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去世的那天上午，我正好去《世界经济导报》，具体是为了什么事情，我已经记不清了。当时，因为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与《导报》正在进行当代中国宪政改革计划，我常常去《导报》办事。我既是《导报》的特约记者，又代表研究所出面主持这一计划，而《导报》方面主事的则是张伟国。伟国在京城是消息灵通人士，胡耀邦去世的消息就是他告诉我的。我记得当时我听到消息后，心中猛一惊。但是，在我的意识深处是没有想到要立即打算作什么事情的。后来围绕胡耀邦去世出现的一连串事情，既有必然性，也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回到我的南平房，我的心情就一直郁郁不乐，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当天晚上7点新闻联播之前，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住在这里的教师们。没想到，发生在南平房的事情惊动了中南海。
南平房是政法大学的一个具备写小说素材的绝好地方。这儿不仅有年轻的风华正茂的单身教师们留下的诸多风流韵事，而且当今的政法大学的大批教学、科研骨干都来自南平房。发生在1987年的"分房风波"在政法大学的历史上是十分稀罕的校史故事。1989年之后，政法大学的悼胡时间、游行事件、"占领"新华门长达数十日，其源头都在南平房。
1983年，前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1986年，基于学校扩大的需求，这个学校更名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大多被动员留校当老师，我记得当时的校长对我说：要不惜代价"买鸡下蛋"。不惜代价的举措之一就是任何1986年留校或者分配到政法大学的教师，都可以得到一间房子，不管是否已经结婚。在北京，新分配的大学教师得到这样的待遇是十分罕见的。政法大学的这一举措确实留住了大批人才，但是也为自己埋下了"地雷"。
首先是早已答应分配给这些青年教师的住房没有及时分配到他们的名下，而且一拖再拖，最后导致这些青年教师与校方摊牌。这些总数有60－70人的青年教师拟定了一个两阶段的斗争策略：第一阶段：实行集体罢课；第二阶段，则是按照策划好的行军路线到天安门和新华门静坐。（1989年"六四"期间，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们"占据"新华们数十日，终于将1986年的计划付诸实施了。）第一着刚一出台就几乎使政法大学的教学瘫痪，这些年轻教师几乎承担了大学本科、函授以及研究生课程的大部分，如果罢课，这所大学的教学基本就瘫痪了。当时的校长在党委书记的监督下只得舍命与教师谈判代表签署了"城下之盟"，而且，在协定中还被迫答应：如果在规定的交房日期之前没有交钥匙，校方要被罚款，作为这些青年教师的防暑降温费，而见证人是当时的司法部教育司司长。
1989年，南平房住的大多数是光棍汉，平房的地理优势适合交流、串联，一呼百应。大家的资讯和感情交流几乎没有什么障碍。当天7点新闻联播过后，我的房间里专为聚会购买的转角沙发上就坐满了几乎与我心情一样的人。而仅一门之隔的邻居，号称对政治问题"从来不感兴趣"、后来带领青年教师"占领"新华门的北大校友吴仁华（他与我是北大分配过来的仅有的两人）从我回来后就几乎没有离开过我的房间。在打破沈默后，一个悼念胡耀邦的行动方案很快出台：隔日下午1点，不管人数多少、"风雨无阻"地在教学主楼前集合，向天安门进发。为此，一个相对细致的分工方案也很快通过：XXX负责撰写海报，并将之贴在大学布告栏的醒目之处；XXX负责联络参与人员；XXX、XXX负责扎花圈。
第二日中午，约有十多位青年教师，加上上百位闻讯赶到的政法大学学生加入了从政法大学到天安门广场的长达将近12公里的步行送花圈悼念胡耀邦活动。一辆小三轮车载着南平房教师们连夜制作的花圈，不知谁还在花圈上吊了一个"小瓶子"。这样，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之后的第一起集体游行事件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师生们得知政法大学师生已经到达天安门后，他们急忙将"中国魂"的巨幅标语连夜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而参加北大横幅制作的前北大学生、政法大学教师刘苏里第二天从北大匆匆赶回政法大学对我说："我真没有想到政法大学走在最前头。"
在绝食开始以前，政法大学一直走在这场运动的前列。胡耀邦追悼会、"4·27"游行、对话团、高自联等政法大学的师生几乎扮演了主力角色。这使政法大学在"六四"在北京的声誉飙升。在这之前，北京人大多知道政法学院，而不知道有政法大学。（4·27游行之后，中国历史博物馆曾经派人到政法大学，商量将政法大学在"4·27"大游行中打出的写有中国宪法第45条的巨幅招牌收进博物馆收藏。）就在绝食开始前的两天，政法大学党委派人到我住的南平房4号，通知我立即到党委办公室。我到政法大学为人师表之后，从来没有与党委办公室有过往来，这使我颇觉意外。到了办公室时，当时的党委副书记解战元立即告诉我，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先生想约见我就当前的学运事态聊一聊。一个法大的年轻教师，如何能够惊动阎明复先生？在第一次出面斡旋的晚上，我有机会见到另外几个一直在统战部和学生之间奔走的知识份子，他们是郑也夫、李肃、周舵。他们告诉我：悼胡事态演化为严重事态之后，阎明复找他们谈话，探讨化解之道。他们建议阎明复找几个在大学中对学生有点影响的青年教师谈谈，我的名字，就是他们开给阎明复的。
