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四） ——八旗制度vs共产主主义；圈地运动vs强迫拆迁

满清入主之后，将中国大一统专制王朝的君主专制推向了极端。入关之初，清统治者就削弱了内阁的权力，雍正帝干脆废除了内阁-明朝经过两百多年发展起来限制君权的雏形体制，另设“军机处”，将军政大权不论巨细的收到君主手中，成就了全世界最典型的“朕即国家”体制。除专制政治体制创近代以前世界之最之外，满清一朝，还创了两个之“最”：一是专制民族压迫、杀人之最：强迫关内人民剃发易服，为之不惜杀人上千万，摧毁了先秦以来延续了数千年的华夏民族的衣饰和发式传统，专制到头发、到衣服，在世界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一是兴起了中国专制王朝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文字狱杀人整肃运动：仅乾隆一朝，就行文字大狱一百三十多起，平均一年两起还要多，其残酷狠毒程度，只有中共文字狱可与之“媲美”。

满清靠八旗制度发家，以八旗制度立国。其老祖宗努尔哈赤发明了八旗制度，并靠着这个制度鬼使神差地暴发起来。八旗制度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加种族压迫制。女真族本来以渔、猎为生，对农业、手工业几乎是个外行，后来这个民族逐渐发觉，周边的农业民族软弱可欺，用打猎的猎具来对付人，要比打猎滋润得多，要是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抢劫，几乎没有敌手。于是，八旗制度应运而生，“全民皆兵”，八旗制度一开始就是女真族抢劫杀人集团组织制度。随着女真各部的统一，八旗制度的扩张，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抢劫的收入不稳定，旗人又不懂生产，如何获取稳定的保障？于是入关的各旗的旗主就不再把抢劫地的人丁全部杀死，而是在掠走财、物的同时，大量的掳走汉族人民，数十万以上被掳到关外的人，被编入八旗“包衣”（奴隶）户籍，，成为各旗旗主、旗民的奴隶，被刀剑逼迫着为满洲（女真）人种粮食、养牲畜、造器具、建房子...基本上世代为奴。

入主中原之初，满清将八旗制度移植到关内，大搞圈地运动。满州人圈占华北大片良田，赶走汉族地主，强迫汉族农民做农奴，妄图以奴隶经济取代地主农民经济，要使汉族社会倒退回两千年前的奴隶社会。满清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大批逃亡，华北人民流离失所，良民为寇，铤而走险，但都捱不过八旗军的凶悍，以致冤魂塞垄、饿殍遍地。

由于八旗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落后，大批被圈占的良田收益低下，甚至长满野草。生产力遭受严重的破坏。眼见八旗制度圈地运动将来要把自己搞垮，满清统治者慌忙对圈地运动急刹车，经历满洲贵族集团的残酷内斗，康熙帝终于于1669年彻底制止了八旗制奴隶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张，这时已是满清入主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了。

制止奴隶制扩张后，由于八旗制度是满清的命根子，绝对不能革除，满清只好糟蹋纳税人的银子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八旗子弟，让这批不事生产丸绔子弟，成为特权阶层、中华民族的寄生虫，就像后来的中共“无产阶级革命家”、高干后代“太子党”、“衙内帮”。

中共是马克思主义邪教在中国的分支。马克思主义邪教披着无产者翻身做主人、解放全世界的迷人外衣，其实质却是集人类几千年来专制毒素于一身的超级巨毒猛药。中共这个邪教分支更是将中华五千年糟粕与马克思超级毒药结合起来，因此，中共的专制野蛮邪恶性超绝全世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邪党，恶贯满球，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邪恶轴心”。

中共打下江山之初，立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以极其狡诈的血腥屠杀来打造全方位超级专制体制。

