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留在骨灰盒上的小纸条

2005-06-17 07:12 一九九O年“六四”后的一天，张先玲女士给我送来了一张小纸条。她告诉我，这是她从万安公墓骨灰堂王楠的骨灰盒上发现的，她说这张纸条看样子还是在清明节时留下的。纸条上写着：“……我们是同命运的人，在‘六四’中我失去了丈夫，现在我们母子俩相依为命。我有许许多多的想不通，如愿意，请同我联络……”纸条上留下了写信者的姓名、地址和所在单位的电话。这个纸条转到我手里后，我随即给这位遗孀写了一封信。几天后，我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说，过一些时候她要来看望我。大概是这年夏末的一天，一位穿着黑色裙杉的年轻女子来到了我的家里。她就是那位渴望与难友取得联系的遗孀──尤维洁，死难者杨明湖的妻子。她告诉我，她身上穿的这身黑色裙杉，是她丈夫出差广州时为她买的，想不到丈夫一回到北京就遇难了，都没有来得及看到她穿上这身裙杉。尤维洁，是我们由于共同命运走到一起来的第三位难友。

那个时候难属间的联系是要冒风险的。北京城仍处于戒严状态，清明节、“六四”周年，北京的各个墓地都有公安干警的严密监视。也许，这位失去丈夫的妻子被郁积在心里的悲愤和孤独压抑得太重、太深了，她不再有惧怕和顾忌，竟想出了这样一个联系的办法。

遗孀的血泪回忆
我从她渗透着血和泪的话语中知道了一切。她和她丈夫都是“老三届”的。由于杨的父母早逝，留下了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所以他很早就挑起了家庭重担。因为他失去了青春年华，上大学、找工作，都曾费尽周折，直到三十六岁上才结婚成家，有了一个小男孩。她说她比丈夫小六岁，也是靠自己的奋斗走过来的。可见这是一个历尽艰辛而组织起来的小家庭，一切都来之不易。

可是，这个小家庭只存在了短短六年时间，就一切都成了过眼烟云。

她说，那天他刚从广州出差回家，正好碰上了那场杀戮。四日凌晨一点多，他听到外面有枪声，说要出去看看。他不相信共和国的军队会用机枪、坦克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他骑车离家到了天安门西侧的南池子，同人群一起站在东长安街的马路边。将近两点半左右，从公安部大院冲出来的戒严部队向群众扫射。就在这当儿，他中弹了。一个壮实汉子，离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喋血于东单公安部前的长安街头。她说，当时民众用平板三轮车把他送至附近的同仁医院，及时作了抢救。但那是一颗炸子。他的膀胱被炸成了几片，骨盆处炸出了一个大洞，骨头已成粉碎。大夫对伤处作了缝合，但周围的一些毛细管已无法找出，血还是不停地往外冒。医院的血浆不够用了，他的血型又是AB型的，很难就近找到血源。在无奈之下，院方让她去大街上求助来往的行人。然而，她被突如其来的厄运吓坏了，站在马路边上只急得直哭。最后还是陪护她的一位护士小姐帮了她忙。在那样的非常时期，要找来市民为伤者输血并不难；然而，纵然找到了血浆，大夫也已无回天之术了。杨明湖在医院里同死神搏斗了两天两夜，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边输血，一边流血，终因腹腔感染心力衰竭，于六月六日八时停止了呼吸。她说，他丈夫在临终时曾用微弱的声音深怀歉意地对她说：“对不起！对不起！”别的话已无力说下去了。那一年他四十二岁，儿子才五岁。

一个正准备扬帆远航的有为青年就这样走了，抛下了深爱着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妻子把丈夫的骨灰盒置放在家里，她总觉得丈夫仍在她的身边，可儿子天性敏感，孤灯下面对父亲的骨灰盒难以入眠。于是，她忍痛把丈夫的骨灰盒存放到了京郊万安公墓的骨灰堂。每当清明、周年，她带着儿子远道去给逝者扫墓，年复一年，从未间断。

维护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生活太艰难，母子俩咬牙忍着。她曾找过丈夫生前单位，单位答应给她八百元抚恤金，但条件是要她在一份事先写好的她丈夫属于“正常死亡”的书面结论上签字。她拒绝了。她说：“这不是事实。我不能对不起死者，我宁可不要这笔钱。”八百元，仅仅是八百元，它能使受屈辱的弱者再一次受屈辱！可她是坚强的，她意识到了做人的权利和尊严。

时间一长，周围的人们也就对这个家庭曾经发生的事情渐渐淡忘了，只是地住区的片警还常去“关照”她：“今年‘六四’还去扫墓吗？”
“去啊。为什么不去呢？”她反问。
“你现在对‘六四’怎么看？”片警又问。
“你要我说真话还是假话？”
“当然是真话罗。”
“那我就告诉你，我想不通，政府为什么要开枪杀人！”
片警讪讪地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劝你还是现实一点的好。‘六四’的案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翻得了的。”那位片警是忠于职守的，但他心底还存有那么点善良，他不忍心再加害于这对无依无靠的孤儿寡母。

类似的“关照”，这么多年来始终没有间断过。一到清明、“六四”等敏感日子，片警就会敲她的门：“大姐，求您了，令儿个别出门。”
“为什么？我总得出门买菜做饭吃吧，”
“您要买什么，言语一声，我给买去，算我请客，我有加班费。”
“谁要您买，我自己买。”
“大姐，求您了，我如果让您出门，我这饭碗就甭想再端了。”
结果，她心一软，就让步了。

北京的片警忠于职守，但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他们不能违抗上面的旨意，但面对这孤儿寡母总还是表现出一定的善意。有一年“六四”前夕，公安部门不知从哪里得到“情报”，说“六四”那天她要参加“白花队”去天安门示威。她住地的片警并不真正相信有什么“白花队”，而且知道那几天尤摔坏了骨盆下不了床，但这些片警还是在她门口坐守了三天。这个执政党大虚弱了，总是凭空制造出根本不存在的“假想敌”；也许，这不过是对民间社会保持一种恐怖高压的手段罢。

尤维洁是我们最早取得联系的“六四”难属之一。在最初的几年里，每逢寒暑假，她总要带着儿子来我家里让我看看，尤其是春节，孩子也总是早早盼着来我这个“奶奶”家。一声“丁奶奶好！”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但我不能掉泪，我不能让他幼嫩的心灵再一次受到伤害。后来，孩子渐渐长大，从小学生，到中学生，现在已上了大学。但我眼看着这位寡母是怎样含辛茹苦把孩子带大的。她在母子俩最艰难的时候下了岗，人到中年又过早地成了退休工人。为了再就业，她咬紧牙关去进修业务，她终日奔波于各个单位，不停息地打工挣钱，为的是把失去了父爱的孩子抚养成人。现在，孩子终于上了大学，算是有一个盼头了。但愿她付出的一切能得到应有的报偿。

二OO五年一月七日

(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