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节明：中共政权是满清政权的缩写式重复（之二） —极端血腥丑恶的发家史、过程相似、时间相等

满清（后金）政权的创造者，努尔哈赤，兴于暴力、死于暴力，是十足的杀人狂。以“十三副盔甲起兵”，发动部族暴乱之后，他只知杀，不能抚，身上血债累累，双手沾满无辜人的血。他不仅后来大肆屠杀汉人，对于反抗他残暴统治的女真其他部族，也残施杀戮，以致于身被叶赫部首领的血咒：“我叶赫哪怕只剩下一个女人，也要报仇！”

他一生追逐权力，但是他追逐权力只为了两件事：杀人和掠夺，至于后来的马屁汉奸满奸伪史家吹捧他的什么“胸怀伟略”，要安定天下，纯粹荒诞扯谈。努尔哈赤学习汉语，通读《三国演义》，根本不是向往中华的先进文化，而是为了获取杀人和掠夺的智谋、技术、手段而已（一如后来毛泽东等人阅读美国《独立宣言》等自由民主文献译件，不是向往美国民主，而是为了获取欺世盗名的技巧）他的所作所为表现的，是一种从心底蔑视和仇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心态：蔑视汉人的武力不振，仇恨明政权在东北的存在，令他的杀人抢劫集团碍手碍脚。

不仅是杀人狂，努尔哈赤还是一个心胸极端狭隘的种族灭绝主义者。万历十一年，明朝辽东经略李成梁在征伐侵扰明境的建州女真的行动中，误杀了努尔哈赤的“二老”（其老子和爷爷），作为补偿，李成梁不仅亲自收养努尔哈赤，明朝后来还封他为“建州左指挥司”，“龙虎将军”，但是，这个努尔哈赤不仅丝毫不念李成梁、中华政权对他的补偿之恩，反而后来大举“伐明”，对明朝人实施种族灭绝，屠杀东北两百万汉人。

比成吉思汗等蒙古征服者更卑劣的是，努尔哈赤杀人没有任何道德底线：蒙古军西征屠城，尚有低于蒙古战车车轮者不杀（即不杀小孩）的惯例；努尔哈赤在辽东伐明，“攻一城屠一城”，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死。努尔哈赤的屠杀汉人，一如后来中共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政权实行的“烧杀政策”，对有产者、“反革命”实施的群体灭绝，杀人的数目恰好也是两百万左右。

努尔哈赤不得好死之后，其继承者皇太极为了笼络人心，挽救危机四伏的后金政权，在杀人方面一度有所收敛，对明朝将官、士人、百姓大行招抚之术，如同1935年以后，逃窜到陕北的中共残余势力为了活命，暂时收起苏维埃烧杀政策，对民国政府军政人员、国统区百姓大搞“统战工作”，在边区实行安抚士绅的“三三制”。但是，到了皇太极统治的末期，随着满清国力对明朝优势的显现，满州政权又露出了残虐的本性：松锦决战获胜之日，皇太极下令大肆屠杀锦州、松山、塔山的明朝军民，已投降的也要杀，男女老幼概不能免；皇太极末期，入关掳掠的清军，接连制造屠城惨案，仅济南屠城，就杀死十七万老百姓。这就像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期，随着“解放军”在内战中胜势的显现，中共即撕下“新民主主义”的伪装，厉行“土改”，大肆屠杀解放区的地主、士绅、富农。

皇太极死后，其实际上的继承者多尔衮在入关征服的过程中，更是以屠刀取天下，厉行“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将血腥屠杀政策推向了极致：六年中中屠城数十个，杀人上千万，其野蛮残暴，远在其老爷子努尔哈赤之上，直令后来的侵华日军自叹弗如。

满清（后金）政权依靠屠杀起家，而老百姓的本性都想过平安的日子，对暴恶的东西是排斥、憎恨、逃避的，因此，满清（后金）这个极端野蛮残暴的政权一开始就是是不得人心的，就其性质来说，其成大气候的可能性并不高，为什么到能坐大为患，终至席卷天下呢？