斡旋之初：绝食开始
与阎明复的聊天没有开始，我便通过另外一个机会与阎明复照面了。时间是在学生绝食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当时，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全体所务委员正在《经济学周报》开会，研究研究所内部事务。在这以前的4月底和5月初，研究所已经确定了对学运的大致应对措施，多数所务委员被要求继续贯彻执行职责范围内的分工事务，《经济学周报》也被要求摆脱前一阶段学运的影响，继续致力于塑造其专业形象。只有我与王军涛的工作分工可以说与学运有关系。会议完成半数议程后，会议室的大门被猛然推开，我们看到的是气喘吁吁的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郑也夫先生。他的急切，使他忘记了向房中的主人打招呼，对其他人他也视而不见。看见我之后，他说："阎明复要找你！"接着又对军涛说："还有你！"待他点完名之后，这才平静下来，开始对陈子明解释事件的原因。他说：学生已经决定绝食，事态非常严重，阎想找办法将事态平息下来。但是，陈子明仍然坚持要将研究所的所务会议开完，郑也夫坚持说："必须马上走！汽车就在外面等着！"我们打开门一看，一辆统战部的至少可以容纳20人的豪华考斯特就停在报社大门外的胡同里，马达仍然在发出低沉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陈子明决定我与王军涛等先行离开报社，其他人继续开所务会议。
汽车载着我、郑也夫和王军涛等人马上离开了报社。时间是傍晚时分，汽车经过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看得十分清楚。透过车窗远远望去，在广场之间，有黑压压的人群，那大概就是绝食的学生和业已形成的观众包围圈。汽车没有在广场上作片刻停留，而是经二环路很快地来到位于蓟门桥西南角的政法大学。在政法大学的正门，我跳下汽车，按照预先从郑也夫那儿得到的吩咐，到政法大学去找所有我能够找到的学生领袖。很幸运，离停车地点只有一百码左右距离的对话团正在办公楼的顶层举行会议，我从里面将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请出，当时，我并不认识他，他因成为媒体曝光率很高的高校对话团团长而声名鹊起。此外好像还有对话团秘书童屹以及其他学校的对话团代表。我们几乎是没有停留地上了汽车，然后，汽车又向人大和北大方向开去。至于这辆大汽车中最后坐了哪些人，我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汽车将我们载到离天安门不远的中央统战部的礼堂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统战部的大礼堂中间的会议桌和周围的凳子上已经坐满了从四面八方请来的人。他们几乎都是周舵和李肃等人请来的。这些成员包括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对话团代表、高自联代表、还有头上扎着绝食标志的绝食学生以及我认识的知识界代表。最初与阎明复接触的郑也夫、李肃、周舵也在其中，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出场的有王军涛和我。此外还有团中央、全国青联等官方代表。会议主持人是在整个斡旋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后来被开缺的阎明复先生。
透过整个斡旋过程，我可以感觉到斡旋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生的："4·26"社论的发表，标志中共党内对学运的强硬路线占了上风。当时，这一社论并没有解决事态，反而导致了"4·27"大游行，"4·27"大游行的胜利，实际上是中共党内对待学运强硬派的失败。
在这种情形之下，赵紫阳通过对亚行代表的讲话，将学运的基调重新定位，一时，公众舆论反映良好，学生甚至开始复课。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内强硬派被迫将处置学运的主导权交给开明派。
但是，党内开明派接手处置学运的好景实在太短。绝食事件的发生，使中共党内开明派处置学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而1989年5月13日在统战部礼堂召开的"斡旋"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党内开明派处置学运危机的开始。
赵紫阳以及阎明复等将处置学运的主导权拿到手后，他们的前几手较快地缓和了学生、知识份子与当局的紧张关系。他们得分确实不少，但是，由于否定"4·26"社论和直播对话两条没有得到解决，赵紫阳和阎明复实际上接手的是刺手的玫瑰。
