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8日,田家英在《解放日报》发表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受到毛泽东的好评,毛泽东还专门找田家英谈了话。1948年,经过胡乔木的推荐,田家英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直到他1966年死难为止,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从骨子里说,田家英是一个书生意气很足的人。他给毛泽东当秘书多年,对于国家和党内的核心机密,所知甚多,他却没有能够从中悟出政坛上的进退荣辱之道,没有在风云起伏中变得应对自如,立足于不败之地。相反地,他的正直,他的刚烈,他的鲜明爱憎,使他一再地受到指责,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冲击波中自杀。
深受器重田家英的工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是多方面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毛泽东要致开幕词。陈伯达给毛泽东准备了一个讲稿,毛泽东没有采用,嫌其文字太长离题太远。开会日期很近了,毛泽东要田家英起草一个讲话稿,田家英用了一个通宵写出来,毛泽东首肯以后,又经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修改审定。毛泽东的开幕词有一句话：“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流传很广,影响很好,就是出自田家英的手笔。会议休息的时候,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这个开幕词简短有力,鼓舞人心,写得好。毛泽东也很赞赏地说：“这不是我写的, 是一个少壮派, 此人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这样,幕后的英雄,被毛泽东推上了前台。60年代初, 田家英向毛泽东建议说,许多农村工作干部,不会做工作,应该起草一个农村工作条例。毛泽东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田家英参加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村工作“六十条”,对纠正大跃进运动以来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产生了积极作用,毛泽东高兴地说：“‘六十条’的发明权在田家英。”此外,田家英在处理群众来信上,在深入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上,都作出很好的成绩。毛泽东对他评价很高。1958年,中共中央号召干部下放, 有的省委书记要求毛泽东把田家英下放到他们那里去。毛泽东不答应,他说,“我是主张干部下放的, 但是田家英不能下放。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言行不一。”裂痕产生田家英崇敬毛泽东,但是,他的头脑比较清醒,没有陷入那种盲目崇拜和造神运动当中去。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深刻地了解毛泽东,对其长处和缺点都容易看得清。从50年代后期,他对毛泽东的方针有所怀疑,对毛泽东的为人也有所批评。在庐山会议前期,田家英和胡乔木、李锐等人一道,是支持会议的反“左”基调的,对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言行,表示了明确的支持。在庐山田家英还说,他离开中南海的时候,准备向毛泽东提3条意见：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后来,庐山会议风向大转,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田家英也被揭发出有“右倾”倾向和一些言行,受到冲击,毛泽东出面保护了他,使他安全过关。但是, 思想上的裂痕,却从此产生了。
田家英多次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但是他实事求是,在某些时候,他从现实调查中得出的结论,与毛泽东的看法有分歧,他也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肯随声附和。
比如说开完七千人大会以后,田家英奉毛泽东指示到湖南的几个地方去作农村工作调查。毛泽东本意是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却发现,农村中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呼声很高,很迫切。回到北京以后,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了上述情况,认为实行包产到户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刘少奇表示赞同,并且委托田家英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从实际调查中得出自己的认识的田家英,不肯屈从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下,给中共中央起草了《恢复农业生产的十大政策》,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不搞“一刀切”。结果,毛泽东严厉批评田家英说,回到北京以后不去修改“六十条”,却去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几次点名批评田家英。毛泽东把“单干风”看做是修正主义路线的重要表现,在原则问题上,他对于田家英毫不留情,刘少奇则在会上替他说了一些话,使气氛得到缓和。田家英向毛泽东作了检查,但是,和在庐山会议上一样,他只检查自己的“错误”,不涉及他人, 不推卸责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制订《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即“前十条”,没有找田家英参加。
同年9月,刘少奇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决定》（“后十条”草案）,田家英却应刘少奇的要求参与其事。两个文件之间的差异, 也是两个主席之间的差异,田家英离毛泽东的思路越来越远。田家英的书生气,田家英的正直,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的《海瑞罢官》有问题,要进行批判的时候,毛泽东要田家英读一下《海瑞罢官》剧本,并且提出自己的意见。田家英看过剧本以后,他没有附和江青的说法,而是向毛泽东报告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阴谋。1965年秋天,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田家英、胡绳、关锋等人谈话。毛泽东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此语一出,四座皆惊。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陈伯达,急忙讨好江青,把毛泽东关于“要害”的论断转告江青。田家英在整理和订正毛泽东杭州谈话的时候,却有意删除了这一段论述,以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件事被江青、陈伯达抓住不放,给田家英定了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横加迫害。田家英因为《海瑞罢官》的问题得罪了江青,这位刚直不阿的“书生”,又因为对“顶峰”论、“最高最活”论的批驳而惹恼了林彪。这是1965年6月29日的事情。罗瑞卿召集有关人员,讨论为总政治部编印的《毛主席语录》所起草的再版前言。前言中写入了林彪“发明”的毛泽东思想“最高最活”,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的提法。罗瑞卿对于这些提法都是有看法的, 为了慎重起见,罗瑞卿当场打电话给具有很高理论水平的田家英,询问这些提法对不对。田家英明确地回答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也不好翻译。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既然有最高,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既然讲活,就会有死,难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都是死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以后不能再发展了？田家英的这些话,在罗瑞卿被批判时又被揭露出来,田家英反对毛泽东的“罪行”,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还有,就是陈伯达对田家英的诬陷。陈伯达的政治野心,随着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而日益膨胀。陈伯达和田家英一样,在庐山会议上都是支持反“左”,支持彭德怀等人的意见,都是差一点儿就要翻船的,都是经过毛泽东的保护才得以幸免于灾难的。但是,两个人从中得到的教训却不大相同。田家英由此加强了自己的独立意识,逐渐离开毛泽东的轨道。陈伯达却学乖了,心想摸到毛泽东的脉搏,迎合毛泽东的想法,得风气之先,赶在别人前面。
因此,他常常向田家英询问,毛泽东在读什么书,讲了什么话,刺探风向。田家英对陈伯达的这一套很反感,公开地表示对这种行为的鄙视。还有,陈伯达和田家英分别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的主任和副主任,陈伯达对研究室的工作却经常撒手不管,田家英把工作领导起来,陈伯达却污蔑田家英越权,田家英不能忍受这种污蔑,与陈伯达当面对证,这使陈伯达对他的仇视更加深了。
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田家英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走上绝路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田家英也被划入批判对象,被停职反省。5月22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 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明天搬出中南海,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
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这一关,无论如何是过不去了！
这一天晚上,开完会,已经很晚,田家英连夜清理文件。满腔悲愤的田家英对妻子董边说,“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坏人会有什么好下场！”正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在深夜里刺耳地响了起来。田家英拿起电话,说了几句话,是戚本禹傲慢地要他办理工作移交手续。戚本禹本来在田家英的领导下,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做过信访工作,因为一篇调查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注意。现在,趾高气扬的戚本禹,要来接替田家英的工作,好不得意！田家英盛怒之下,没有等他说完话,就把电话摔了,“他算个什么东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要我去签字,我偏不去签字！”5月23日上午,田家英在中南海内自杀身亡。他的临终遗言是：“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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