这首先是因为满清（后金）政权得到了发家崛起的最佳天时。建州女真早在明朝嘉靖年间就开始蠢动，时常侵扰明境，但在明朝杰出将领李成梁的打击和分化下，其势力形不成大患。到了明朝万历后期，李成梁病死，明朝在东北没有了良将，国防大大削弱，努尔哈赤得有机会窜上历史舞台，兴兵作乱。本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明朝虽衰，但在东北经营多年，也不至于跨得那么快。偏偏在努尔哈赤蠢蠢欲动的时候（1592年），日本人大举入侵朝鲜，明朝又不自量力，倾尽全力去援救这个友好小国，虽然打退了日本人，但是损失惨重、伤了元气、得不偿失，从此其在东北的军事力量一蹶不振，为满清（后金）政权在东北迅速兴起创造了条件。

再则，满清（后金）兴起时，一家独强，周边没有可与其分庭抗礼的制衡力量，“国际环境”颇佳：经过16世纪末的朝鲜战争，明朝、朝鲜、日本三败俱伤，日本人的势力以影响不到东北，朝鲜军队更是不堪一击；原先强大的蒙古早已四分五裂，已经衰落；而最强大的西方势力-俄罗斯老毛子的扩张步伐虽已迈近黑龙江流域，但要伸手进东北尚需时日，其远未具备大举入侵东北的条件；英、法等西欧强国尚未完成近代化转型，更无力影响中国。

可见，满清（后金）兴起的条件和时机是多么的得天独厚！若晚得数十年起事，就完全有可能被背后的俄罗斯老毛子掣肘，而无法问鼎中原！
可见，努尔哈赤的起家，实在是典型的乘乱发难。

在努尔哈赤之后，后金-满清政权乘明朝被陕西农民大起义弄得自顾不暇之际，频频入塞，威胁京畿、拆毁城郭、烧杀掳掠、大肆破坏，掳走明朝上百万人民。这是典型的乘火打劫。

满清（后金）虽然在东北成了气候，但要入关夺取天下，却远非易事。原因就是明朝的存在，明朝再衰，只要还存在，满清的入主就没有合法性；只要其明政权系统不崩溃，就可以凝聚起很大的的力量对抗满清的入侵。只要明朝还在，满清就无法在关内站稳脚跟，其入关“灭明”的战争就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是人力、物力都远逊于明朝的满清所无法支撑的。

昔年大金国的实力决不在满清之下，但却就是吞不下衰弱腐败的大宋朝；而世界头号军事强权蒙古，进军中欧只花了几年的时间，但消灭更衰弱的南宋却花了四十年。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宋政权的完整存在。

但是明朝这个堡垒却被李自成、张献忠从内部攻破了。李自成陕西称帝，其农民大军进军北京，将北方四省的明政权摧毁殆尽，逼死崇祯帝，消灭了明朝的政权中枢。虚弱透顶的明政权被斩首，顿成瓦解之态势，张献忠势力又在湖广横加破坏，打进四川，大砍大杀，加剧了明朝的分崩离析。

最糟糕的是，李自成集团进了北京，不仅不能够迅速的稳定局面，还将明朝最精锐的部队-吴三桂军逼到了满清一方。吴三桂军有着最丰富的抗清经验，又占据着山海关这个黄金咽喉要道。吴三桂的献关降清，等于是把中华这个重病虚弱得不省人事的巨人交给满清任意处置。

多尔衮就是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顷巢出动，挥师入关，以组织严密、其势如炽的新兴集权，横扫关内分崩离析、内讧腐朽涣散的各派势力，招降纳叛，各个击破，怎么能不席卷天下呢？
满清之征服中国，实为典型的乘虚而入。

中共起家的残暴，丝毫不在满清之下。早在1927年发动背叛中华民国的武装暴乱之前，中共就已“国共合作”为掩护，“国名革命”为借口，在南方农村大搞打砸抢烧杀运动。彭湃号召广东农民杀光所有有产者，毛泽东东等人煽动农民协会自结武装，取代民国基层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大搞痞子运动,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诬蔑混帐口号，尽情屠杀农村中稍有一些田产的人。1927年，中共发动大规模叛国暴乱，更如一头吸血狂魔，以屠杀的腥风血雨来维系自身的生长。1927年至1934年，中共在华南、华中、华东不仅大杀有产者，对中立的群众也一概扣以“反革命分子”，就地“处决”。当年带头暴动的中共大佬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无一不杀人如麻：毛泽东曾亲自下令杀害地主全家，几岁的小孩都不放过；“东方道德家楷模”周恩来杀人功夫更是了得，不仅指挥杀人，更亲自动手杀人，亲自带人将别人灭门、灭族...七、八年的“革命洗礼”，南方数省生灵涂炭，仅江西一省，死于中共屠刀就达二百一十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竟是“无产阶级”。