共军节节胜利时，为了更顺利的夺权，中共大力呼吁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留下来为新生的“人民政权”服务，并承诺决不算历史旧帐。然而，中共夺得大陆后，立即撕毁宽待国民政府留用人员的承诺，以镇压“反革命”为名，大肆屠杀国民政府“留用”人员，以及一切与国民党有牵连的中下层人员，这些人绝大多数人被镇压，数年间杀人五百万以上。但极其狡诈的是，中共在大杀中下层人员的同时，对原国民党高层人士及一切国内外名人，“友人”却待如上宾，大搞“统战”超级欺骗术，将国民党“左派”、“民主”党派、爱国人士、专家、学者、外国政治家、名流骗得团团乱转，极大地迷惑了中外人心。中共夺权之初的滥杀，一如满清入关之后野蛮屠杀汉族人民、滥杀已放下武器的明朝官兵。但中共做得却比满清狡猾得多，满清杀害孙承宗、卢象升、史可法等名流，骂名昭彰，中共对民国高官显贵却是一个不杀，而狂杀普通的“历史反革命”。狂杀普通大众，以血腥恐怖建立了专政淫威，又因为杀的是普通人，难以为外界知晓，杀人的同时照样可以“婊子立牌坊”，屠夫披袈裟；通过优待高官名流，又可以扮足“革命人道主义”的超级伪善假面孔，笼络骗取国内外精英、政客为“人民”服务，支持“新中国建设”。

在“镇反”中，大批原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英雄居然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横遭杀害，这，连苏联共产党都看不过眼；而曾在“解放”前夕奋勇抢救世界有史以来最大海难“江亚轮”海难的救死扶伤的英雄张瀚庭，这个救了453条人命的船长，被民国的社会舆论普遍赞誉的人，被当地群众称为大好人的人，照样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杀害，这个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对中共一度抱有幻想的人，临刑前高呼：“天晓得！”比起满清的屠杀，中共的屠杀真是狡诈到了极点，卑劣直至，无耻之尤！

屠杀是为了专制，专制到极端是极权。中共通过血腥屠杀，建立了比古今中外一切专制体制更专制的体制：“新中国”不仅彻底剥夺了中国人的民主选举权，还“党的领导”的名义，将民国时期国人在相当程度上享有的新闻、通信、出版、结社、集会、游行剥夺得一干二尽。

因其“专政”本性，中共自然是搞文字狱的天才，其迫害思想犯的刑法虽然没有满清的残忍，但打击面更大、手法更绝。

早在其在野作乱的山大王“革命”时期，中共就大杀大整异议人士：“江西肃反”、“延安整风”，异议分子当然不能免。王实味自以为可以做善意批评共产党的鲁迅第二，谁知仅因为一篇《野百合花》，就被“伟光正”砍掉了脑袋。连中共自己的高级理论家李达，身居高层、又有斯大林作靠山的邪教理论权威王明，只因言论不合毛共之意，也落得一死一逃的下场，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比起山大王时代的中共，满清在关外稍微文明些，但入关后就不同了，刚刚拿下南京，满清就迫不及待的掀起文字狱，拿僧人函可开刀；与之相似，毛泽东一站稳脚跟，就将“胡风反革命集团”打倒，株连甚众；祭出“公安六条”，对“传播谣言”者杀无赦，杀戮甚多；又大批电影“武训传”，株连甚众。毛始皇还觉得满清式文字狱效率不高，干脆不等案例出现就动手，出动出击，引蛇出洞，以“阳谋”之术一举打倒“右派”百万以上，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文字狱的辉煌。但是“我党”的本性决定了他永不满足于整人的成绩，自文革始，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字狱形式，“集体表态”、“人人过关”，你要是“不老实”，要么当众捉“奸”（毛泽东时代的手法）；要么秋后算帐（现在的手法），总之没你好果子吃。

比起满清的文字狱，这一手法绝就绝在你：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的更阴毒之处是“改造思想”，让无辜的人真觉得自己十恶不赦；比起满清的文字狱，中共的文字狱更恶劣之处在于：满清可以没有文字狱而更好的存在（仁政或君主立宪）；而文字狱是却是中共的命根子，少了文字狱，中共赖以为生的欺骗和罪行就要曝光，中共就要解体、就要死亡，所以只要中共不垮台，文字狱就会永远存在。

综而言之，满清文字狱和中共文字狱的性质是相同的、恶果是相似的：都是极端专制的体现，都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愚昧。不同的是，整肃思想犯，满清喜欢手起刀落，更加直接、残忍；中共则喜欢“治病救人”，更加隐晦、彻底；满清的文字狱的恶劣程度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影响，容易废止，中共的文字狱却有与生俱来的的制度性顽固性，非中共垮台不能废止。

