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岁月---珠江风景线

我在南海工作了五年,骑着脚踏车,广州南海两头跑,每星期至少经过珠江大桥两次。桥东端是广州市的西郊黄沙,西端是南海县的盐步公社,江中有个小岛,就把大侨分成东西两段。所以,官方把这座钢材结构、铁路、公路、脚踏车和行人通用的大桥,称为珠江双桥,以别于市区跨越河南河北的珠江铁桥。不过,老百姓为了方便,通常把铁桥叫珠江桥,双桥叫珠江大桥。

这些年来,我每次经过大桥,望着滚滚东流的珠江水,心情复杂而沉重,南唐李后主的诗句,不知不觉便浮现心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五十年代初期,我和恋人曾多次到荔枝湾划小艇,吃艇仔粥,或渡珠江到海角红楼泳场游水,那时的珠江水是碧绿的,和两岸四季常青的树木浑然一色,给人以清新浩淼之感。经过近三十年的折腾,两岸人口暴增,生活污水和工农业废水全部注入珠江,地面上的垃圾和人畜尸体,也常漂浮在珠江浑浊的水面上,江水变黄变黑,毒臭薰天。

南海县的干部告诉我,文革武斗期间,南海县境内的珠江河段,几乎每天都有尸体从上游漂浮下来。依照上头指示,发现尸体,立即打捞,就地掩埋。绝不让一具浮尸漂出珠江口,进入香港水域,以免损害‘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光辉形象。据说,当地曾经打捞起一宗大小十三具被钉在同一根杉木上的尸体,惨不忍睹,令掩埋的人痛哭失声,甚至有人神经错乱。

如果说,武斗造成珠江浮尸是短期现象,那么,逃港风造成的珠江浮尸,几十年来从未间断过。从这个意义上说,珠江是一条血泪之水,‘社会主义新中国优越性’的见证。

珠江三角洲十余个县,境内河道纵横,水渠如网,汽轮或帆船可以直通香港和澳门的出海水道,多达百余条。港、澳两地分别属于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但居民都讲 ‘广府话’,与珠江三角洲的居民,大都有血缘关系,有共同的生活习惯,向来都自由来往。尤其是香港,建成商埠以后,轮船可以从珠江口通往欧洲、美洲各国,对内也可通汕头、厦门、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成为华南最重要的港口。一九四九年底珠江三角洲‘解放’,一九五○年夏秋之间,土地改革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兴起,国内国外‘阶级斗争’同时展开,接着,与港、澳接壤的珠江边防线建立起来,民众间的往来就被隔绝了,被视为‘阶级敌人’的各式人等,就开始逃亡。官方对这一类行为,统称‘叛国’或‘逃港’,侥幸逃出去的,如同漏网之鱼,余悸犹存。如果失败了,后果不堪设想:一是浮尸江中,二是死于边防军枪下,三是抓回来送去劳改。这种‘两死一劳改’的残酷悲剧,从五十年代一直到八十年代初,三十年如一日,屡演不衰。

‘逃港’是珠江最具特色、甚至闻名遐迩的一道风景线。一九五八年开始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一经‘高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众人高唱的那首流行曲《社会主义好》,立即就改了歌词,变成:‘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吃不饱。’这已经是相当客气、并有文过饰非之嫌了。实际情况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见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省委书记陶铸先是提出‘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的伟大口号,接着狠批民主人士罗翼群 ‘农民饿死边缘论’,全省吃了三个月不要钱的公共食堂,各家各户便断了炊烟。陶铸只相信权力,不体察下情,又在全省掀起一场‘反瞒产’运动,把老百姓最后一点救命的口粮也挖光了。至此,一场人为的大饥荒,持续了三年之久,出现了赤地千里,饿殍载道的悲惨景像。

迫不得己,陶铸遂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下旬,下令将平日封得严严死死、连苍蝇都飞不过的中、港边防线,全部开放,让内地饥民逃港求生。中方边防军接到上级命令,尽最大努力,带路协助,夜间还施放照明弹指引方向,使饥民能较为顺利地攀越梧桐山、燕子岩等险要地段,安全进入九龙新界。港英当局也予以人道援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难民‘非法入境 ’。香港居民则基于血浓于水的同胞情谊,不分昼夜,四面八方,送衣送食,并开车运载难民进入市区,投亲靠友。

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还发布 ‘开放中、港边防线’的惊人消息,宝安县的南头、蛇口、深圳至盐田、东莞一带,近水楼台,几乎十室九空。广州市及周围各县,也闻风而动,广深线火车连日班班爆满,樟木头、常平站以南,人群拥街塞道,越境进入香港的人潮,洪水爆发一般,势不可当。三天下来,成功到达香港的难民,据港方报纸报导,数以万计。而互相踩踏或坠落悬崖死伤的,更不可胜数。