流窜到陕北之后，中共为一己之生存发展而暂时改弦更张，杀人有所收敛，大搞“统一战线”骗取人心，以更顺利地夺权打江山。但是夺取全国政权后，中共马上露出了真面目，发动了比当年在南方暴乱时更大规模的屠杀。一如满清入主中原，为强迫人民“剔发易服”而兴起屠刀，中共一上台就迫不及待的发起“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名义，杀害农村有产、已放下武器的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城市有产者五百万人以上。中共以大屠杀的恐怖吓阻一切“异端”、抢私为“公”，以达到“共产”的目的。和多数朝代开张之初，以“仁政”安抚天下不同，中共这个以血为生的反人类的邪灵政权似乎不杀人就不得安生，“反”也镇了，产也共了，“人民江山”也巩固了，它还要继续杀人：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严打、六四、揭批法轮功......因为若是不杀人，人性就会苏醒，道义就要回归，中共的危机就要来临。

中共杀人的“伟大成就”，直可以令“国民党反动派”鸣冤而死；中共杀人的“正大光明”，直可以令努尔哈赤在地狱里大开眼界。

如同满清一样，中共暴发的方式也是乘乱发难、乘火打劫、乘虚而入。

中共建党之初，乘当时北洋军阀治下的民国政权失控、军阀混战，人心混乱，大肆兜售马克思邪教精神海洛因，煽动暴力。中共并掩藏祸心，加入国民党阵营，利用国民党的威望，拼命扩充邪教黑帮势力，大量散播马克思邪教；利用当时军阀纷争的混乱，假冒国民革命之名，大搞恐怖暴力活动。“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利用孙中山的糊涂和国民党的内部混乱，对收容自己的恩师国民党大搞阴谋破坏：参沙子、插钉子、内部渗透、分化瓦解、“拉一派斗一派”，将邪灵的触角伸遍国民党全身，企图从内部将国民党绞杀、吞噬，以走捷径的方式，将国民党的地盘、势力劫夺为苏维埃邪魔势力。然而，中共的恶毒野心被国民党内蒋介石势力察觉和粉碎，阴谋败露之下，中共恼羞成怒，乘1927年中国政局群奸并起、四方割据、蒋介石政权立足未稳之机，纠集城乡流氓无产者、土匪强盗、国民党军队邪灵附体成分，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但在民国政府军的反击下，共产邪教匪帮效仿列宁，迅速夺取城市的美梦泡汤，只得窜到井冈山，建立土匪
苏维埃政权。中共的起家，是活灵活现的乘乱发难。

在南方受挫，窜至陕北之后，中共处于阎锡山和马家军的东西两面夹击之中，本已穷途末路，难成大气。但偏偏这时日本人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举入关，攻陷京津，长驱直入，北方抗共中坚大老阎老西老家被端，民国北方政权，分崩离析。日本人的疯狂入侵，是一切不可能成为可能，为中共邪教黑帮的再度兴起创造了大好条件。这如同明末日本丰臣秀吉势力的大举侵朝，耗尽了明朝在东北的元气，为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条件。

中共乘日寇大举入侵，民国政权大衰大乱之机，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虚假幌子，骗、夺国民政府经费和民脂民膏，大力抢夺地盘，扩充邪教黑帮势力，“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随着实力的加倍膨胀，中共对日本越来越友好。除了抗日战争之初，林彪、彭德怀这两个一时没吃透中共邪理的教徒，按奈不住民族血性，对日本人小打了两仗以外，其余所有的时间，中共都在“游而不击”，暗通日寇，“专打友军”。

中共在日本侵华的战火中，罔顾民族大义、抛弃民族气节，通敌卖国，损民族以利己；助日为虐，汲抗日军民之血海以自肥，中共借抗日而坐大的历史，实为全世界最丑恶卑劣无耻的乘火打劫史。其无耻和肮脏，连其老子苏共都感到汗颜。

由于假抗日乃至不抗日，日本也不打中共，从部队近在咫尺的延安稍作进攻，双方甚至暗中勾结，保持默挈。是故，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抗日”的损失：除八路军总参谋长左权身亡外，其余中高级将领完好无损。这也是中共至今都不敢公布其抗战的损失的原因。