在学生方面，他们坚持彻底否定"4·26"社论是他们无法后退的底线，而赵紫阳、阎明复等中共党内开明派虽然被推向直接面对学生，但是，他们手中的权力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要求，来自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方面的压力增加后，"直播对话"这一条事实上已经满足，只是因为当时决定对话的时间太仓促，没有让天安门广场上的绝食学生亲眼目睹。这使"斡旋"从一开始就面临必然失败的命运。从而最终酿成了许多中共党内开明派、知识份子和学生的悲惨命运。
在当时，中共处置学运的游戏就像打擂台赛，谁打输了，谁下台。第一个回合，是以"4·26"社论为代表的强硬派出场，第二回合是赵紫阳的"亚行讲话"。当赵紫阳、阎明复等中共党内开明派不能将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在苏联总统戈巴契夫访华之前请出广场，他们实际上已经输了，然后又该轮到中共党内强硬派上场玩第三回合了。
在斡旋的过程中，阎明复先生从头到尾在前场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他身边经常闪现的影子还有李铁映以及团中央、全国青联的负责人。据我观察，阎明复先生当时直接向赵紫阳汇报"斡旋"事态的每一步最新进展。这也许是他后来下台的原因。而同样处于"斡旋"情景中的李铁映以及其他成员却有惊无险。
第一次斡旋的结果如同阎明复在开场白中讲的那样，他只是代表中央书记处来听取大家的对时局的意见。至于要想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根本没有可能。当阎明复坐下来听取了学生们的要求后，他立即意识到当局与学生的诉求之间的距离太大。对话代表团的成员们、绝食团的代表们坚持的是否定"4·26"社论和直播对话这两条，如果不满足这两条，绝食就要进行下去。尽管阎明复曾经象征性地尝试询问到底应该对学运如何定性，但是，学生们在坚持学运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一点上坚持不得有丝毫的退却。当时，阎明复根本无法解决学生们提出的上述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点，阎明复先生充其量只能是向上面反映大家的意见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党内开明派说服学生从天安门的绝食场退出几乎是枉然。
在这次会议上，王军涛和周舵等知识份子代表已经明确地指出：如果当局和学生之间无法达成妥协，学运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将无法控制，将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危机。
二请斡旋：戈氏访华之前
戈巴契夫访华是中苏关系的重头戏，受全世界瞩目，也可以说是邓小平外交的绝笔之作，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中苏外交置于比处理当时的学运还要重要的地位。尽管在第一次"斡旋"之后，赵紫阳、阎明复等人没有在处理学运问题上有任何重大进展，但是，戈巴契夫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再次给赵紫阳、阎明复提供了担纲解决学运的机会。这是当局开始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斡旋"事件的大背景。在这次"斡旋"中，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真是煞费苦心，后来被中共当局逮捕、监禁、判刑以及批判的许多自由派知识份子成为阎明复邀请的对象。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中共上层像阎明复这样对待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实在不多见。这也是被学运逼出来的。
我已经忘记这一次我是如何进入统战部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毕谊民先生不知从哪儿找到我，见到我的时候，他说已经找我有一天时间了，然后很快地用车将我直接送到统战部大礼堂边的小会议室内，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穿过礼堂的时候，我看到的礼堂已经完全不是我第一次来这儿目睹的井然有序的样子。这儿到处是散乱的凳子和桌子，上面有未吃尽的食品，还有躺在凳子上打鼾睡觉的人，他们像是在这儿"斡旋"了一整天时间。
