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国定居多年生活安逸
傅作恭原本留学国外，新中国成立时已在外国定居多年，生活稳定安逸。五十年代初，出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多次动员他回国报效，参加社会主义大建设。于是，傅作恭听从哥哥的话，回到北京，供职于水利部。后来，傅作义的老部下、起义将领邓宝珊出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打算兴修水利以改变甘肃贫穷落后的面貌，但专业人才奇缺，便向老首长傅作义写信求援，希望助其一臂之力，调拨一二人才。
当时甘肃生活很苦，也很落后，实在难觅高级水利人才。傅作义作为水利部长，觉得支援甘肃水利建设，无论于公于私，均义不容辞。大概支使不动别人，便动员弟弟傅作恭前往援陇。抗战期间，兰州是大后方，傅作恭曾与母亲在兰州住过几年，对兰州也有一点感情，经哥哥动员，慨然应允。一九五三年二月，傅作恭来到甘肃。鸣放时期，大概放了一点言论，划为极右分子，“享受”最高级别的一类处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
此时的傅作恭已经五十五岁了，这位山西大汉身材魁梧，国字脸，浓眉大眼二米八十以上的大个，一表人才，但个儿大消耗也大，一到文边沟劳改农场，粗劣的伙食加上繁重的体力活，很快就使他体力不支，身体迅速垮下来。大半生没受过苦的人，哪受得了这份里外夹攻的消耗折腾？于是，他只得向大哥傅作义救援，写信告急，述说自己饥饿难耐，劳动太重，顶不住了，希望哥哥伸手援救。但傅作义接信后，不相信弟弟所言，认为这是诬衅党的改造政策，乃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义正词严地回信训斥弟弟，教育他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云云。为此，傅作恭还遭到一场狠狠的批斗。至此，傅作恭绝望了。
被拉回来已死了两三小时
傅作恭死前，连续八天清晨五点半就得起床去背草掩，第五天上他因拉肚子实在背不动，难友高尔泰先生向管教干部赵来苟求情：“傅作恭是真不行了，我看见他拉的黑屎！”当时夹边沟农场已经出现大批右派犯人饿毙，拉黑屎成为“不行了”的一则信号。然而，这位管教干部却说：“我拉的也是黑屎！谁叫他当右派？他如果不是右派，就到北京住他哥哥傅作义的公馆，想吃什么吃什么，谁能管到他头上？傅作义与人民为敌，杀了不知多少人。傅作恭从国外回来，也不是个好东西！”于是，傅作恭被逼背着草免继续挣扎走了十几里路，因实在走不动，向赵来苟抱怨：“我实在走不动了，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事还允许申辩嘛！”赵来苟大怒：“我看你就是资本主义！”硬要傅作恭负重前行，傅作恭腿上没劲，寸步难行，无力迈步，赵来苟便叫其他犯人用草绳套勒着傅作恭的脖子，前后各拉一根绳子，逼着傅作恭背着草强一步步挪走，傅作恭往前倒，后边的人拉一下绳子将他拉起，若往后倒，前面的人拉一下绳子再将他拉起。三天后，傅作恭走到背草兔处再也站不起来，领工的干部舍不得多费劳力为他，便找来一只草笆子，把傅作恭放上去，由一名劳教分子用绳子拉着，“多快好省”地硬是将傅作恭一路颠簸拉回住地。前兰州医学院教授、右派分子刘逢举过来一看：“已经死了两三个小时了！”
一九上八O年底，中央高层终于闻知全国大面积死人，派出检查团分赴各地，赴甘肃的检查团由监察部长钱锳带队，团员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及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长傅作义向周总理请行，得到批准后随团前往甘肃。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在场部听取汇报，傅作义插问：“这里有个傅作恭没有？”一位姓吕的教育股长答道：“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再问：“请问埋在哪里？”场长刘振宇想推托责任：“听说他可能跑了。”傅作义忍无可忍，怒目圆睁：“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五十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有些右派议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
傅作义深负愧疚悔不当初
毕竟，手足情深，此时已经六十上八岁的傅作义深负愧疚。到达夹边沟后，当他了解到这里严酷的生存条件，回想当时弟弟的求救信，自己非但没有伸手援助，还严词训斥，能不垂首饮泣吗？再说，若不是自己一封封信将弟弟召唤回国，再送到甘肃“发挥专长”，哪里会……老将军跌足捶胸追悔莫及。
据可靠消息来源，“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二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有六七百人，是个零头。”若您愿翻阅一下和凤鸣的这本《经历一一我的一九五七年》（钱理群先生有专评发于二OO四年五期《随笔》），就会了解什度叫真正的饥饿：因吃生麦子而胀死、一百公斤清漆被全部喝光、吃草根树叶、吃老鼠蚂蚱、生吃牛脑牛肉、掏吃死人内脏骨头、煮食死人大腿、一具尸体被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与一颗头颅……饥饿中的人际关系亦难以想像──
“哪怕举步艰难，也要自己挣扎着去打，如果让别人去打饭，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顾一切后果地打了饭抢吃个净光。对挣扎在死亡线人的来说，哪怕是被吃掉一两口也是不行的呀！因为这和了许多城菜子的面条虽然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呀！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谁都绝不放弃能带来生的希望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半日汤、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四个女伙伴，一向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可当时并不是没有粮食，并不是必须将粮食限定于每月十五斤，并不是必须让这么多人去熬度那鬼门关，而是“在管教干部心目中，劳教分子饿死若干个，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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