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如何为残暴辩护？

　　决不对反动派实行费厄泼赖，虽然是鲁迅先生很早就有的思想，然而这在早期，却是激于血的教训，出于对残暴的反感，其中尚有人道的立场，还不至于公开赞扬GM的残暴。那个时候，他本人对杀人和残暴---不管是“革命”的残暴还是“反革命”的残暴---都保持着极度的反感与不安。后来鲁迅先生靠拢了共产党，“费厄泼赖应当缓行论”与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揉和到了一起，阶级论就压倒了人性论，人道色彩也愈见稀薄。于是，在1933年10月写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鲁迅先生就公开鄙夷人道主义了：

　　对于慈善者，人道主义者，也早有人揭穿了他们不过用同情或财力，买得心的平安。这自然是对的。但倘非战士，而只劫取这一个理由来自掩他的冷酷，那就是用一毛不拔，买得心的平安了，他是不化本钱的买卖。

　　鲁迅先生极为推崇卢那察尔斯基所作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因为这部十场戏剧深刻地揭露了人道主义者---而且是那种奋不顾身的真诚的人道主义者---的反动，“甚至于毒害”。

　　这个剧本当中，在革命之前，吉诃德出于人道立场，用谋略和自己的挨打救出了革命者。然而当革命起来之后，专制者入了牢狱，这位人道主义者又把他们当做新的被压迫者，为之奔走呼救了。吉诃德还谴责那些变成了当权者的革命者，说他们“新的正义也不过是旧的正义的同胞姊妹”，指革命者为魔王，和先前的专制者同等。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象吉诃德这样的人道主义者，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作为吉诃德的对立面，鲁迅先生最欣赏的是剧中革命者德里戈（ＤｒｉｇｏＰａｚｚ）为革命后的专制和残暴所作的辩护：

　　“是的，我们是专制魔王，我们是专政的。你看这把剑－－看见罢？－－它和贵族的剑一样，杀起人来是很准的；不过他们的剑是为着奴隶制度去杀人，我们的剑是为着自由去杀人。你的老脑袋要改变是很难的了。你是个好人；好人总喜欢帮助被压迫者。现在，我们在这个短期间是压迫者。你和我们来斗争罢。我们也一定要和你斗争，因为我们的压迫，是为着要叫这个世界上很快就没有人能够压迫。”（第六场）

　　这就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要是为了将来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今天的任何“专制”、“镇压”和“杀人”都是应当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逼，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中更是绝不能听吉诃德之流的废话。对此种理论，鲁迅先生表示了高度的赞许，认为“最为正当的”：

　　“德里戈的嘲笑，憎恶，不听废话，是最为正当的了，他是有正确的战法，坚强的意志的战士。 ”

　　指出了此点之后，鲁迅先生结合苏俄革命之初大规模肃反的背景，指出吉诃德这样的人，虽然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然而却确实存在，象托尔斯泰派、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都是，甚至高尔基也一度犯了吉诃德式的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Ｍｅｒｅｚｈｋｏｖｓｋｙ），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Ｅｉｎｓｔｅｉｎ）。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鲁迅先生叹息，象德里戈那样为专制和镇压所作的辩护，以及象他对反革命者的凶残和兽性所作的预测，在当时世界上人们未必相信，“因为他们以为一党专政的时候，总有为暴政辩解的文章，即使做得怎样巧妙而动人，也不过一种血迹上的掩饰。”然而共产党为一党专制所作的辩护和预测却是正确的。鲁迅先生提出的第一项证据就是：

　　“然而几个为高尔基所救的文人，就证明了这豫测的真实性，他们一出国，便痛骂高尔基，正如复活后的谟尔却伯爵一样了。 ”

我读到这里，心中一阵发冷：天啊！就因为反革命们一出国就痛骂高尔基，苏联肃反中那无数的迫害、流血和眼泪，就被证明是正当的了？！那种建立在“血迹上的掩饰”，就变成完全正确的了？用受迫害者事后的痛骂，来证明迫害运动的正当，鲁迅先生的这种理论，可以一字不改地用来为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作辩护。

　　当年新生的苏俄，有许多文学家受到迫害，以致丧命，鲁迅先生并不是不知道。左倾之前，他就很同情横死的苏联诗人诗人叶赛宁。这位写出了许多优美田园诗的伟大诗人，革命后遭到残酷迫害，被人拷打以后吊起来，伪装成自杀身亡。然而，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鲁迅先生却告诉青年人，叶赛宁之死，不是因为革命的残暴，而是因为他自己跟不上革命的形势：

　　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像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 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

　　鲁迅先生告诉青年人说，叶赛宁这样对革命失望的人，以后也有可能变成反动，“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他教育青年要改造思想，以免成为跟他们一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