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文媒体如何对待中国新闻审查制度

（大纪元编译报导）新闻和政府宣传有着重大区别。如果中国所有的媒体都是国家控制的，海外的中文报纸如明报,是如何从中国大陆得到更多新闻的？所有海外中文媒体工作人员所遇到的同样一个困难：逾越中共媒体控制和西方民主媒体自由间的鸿沟。

上世纪９０年代后期，香港的移民开始回落，而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开始逐渐增多。瑞尔森大学２００４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间，中国移民的数量翻了一番，每年的移民人数超过３６０００人。中文也成了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何表示，日益增多的中国大陆移民最想得到的就是来自家乡的新闻。但是来自家乡的新闻却往往不容易得到。

蓝嘎拉新闻杂志评论（The Langara Journalism Review）维维卡．埃利斯（VIVECA ELLIS）6月12日报导，明报副总编乔治．何在谈话中非常小心地斟酌用词并避免关于新闻控制的话题。在位于Richmond市的明报编辑部里，何以其老练的怀疑论技巧对有关中国新闻审查制度的棘手问题避而不答。何乔治在他那厚实的黑边眼镜后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开放许多了。这个国家不允许自由评论这个（批评）。我们是根据事实报导。”

今年１月，中国禁止两名加拿大籍的中国记者随同马田总理出访亚洲。中国称这两名记者是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视为敌人的精神运动团体的成员。总理办公室向中国大使馆施压要求签发两名记者的签证，但是中国方面拒绝让步。

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分台的记者朱丹和摄影师任东辉无法随从马田出访。随后多家人权提倡组织发表声明谴责了中国的新闻控制。就在同月，北京台晚间播放了系列片 “龙的土地”，其中有来自ＣＢＣ的新闻，这成了西方民主国家媒体可以在中国播放而不受控制的证据。虽然ＣＢＣ可以在天安门广场自由地谈论中国的新闻控制, 但是像新唐人这样的独立中文媒体却不能。

明报和温哥华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姚永安（Gabriel Yiu）表示，去年中共领导换届使得中共的新闻控制更加严重。姚永安指出在２００４年９月，胡锦涛接替江泽民成为国家主席后不久，政府公布了“国家控制私有媒体”的新指示。姚还表示海外中文媒体必须在言论自由和与中国保持工作关系中选择。
　　
原明报主编福斯特罗同意姚永安的这一观点。罗表示对海外中文报纸来说与中国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比报纸内容的质量更重要。姚永安说：“中国禁止两名记者入境表明，如果你要发表一些批评中国的文章，这就是下场。但是我想当地的中文媒体不敢做这种事情，他们需要经营他们的生意。”

采访星岛日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给许多编辑和记者打了多次电话后，笔者发现他们都在推辞并推荐其他人接受采访。最后特辑编辑鲍勃林表示主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鲍勃说：“我和你讲话时因为主编表示我处理这件事情比较好。 我希望你不要介绍我的背景太多。我只是个低职位的人。”

总部位于纽约的独立中文报纸大纪元时报自２０００年５月开始出版发行，满足了日益增多的对中国新闻事件报导的需求。这份报纸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已在加拿大的４个城市设有编辑部，发行范围覆盖了加拿大的２０多个城市。

大纪元加东负责人辛迪顾表示，中文媒体在报导和内容方面很少有独立性。她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加籍华人开始转向寻找其他媒体。辛迪表示来自中国的影响包括财政支持，运用中国的商机，提供免费新闻和控制哪家媒体可以进入中国市场等手段。

姚永安指出中国影响海外媒体的主要手段是通过任命制定。辛迪非常同意姚德看法。编辑不会选择批评中国政府的记者。辛迪和姚永安都指出，中国对象星岛日报和明报等的私有报纸的控制程度，远小于对国有报纸的控制。但是辛迪相信，香港媒体公司和受大陆政府控制的媒体机构间日益密切的合作，可能对香港的报纸有负面影响。

2001年1月，星岛报业集团的母公司泛华集团，与中国政府控制的新华社结成伙伴关系，以推出更多的中文内容。目前泛华集团的网站上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列为首要的两个合作伙伴，而后者普遍被视为中共的喉舌。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新唐人电视台加拿大总裁王绍九表示这些（受到中共控制的）媒体，他们的管理人员都是基于能帮助中共向海外华人灌输共产思想而选择出来的。新唐人是一个独立的电视媒体集团，在世界上有50多个分台，其中4个位于加拿大。王认为中共经常会作出一些姿态，比如开放外资进入媒体业，但这些只是为了平息西方对于中国出版自由的关注。

王绍九说：“尽管他们开放了外资媒体，但是却加上了诸多限制，使得这件事情本身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因为所有的内容都要经过宣传部的审查，而审查的唯一目的则是如何确保新闻中不出现他们不希望的内容。”

中国还没有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对部分独立的香港媒体开放。2004年，明报集团向中国申请宣传自己并进入利润丰厚的大众杂志业，但是直到目前为止，只有两家中共背后支持的香港媒体，香港财经日报和文汇报获准有限度进入中国市场。

新唐人的王认为加拿大的中文媒体最大问题在于如何保持独立，这点从经济上很难实现。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有意资助那些经济上处于窘迫的中文媒体，这些资助尽管诱人，却是以报导独立性受影响为代价的。他说：“这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接受资助的媒体）。（而我们两名记者被中国无理对待）的事情其正面意义是唤起了我们坚持新闻自由，给加拿大华人带来真实和不受审查的新闻的决心。”

何乔治则不愿意讨论中国的新闻审查，即使是在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的会议室中，对他来说，讨论这些恐怕代价太大。他仅仅表示：“我们在中国的记者知道如何适应中国（报导新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