到达统战部的时候，我只说我的名字，便被大门卫兵放行，但我不知道是谁要找我，到底要我来这儿作什么？进入房间后，我看到电视上正在播出阎明复等中共领导与学生的对话，这说明当时阎明复不在统战部。由于上层决定直播的决策过程具有突发性，广场上的学生几乎都不知道直播的事情。尽管中共当局已经作出了相当大的让步，但是，由于学生的另外一条关键性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从广场上撤退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这儿到处是稀松散乱的人群，没有人组织，人群分散在大礼堂、小会议室和过道里，只见到对斡旋起很重要作用的陶斯亮，她当时好像是统战部一个叫知识份子局的局长，她认识周舵，在两次来统战部后，我们之间也就算彼此认识了。这次与她谈话时，我在无意之中告诉她：在中国政府的眼光里，我们这类人不属于"白道"上的朋友，而是"黑道"上的对手。我心中纳闷的是：为什么当局连这些事情都忘记了？从统战部的慌乱场面中，我似乎第一次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我进入小会议室之后不久，这儿的工作人员开始清场。很显然，他们内部有一个名单，陶斯亮和这儿的工作人员开始按照这个名单决定哪些人应该留在统战部的小会议室，哪些人则不应该留下。待清场完毕，房间里面剩下的人只包括周舵、李洪林、包遵信、于浩成、董XX等后来倒楣的清一色的我认为是"黑道"上的知识份子代表，大约有15人左右。一会儿，李铁映推门而入，他在与每一个人握手之后，只是说谢谢大家。我记得李洪林、包遵信等当着李铁映的面，措辞强硬的谴责政府不应该固守"4·26"社论的结论，从而导致学生在戈巴契夫访问的时候，学生们仍然占据天安门。而李铁映则是针锋相对地站在维护"4·26"社论的立场与他们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辩论。随后，李铁映离开这间会议室。到位于过道尽头的电话间打电话。
我第二次去统战部，似乎只看到知识份子"斡旋"的一个尾声。而李铁映的握手道谢似乎是在向当时"斡旋"的那些自由派知识份子说"再见吧！斡旋！"在当天晚上，只是在李铁映握手道别之后，我见到从外面匆匆赶回统战部的阎明复。在目睹陶斯亮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之后，我看见陶斯亮的脸色立即沉下来，我很快发现在她的脸上笼罩着一种不祥之兆。此外，阎明复几乎没有时间与小会议室内外尚在的"斡旋"代表打招呼，而是直接到走廊尽头的一个电话间，在那儿跟一个似乎比他职位还要高的人打电话。我经过这个电话间的时候，只听到他在电话中似乎在以请求的口吻说："请多准备一些担架！"
从李铁映下逐客令似的一一握手道别，到我看见的陶斯亮的脸色，最后到阎明复在电话中的哀求，我预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局已经决定在这天的□晨3、4点钟学生处于最疲劳的阶段进行强制清场。
知识份子和中共党内开明派在戈巴契夫访问前夕的合作--"斡旋"就是在这样一种情景中一步步走向失败的边缘。
从统战部出来，已经是□晨1、2点钟。我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现场看了一下，这儿的人们都已经知道当局要强迫清场的消息。尽管如此，他们没有撤退的打算，他们仍然在等待着！
斡旋尾声：最后的出击
预定的清场最终没有发生。欢迎戈巴契夫的仪式改在机场举行，代替了原定在人民大会堂大门外举行的欢迎仪式。在中共党内开明派与强硬派的较量中，开明派再次以弱势取胜。李铁映虽然已经与"斡旋"代表们"道谢再见"，但是，在戈巴契夫达到中国之后，阎明复再次出场。上午他陪同赵紫阳接见了戈巴契夫，在中午，他手中端着盒饭再次出现在集中了斡旋代表的统战部礼堂及小会议室之中。
在与阎明复的接触中，我们不止一次地问阎明复：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到学生中去直接争取支持？为什么赵紫阳就不能公开站出来否定"4·26"社论？为什么赵紫阳不能直接出来向大家作解释？阎明复每次都以婉转的语气告诉大家：这些事情他都想作，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
当赵紫阳在电视中告诉戈巴契夫中共党内邓小平垂廉听政的秘密时，我预感到赵紫阳与邓小平摊牌的时候到了。我对一起与我们观看电视新闻的阎明复说：这是否说明赵紫阳已经作好出击准备？在阎明复听到赵紫阳的讲话之后，他并没有特别的表情，他只是告诉我及在场的其他人：中共党内确实是曾经决定让邓小平在退休之后继续掌舵。
在赵紫阳道破邓小平垂廉听政的秘密之后，民间反邓声浪高涨，中南海之内的权力斗争开始向一个新的阶段发展。这时，阎明复的表面沉静已经丝毫掩盖不住他内心深处的翻江倒海。与此同时，他从不断请来的老师和学生代表口中知道绝食学生已经准备自焚。在这种情况下，他采取了其最具冒险的举动：他要参加斡旋的老师、学生领袖和知识界代表带他去天安门广场。在请示了最高层之后，他的请求很快获得批准。虽然统战部离天安门广场很近，但这时已经无路可走，我忘记了这辆豪华考斯特面包车是如何从禁闭的紫禁城窜出，经过天安门金水桥，然后闪电般地进入了天安门广场。车上的20多个"随从"为他打开了一条通往学生广播站的通道，似乎是从病房里跑出来的在学生中已经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吾尔开希为阎明复请求学生们安静下来，让阎明复给大家讲几句话。神情激动的阎明复在广场用扩音器大声向学生们喊道："那些没有见到同学们状况的人应该亲自到天安门来看看！"这句话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讲的是哪些人，接着，他几乎是歇斯底里地向学生们请求说："请同学们给我们点时间，我想大家的要求最终会被满足的。""如果你们不信，我可以与你们一起回学校当'人质'！""我请求你们珍惜年轻的生命。""请你们撤出天安门！"
