。

那时由中美和共匪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重心已移到沈阳。我方的代表郑介民将军，和匪方的代表饶漱石，常常坐在餐厅内，一道吃饭，那时匪酋饶漱石，也穿着国军将领的服装，并挂了一颗星。不过看上去总有些邪魔怪道之气。还有匪酋李立三，穿了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阴险的人。他们不大和外人接触，在进入餐厅时，坐下以前，总是向前后左右，特别是后面，仔细看看后才坐下。他们也从不和中国记者接触。

当时的中苏联谊社，在东北长官部管辖之下，凡是住进去的人，一律由长官部招待，在餐厅中，可以随意点菜、喝酒、然后在帐单上签字，并可以约请朋友共同进餐。单是国内外记者就有三十多人，被招待在那里。

入晚后乐声起处，楼下的夜总会，有大批大批的人员翩翩起舞，舞女大部是日本人，打扫房间的也是日本少女。那真是一个歌舞升平的小世界。而进出这个小世界的人，大都是美式装备的年轻军官。后来有很多军官在沈阳娶了日籍夫人，多半是在那一时期，孕育了爱情。

重见汉家旌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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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春夏之交，出关的国军以新一军和新六军为主，全是美式装备，新一军军长是孙立人将军，新六军军长是廖耀湘将军，此外有石觉的十三军，赵公武的五十二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这些军队出关后，真像似猛虎下山，所向披靡。那时熊式辉的东北行辕，也进驻沈阳，接收人员，陆陆续续的出关。

东北同胞用眼泪来迎接这批部队，因为他们在沦陷十四年之后，又重见汉家旌旗。军队所到之处，农民拿出鸡蛋，煮了白饭，毫无保留的欢迎。有些年轻的女学生以嫁给国军为荣，特别是英俊萧洒的空军，更是女学生追求的对象。那时人们所看到的是吉普车上载的尽是漂亮的年轻女孩。

但在歌舞升平的同时，东北的人民，对于接收人员很失望，因为那时的酒饭茶肆，尽是接收人员，他们的官架子很大，饭前饭后，一定要打热手巾，于是人们开始对接收大员们憎恶了，因为每接收一个地区，甚至是小县，也把官僚习气，带了过去。做假报销单，开假收据向公家报销，成为官场中的通病，关于这一些，东北的商人，过去没有做过，所以他们开始卑视那一批文职的接收官员。但对国军，仍充满了敬爱。虽然一批骄兵駻将，已逐渐形成，但因为他们能赶走共匪，所以仍极受人欢迎。

那时候，孙立人将军的黄马靴，廖耀湘将军的灰白头发，刘玉章将军的咬咬牙齿，都成为新闻记者写特写的素材，成为青年一代的偶像。

具有朝气的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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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虽然看到了歌舞升平的景象，但也看到了一片朝气。那时候的东北行辕用了一批重庆干部学校的年经人，他们穿着灰布中山装，在办公室工作，东北同胞是喜欢像那样的青年官员。

刻在台湾担任省党部主任委员的李焕，当时主持沈阳日报，他也是穿着一件深灰色布料的中山装。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为沈阳日报带来一片朝气。

当时沈阳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恢复，北宁路已照常通车，东北大学也已复校，秦皇岛和葫芦岛都在国军控制中，北宁路上军运频繁。国军收复各地的工作，作扇形展开。沈阳的浑河机场，北陵机场，东陵机场，国军的飞机，不断起落。沈阳市的电车恢复了，公共汽车也恢复了。留给市民的谈话资料是苏俄军队，占领期间，如何奸淫掠夺，什么地方被百姓打死多少“毛子兵”。沈阳城郊区的老农，又有开始闲话桑麻的兴致。老农夫们会把多少年前日俄战争时，当年所看到的俄国兵和不久前他们所看到的俄国兵，做一个比较，结论是这次占据东北的俄国兵，多了坦克车，而军纪之坏，比中俄战争时更糟。

在沈阳的日俘和日本侨民，已经受到“人道”的待遇，他们可以宁静的住在目己的家中，等候遣送返国。租界地一带虽然有些日人摆地摊，出卖衣物，但买卖是公平的，那些日本人被苏俄军队吓得似惊弓之鸟，看到中国士兵，远远的就鞠躬致敬。日本侨民的窗上，大都贴有欢迎国军的标语。虽然他们穿的衣服，已经打了补丁，但却极为清洁。很明显的在沈阳日侨所受的待遇，远较在长春我所看到的日侨有天地之别。因为国军并没有以战利品来看他们，把人当人看待。而苏俄部队，却把人看成东西。

接收改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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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沈阳为中心，所展开的各地接收工作，也改变了方式，那是当国军推进到某一地区，行政人员，即随军前进，建立政权，并且立展开抚辑流亡工作。凡是没有军队的地方，行政人员也暂不接收。以避免张莘夫事件的重演。

张莘夫事件是在苏俄军队占领抚顺期间，他率领工作人员八名，赴抚顺接收煤矿，但在一月十六日目抚顺返回沈阳的途中，在李石寨车站，被共匪杀死。那件事很明显的是苏俄军队串通共匪所制造。当时的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中将，一再向苏俄占领军司令部特罗曾科中将交涉，苏俄军方，则称那是地方土匪所为，后来俄军仅将张莘夫的遗体运回沈阳，其他七名人员，连尸体也没有找到。那就是当时震动全国的张莘夫惨案。

张莘夫事件的后果是使许多行政接收人员，不敢再冒险到国军没有收复地区工作，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反俄情绪。

六月七日的停战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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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三十五年春天，是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将军声望最高的时候，因为他统帅的大军，于一月十六日进驻沈阳，五月廿三日克复长春。那时住在中苏联谊社的共匪代表饶漱石的精神极为沮丧，因为共匪的军队节节失利。沈阳城曾经为国军克服长春，举行了庆祝大会。杜聿明将军在克服长春当天，曾发出豪语，一周以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依照当时的情形，确实可以一举克复哈尔滨和佳木斯两地。但不幸的是来目南京的重要决策，指令杜聿明将军，停止军事活动。

六月七日杜聿明将军在他的司令部内，招待三十多名中外记者；他起立宣布国军已经渡过松花江，并在对岸建立了一个桥头堡，由于中央命令，自即日起停战，他已把停战令送到前方。

杜将军那次的记者会，表情凝重，我清楚记得杜将军步入记者招待会会场时，脸上没有笑容，但他很礼貌的和每一位同业握手，他的政治部主任余纪忠中将并掏出打火机为坐在他身旁的两位记者，燃点香菸。

那次记者会，虽然准备了丰盛的茶点，但没有一个记者取食，与会的记者，在听到杜聿明的宣布时，也都心情沉重。因为那次停战，对国军而言，等于自己束苛耸肿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