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了,终于憋不住热泪长流

按年初约定,“五、一”七天长假期间,我去成都参加大学同学聚会。

参加聚会的30多个同学中,大部分混的还算不错:在学校任教的,都是高级职称了,加上兼课、兼职的收入、或开办公司的创收、或写东西的“润笔”等等,日子过的都很滋润;下海经商的是四个,由于都是中途转行,也都没有什么背景,虽然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比起内地一般工薪层来说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是学经济的,且不说学的那种“经济学”究竟有多“经济”,但毕业后也是混官场的多--有20几个吧,大多数都春风得意,一大半混到了处级,其中四人官至厅级。

毕业后留成都工作的同学最多,有二十几个;也混的最好,多在官场走动。同学聚会,自然是他们操办了。

同班同学,天南海北,多年不见,偶尔聚会,自是隆重。在成都的所谓“富人区”--南郊一个“XX湖休闲渡假庄园”包租了两栋别墅。在成都读了四年书,哪儿的景点没玩过?所以哪儿都不去,就窝在“庄园”里,吃大菜、喝美酒、玩麻将、斗地主”(自然都是有钞票刺激的),摆“龙门阵”,瞎聊“时局”,破喉咙烂嗓子的乱吼卡拉OK,自然还少不了照像、摄影留记念的……。

就这样,我们不分昼夜、有天没日头地折腾了整整三天。

临了,自然是按惯例相互祝福,依依话别。

以上所述,不是在记流水账。它与我随后的所见所闻形成的强烈反差,让我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以至于让我这个素来被人称作“冷面人”、数十年眼中没流过水的汉子热泪长流……。

那是5月8号的下午,由于节后我在成都有公务要办,同学聚会惜别后,我即转住进市区一家宾馆。一杯茶、一包烟,懒洋洋地倚靠在沙发上养神。打开电视不停的换台,40多个频道多是“大辩子”电视剧和俗不可耐的广告。

转到“四川电视台”4频道,刚好开始一个30分钟的记实节目:成都一个夫妻双下岗的四口之家,丈夫长年卧病在床无钱医治自生自灭,妻子受街道办事处照顾承包一个收费厕所,一早一晚还要兼做一段街道保洁工,除了上缴各种费用每月有四、五百元收入。幼时遭车祸落残疾的大女儿正在读初中,因此而准生的二胎是个一身稚气的男童。

电视画面回放:

--区环卫局要收回那个收费厕所:“我们很同情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我们自己的职工也要吃饭,实在是爱没能助”。妻子(上述四口之家唯一能挣钱养家的主妇。下同。)泪流满面,不知所措的自言自语:“这可咋办,这可咋办……”。

--把亲生儿子送进儿童福利院:妻子涕不成声:“我大女儿就是因为我们送不起幼儿园、也无法照看才出的车祸、落的残疾;我不能让小儿子再落这样的下场。我也养不起他,更没法儿让他上学,不能眼看着孩子饿死”。“看谁家能收养他,也给孩子个活路。”她双手紧抓福利院紧紧关闭的铁门悲痛欲绝,眼看着只有四岁的孩子一步一回头撕裂心肺的哭喊:“妈妈,妈吗……”!

--女儿丢自行车挨妈妈打:放学回家的女儿流着泪说:“妈妈,我今天犯了大错,自行车被人偷了”。妈妈:“啊!怎么得了,怎么得了。这是我们家最值钱的东西,还是居委会XX阿姨给你买的……”一掌又一掌的抽打着残疾的女儿。

--“不想爸爸,他们要卖我”。记者问被送进福利院的小儿子:“想你爸爸吗?”孩子两行热泪:“不想爸爸,他们要卖我”。在家里,女儿声嘶力竭的对着妈妈哭叫:“弟弟那么小,你们把他送人,太狠心了”,“生的起养不起,生他干嘛”,“要走该我走”……。妈妈热泪盈眶,无言以对。

--“妈再不卖你了,再不卖你了”。妻子不时去福利院,双手扒着大门、望眼欲穿,试图看到牵肠挂肚的小儿子,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揪心的哭泣。终于下决心要回儿子。她双手紧抱着孩子声泪俱下:“妈妈再不卖你了,再不卖你了”……。