“抗日”期间中共势力疯长，其渗透区人口上亿，共匪武装增至一百二十万，但就是渗透而不控制，不动日本人一根毫毛。等到日本人被国民党军队拖疲、被美国打垮、宣布投降之际，中共急忙跳出来打死老虎，乘国民党鞭长莫及，抢夺地盘，把大片的原国统区窃夺成“解放区”。 抗战结束之际，苏联老子出兵为中共抢下东北，送给了中共全套日制现代化武器和重装备，并全方位力挺中共，由此，中共在东北扩军至七十万，第一次拥有了足以攻坚打天下的、除海军之外的所有兵种。

中共不仅在兵力、军备和地盘上具备了颠覆民国政权的实力，在财政和资源的支配也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优势。中共因为假抗日，没有战争消耗，却又以“抗日”为名，不断获取民国政府的经费以扩充武装；对不择手段的中共而言，责任和道义纯属笑谈，中共不尽国家责任，也丝毫不对其占据的北方地区的民生项目尽责任，因此，几乎无需支出；相反，由于苏维埃邪教党的邪性，中共却尽可以以革命的名义打家劫舍抢田夺地掳财，视人权如粪土；最卑鄙无耻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积聚力量，中共发动“大生产运动”，大种鸦片，疯狂毒害国统区人民，赚取巨额的黑心臭钱，买枪买炮，在背后捅抗日志士的刀子，准备大打内战；以出卖中华民族利益为代价，换取大量苏联援助。如此的“有进没有出”，大肆贩毒发黑财，背后又有苏联的大量军援和经援之获撑腰，中共能有什么经济危机呢？

对之对比鲜明的是，国民党军队担负了保卫民族生存的重任，在劣势和不利局面中与日寇拼搏，苦苦支撑了八年之久，军队伤亡三百二十一万多人，阵亡的将军就有一百多个，精锐几乎耗尽。由于国民党不可能像共产党邪教匪帮那样，以“共产”的名义杀人抢钱越货以自肥，所以，巨额的战争费用，迫使民国政府不得不大借内、外债、大发钞票，造成了战后的严重的经济危机、内外交困。

雪上加霜的是，战前属于国统区的几乎整个东北、华北的大部分、西北、中原、华东的大片地区，抗战胜利后冤里冤枉的被中共摘了“桃子”，纷纷变成了“解放区”。国民政府丧失了辽阔的、物产丰富的东北大部、北方的大片产粮区，并失去了优势的战略地理位置。而且，原先“输诚”毛泽东，这时显露出最狠恶的流氓无赖嘴脸，明明自己躲在延安窑洞“一桶水都不浇”，抗战胜利后抢摘了国民党抗日的大部分胜利果实，毛却反而诬蔑浑身是伤的国民党不抗日，中共调动整齐划一的专制宣传机器，瞎说抗战胜利是共产党的功劳，国民党要摘共产党的“桃子”。共产党大钻国民党言论自由的空子，骗得理性薄弱、非常情绪化的中华民族一起来围攻国民党这冤大头。

毛共又大钻民国政府实施宪政诚意的空子，以和谈为掩护，秘密调动假抗日期兼养精蓄锐的共匪武装，突然袭击，大打内战，势如猛虎下山，又大肆诬蔑国民党发动内战，煽动国统区广大糊涂粪青“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在国统区后院大肆纵火。在解放区，中共又发挥极端专制政权造假的巨大优势，精心布置、导演、热情接待美国访问团，把杜鲁门、艾奇逊等美国左派骗得神魂颠倒，在关键时候抛弃了民国政权。

民国上下官员，哪见过这般旷古未有卑鄙无耻的下作招数？国民政府的从生理到心理到心理，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战后的中华民国，就像一个失血过多的巨人，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哪经得起中共这些绝世下流狠毒的内外夹攻招数，顿时经济崩溃、内乱内讧、风雨飘摇。中共权在苏联的全力支持下，乘机拳脚齐下，挥师入关、大举南下，马不停蹄，一举把已成瓦解之状的民国政权赶到了台湾岛。

如同满清入主中国一样，中共之夺取中国大陆，是地地道道的乘虚而入。

满清、中共二者最传神、最惊绝的相似，莫过于二者发家时间的相似：满清自努尔哈赤建政，到多尔衮入关定鼎北京，历经二十八年；中共自1921年建党，到1949年挥师入关，席卷大陆，刚好也历经二十八年！这难道又是偶然的巧合（如果有那么多偶然，“偶然”还成其为“偶然”吗？）除了神的大能，还有什么能使中国历史作跨度为三百年的循环！？

星期三 2005年4月20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