满清、中共的文字狱，各自在中华黑暗史上抹下了最重的一笔。

虽然马克思邪教转制创造了空前恐怖的文字狱，并且比起人类历史上一切专制体制，马克思邪教体制专制得最彻底、最严密，但这还不是它的最大的“优越性”，其最大的优越性是“共产”-消灭人类几千年来自然形成的私有经济。

中共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利诱，骗取广大农民为其夺权充当炮灰，一旦站稳脚跟，就立即充分显露其马克思邪教党的共产邪性，翻脸不认人，如满清那样大搞圈地运动，将分给农民的土地重新夺回，圈进人民公社；以国家的名义，将工商业者和民族资本家逼得倾家荡产，短短数年间，彻底消灭了民国时期早已存在的市场经济、彻底摧毁了数千年来中国一直存在的自然经济形态-私有经济和市民社会，中共从物质上斩断了自由的根子。

对这些，满清多尔衮、雍正帝、乾隆帝若地狱有知，当惊服于中共这史无前例的专制术，向中共磕头认输。

在“旧社会”的废墟上，中共全面推行共产主义新奴隶制经济制度：以户籍制和公社组织把农民改造成新型农奴，以编制和档案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改造成依附于单位“组织”的社会主义新型奴隶。中共邪教“社会主义制度”，与满清“八旗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妙，一如满清八旗制度三百年后接着马克思邪灵转世，都是要使当时的社会倒退回奴隶社会。在中共新八旗制度下，各系统、单位、组织的领导实为各旗旗主。

至此，劳动者“不仅被重新剥夺，而且被彻底剥夺”，连“旧中国”时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选择权都被剥夺了。随着中国的“解放”，无产者更加一无所有，虽然摆脱了在“旧社会”受剥削的枷锁，却被装进了更加严密、更加暗无天日的“新中国”的铁幕囚笼。

中共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国私人经济，和满清毁灭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服式、发式是相通的：都是极端的专制的体现。

但是也正像满清八旗奴隶制生产关系搞不下去一样，中共新八旗共产奴隶制度最终也搞不下去，这个制度搞不下去同样是因为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继续搞下去中共有垮台的危险。

中共新八旗经济制度的实质-马克思邪教计划经济由于否定和剥夺自由及一切基本人权，因此严重打击了人的积极性，摧残了人格尊严、蒙蔽了良知，造成假大空泛滥成灾，从而造成各行各业效益、效率低下，污染浪费严重，甚至违背自然规律，倒行逆施，“大跃进”、“大炼钢铁”，摧残生态、祸国殃民。

在农业上，中共搞的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专政成被严加看管的牲畜，一难以吃饱，二不许说话，二十年取得了饿死三千万人伟业；工商服务各业搞一大二公、指标任务、统购统销，结果是吃大锅饭、消极怠工、科技闲置、模式僵化、生产停滞、服务恶劣。整个民族濒临破产。

眼看再这么搞下去要把自己搞垮，中共只得在1980年开始改革新八旗共产奴隶之经济制度，这时已经是“解放”后的第三十个年头了，恰好也是新八旗制建成（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与满清同！

在毛始皇砸烂的废墟上，邓矮子经过十年“修正主义”的休养生息，总算使中共恢复了元气，但是“修出”的自由民主的火苗，又差点烧毁了中共的邪果子，幸亏矮子皮厚心黑，“不怕流血”。眼见苏东解体，邓矮子慌不择路，急忙修正“修正主义”，挟持中国走上专制极权加官僚特权冒牌市场经济的畸形死路。自邓始，僵贼泯等各级官僚特权，以“改革”为名，疯狂化公为私，掏空国企、股市、银行储蓄、国库、国民福利，如今眼见可“开发”项目已经不多，又掀起一轮新的圈地运动，官商勾结、转、炒地皮、骗、夺暴利、携款潜逃、最后疯狂。

比起满清，中共搞两次圈地运动，一则抢私为公，一则化公为私。同一个党，搞公有制是它，（搞公有制不行了）搞私有化也是它，公、私都是进步，横竖都有道理。真是打家劫舍都称义，谋财害命尽在理。同样是圈地运动，中共比满清更卑鄙、更疯狂。

曾节明 （投稿于）星期五 2005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