阎明复流泪了，他的真诚和奋不顾身感动了许多人。在场的许多人也跟着他流泪，吾尔开希这个说过99个人服从一个人的前学生领袖也流泪了，他也以几乎哀求的口吻向学生们说："请大家答应阎明复的要求。"但是，阎明复旋风只在广场喇叭能及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然后很快被新的一浪激进的要求取代，新的"指挥部"和学生领袖又在那儿发出新的继续固守天安门的指令。广场又被新的新闻事件所笼罩。
阎明复的天安门之行几乎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绝唱。在阎明复讲完他的话之后，他便迅速地消失在广场上的人海里。我没有随这辆汽车重新回到统战部。在这之后，我曾经也想再次尝试做点这方面的工作，但是，陶斯亮问我："你是否知道你带来的学生领袖在他回到天安门广场后是否还是学生领袖呢？"我几乎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直到最后，阎明复这条线仍然在尝试发生效应，但是，他们最后发现：不知道要与谁对话了。
还斡旋以公道
1989年之后，尽管中共内开明派经手"斡旋事件"的人，如赵紫阳、胡启立、阎明复等人统统下台，而介入这一斡旋事件的体制外自由派知识份子也大多被逮捕、拘留、审查或者逃亡，但是，他们仍然饱受了种种责难甚至非难。
一些激进派学运人士不仅看不到这一事件的意义，而且指责"斡旋"事件是这些自由派知识份子"别有用心"。而另外一些对"斡旋"事件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的人却在那大叫这帮"精英""实在太笨"，失去了大好机会。
斡旋事件的实质是中共体制内的开明派与体制外的自由派的合作事件。它是1949年之后中共党内开明派与体制外自由派力量合作的典范。这一合作的失败，主要归咎于中共党内顽固派和保守派的力量过分强大。
推动中国政治发展最具理想的模式是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与体制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合作。1978年之后，这种合作一共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1978年末至1979年初，邓小平成功地利用民主墙打破了中共权力均势，从而使政局出现了有利于他的局面，最终将华国锋赶下台，邓小平奠定了他的所谓"第二代核心"的地位。
第二次则是1989年的统战部"斡旋事件"。"斡旋事件"的出现是中共当局强硬派和开明派围绕处置学运出现的力量均势的产物。为了打破中共体制内的这种力量均势的局面，中共党内的开明派被迫向体制外力量寻求力量资源。一些激进派学生领袖天真地认为：为了保持学运的纯度，不能让学运与中共党内斗争沾边。这种不顾中国政治发展现实，抽象地强调民间力量的纯度的浪漫主义是导致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的一大因素。这种保持学运纯度的浪漫主义的另一面是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使他们即使在明显地看到中共党内开明派在天安门广场振臂高呼寻求支援时，他们也不愿意对自己的主张作任何的妥协；这种激进主义导致了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而不是双赢的结果。
斡旋事件的失败，不仅暴露了中共党内开明派力量的弱小，青年学生的对民主自由的浪漫主义情调和激进主义心理，也暴露了中国体制外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弱点。事实证明：在社会发展的紧要关头，各自为战的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在1989年，真正能够对学生群体起到影响作用的是组织化的自由派知识份子群体。
说明：由于时间和记忆的关系，这篇文章只是大致地回忆了发生在1989年"六四"之前在中央统战部与阎明复以及其他知识界人士进行"斡旋"的简单情况，我无法肯定事件具有百分之百的精确性，甚至不能确认三次斡旋的准确日期，欢迎朋友们校正。
本文选自明镜出版社出版的《浴火重生：“天安门黑手”备忘录》。该书记载了中国的一群人、一组团体；它围绕着一个重大事件：1989。1989事件并未结束，它还没有进入历史，它还在等待正义。它甚至还未曾被事件发生国的人们公开谈论，公开评判，甚至事件中死伤的确切人数至今还笼罩在沉沉黑幕之中。且看这些当年被指为“天安门黑手”者的备忘录吧：您不仅可以看到1989年民主运动的关键人物和重大事件的真相，而且可以从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和所作所为了解到这一事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思想方面的历史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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