--“今天吃好的了”!回到家里的小儿子,从邻居老婆婆家端出半碗剩菜,好象是米粉肉,一蹦三跳,兴高采烈。午饭,两个孩子用筷子在重新热过的剩菜碗里扒,妈妈挑出里边的肉抹送进孩子的碗里。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疲惫不堪的妻子双手抱着扫把坐在绿化带的石拦杆上:“我真累啊,每天要干十多个小时,夜晚干到夜深,天不亮干到日出,还要照管孩子和病人。”“他们要把厕所收走了,我们一家靠什么活啊?”两行热泪,涕不成声:“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呢?”

看完这篇30分钟的电视记实,我良久无语,思绪万千:

我们喝的那20瓶“五粮液”值七千元钱,除了代来神经兴奋,胡言乱语之外还有什么价值呢?要是这7000元钱帮助了这个家庭会怎么样?

我们那每天两顿的聚餐,满桌美味佳肴总是剩下大半,这会让那个不谙人世美丑、刚从儿童福利院里接回家的孩子会如何地惊喜若狂而又目瞪口呆呢?

如果把这个在成都、在全国还有许许多多境况相似的家庭,与那些动辄贪污受贿成百上千万、一赌千万金而面不改色的许许多多的官员们放在一起对照一下,会让那些“仆人”们多少有些良心的发现吗?

改革搞了近30年了,国家财政收入从2千多亿增至去年的2、6万亿。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的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建立不起来,象征贫富对立的基尼系数一增再增,已达到和突破了警戒点;而另一方面国家行政支出却以每年25%左右的增速翻了好多翻,仅去年官员们的出国费和车辆费就达7000个亿?

如此这般,各地官府除了官员加薪不段搞,还要竞相实行什么“阳光工程”,比如北京的“3、5、8、1”(科以下加3000,处级加5000,厅级加8000,市级加10000),再搞个什么 “车改工程”,又加上1000到6000……,花样百出,自己立规矩给自己加薪,谁来监督、谁来制约呢?

而据国家有关部门测算,将中国农村所有孩子全部免费教育,也就需要100--400个亿,为什么就搞不起来呢?

稍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次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侧重效率,产生和拉大个社会阶层的差距是必然的:国家财政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也就是“二次分配”,它的分配原则是公正,应该注重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和保障包括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的财政“再分配”功能是什么呢?难道就是各项行政性支出数十年来年年高速增长,越来越多地耗费在官员们的屁股上(车),眼上(公费出国旅游)和嘴上(巨额餐费)吗?

所有上述常识性的东西的正确实施,绝不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主要当权者是否“亲民”所能从根本上解决得了的,它需要制度来保障。比如财政预算的编制通过,在民主体制下,是要代表各社会利益阶层的议员们严格审议、横挑鼻子竖挑眼才能通过的。教育、医疗卫生基金和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少一点就会引起喧然大波。再穷和再失业的社会弱势群体一般不会为吃饭、看病和受教育而不勘重负。如果出了问题,议员们和官员们是要被轰下台的。致于政府官员们加薪,那是议会审议才能决定的,政府自己决定给自己加薪,在民主体制下就是“天方夜谈”。一不小心,议会通过决议要你官员减薪你也不得不执行。我们的体制有这个功能吗?

议会所通过的预算,要有专门的监督制约机制,也就是审计署、审计局之类的机构。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机构。不过民主体制下它是设在议会的,政府管钱,议会(审计署)管管钱的人,体制外监督制约体制内的,没事它还想找事呢,你赶乱花钱甚至贪污吗?在我们体制下,审计机构却是设在政府的,在同一个省、市、县长领导下,这个机钩如果能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话,就象一个人的左手能废了自己的右手一样,肯定是天大的笑话。

看了四川电视台这个记实节目,我为这个记者及其编辑的人性和良知而深深感动,在作为“喉舌和工具”的新闻媒体界,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同时,我又为这个节目对这种越来越常见的社会悲剧,没有也许是不能透过现象从体制上挖掘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深层次症结所遗憾。为此,我越来越感到这句话的真缔:“思想与信息的自由流动是自由的生命线”!


九派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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