港英政府迫于形势过于严重,小小香港无法承受,遂改用‘抵垒政策’,即已进入市区的难民,不捉不拘,允许居留;刚刚进入边境的难民,则即捕即遣,并照会中方,要求即刻遏止饥民逃港。中方这才紧急煞车,重新封闭边防线,恢复‘两死一劳改’的政策,广东人称之为‘大逃亡’的逃港风潮,才暂告平息。可笑的是省委领导竟然掩耳盗铃,在内部大力辟谣,否认有过开放边境的事。

虽然如此,逃港成风,不但不可遏止,反而有增无减,数十年来,历久不衰。广东人以千万条最可宝贵的生命,在珠江上展示出‘社会主义’的悲惨境况。逃港偷渡的方式,水陆兼程,带渡、引渡,也自然成为一种隐形的行业,还产生了一套与逃港偷渡有关的行话术语。爬山越境叫‘铰脚’,游水过岸叫‘督卒’(以象棋卒子过河作喻),购船叫 ‘搵屐’,入山昼伏夜行叫‘埋堆’,单独行动叫‘打单炮’,多人一起行动叫‘夹埋’,带路领航者叫‘盲公竹’,策划议价叫‘斟盘’,一百元叫‘一篙水’,一千元叫‘一撇水’,一万元叫‘一盘水’等等。

广州地区的逃港偷渡者,采取的途径花样最多,方式方法层出不穷。买船或偷搭运输船偷渡出境,虽较快速,但费用大,成功率小,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最普遍的方式是‘督卒’和‘埋堆’,即从广州黄沙货车编列站,偷偷爬入车皮藏匿,随车到九龙红磡火车站再伺机逃走,这些方式多数是青壮年才能做到,成功的也最多。珠江三角洲各县,多数采取用农艇划桨,漏夜闯出珠江口。这种方式均有蛇头策划,有领航、带路、接应,提供食宿,每人要交路费八千至一万港币,到港后通知亲属交钱领人,成功率也不低。还有一个方法,是搭乘来往广州汕头间的客货轮,夜间经过香港水域,伺机跳海泅渡登岛。而渡海溺毙、或被沙鱼所害、或半途发生意外死亡、失踪的,无从计算。

一九六四年经济生活开始有些好转,又大规范地开展‘四清运动’。城市乡镇,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大批‘香风臭气’,大批香港是‘臭港’,大反‘偷渡逃港’,大查‘海外关系’,更多的人被批判,更多的人被送去劳改场。因而更多的人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甚至完全绝望,更多的人拼死偷渡,逃港风潮,一波胜似一波。

在大反‘香风臭气’运动中,广深客运列车的乘务二组,被当局誉为‘拒腐蚀,永别沾’的社会主义标兵。报纸电台天天吹,‘广深二组’的女乘务员,守住‘社会主义前沿阵地’,天天与香港乃至海外的资本主义势力作不妥协斗争的英勇事迹,铺天盖地,充斥人们视听。但是,民众的口头议论,却是另外一种景象。

内地全面饥荒以来,香港同胞给内地亲戚朋友输送食物,肩挑背负,经年旷日,从未止息。海外华侨也多以香港作为中传站,大批食物,源源不绝地输送给大陆各地亲友,成为灾民渡荒活命的生命线。我的六哥在泰国曼谷做生意,一知道家乡闹饥荒,就通过香港的亲戚,购买大批食物,主要有大米、面粉、花生油、糖、腊肉、鱼脯等,船运至家乡港口,再用汽车、脚踏车送到家里。家人也有亲友邻居,甚至平日作威作福的党支部书记、大队小队的生产队长,都分享到救命的食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展开,香港及海外的救济物品,全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骨肉亲情,又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武器’。凡是有亲人在香港或海外的,一律严查严批,强制划清‘海外关系’。以致文革期间,海外关系断绝,侨乡百姓,又陷入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许多有亲眷在香港的内地民众,不敢或不肯冒险偷渡,就只好向公安机关申请‘赴港证’,以合法的身份赴港与亲人团聚。不过,这类申请能获得批准的,不到万分之一。通常的理由是:申请的人太多,有先有后总要排队嘛。排队排到驴年马月,只有天知道,无不心急如焚。有的专管‘出境’的公安干部,就利用这种‘心急如焚’的心理状态,敛财猎色,贪污腐化。为了求得一纸出境证,有人不得不私下行贿,从财物到房产,甚至‘陪睡’,无奇不有。一些妇女到了香港以后,恨不过,请人写信向党政领导人揭发自己被奸污惨事。当局为了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官官相护,都以‘查无实据’为由,草草了事。

文革初期,北京的红卫兵一把火烧了英国驻北京代办处,香港的左派闻风而动,掀起一场开埠以来最酷烈的‘反英暴乱’。而受害最大最深的,却是以‘血浓于水’著称的香港同胞。许多商店被抢被砸,许多人被揪被打。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被迫逃亡西欧,他的一位助手被‘红色暴徒’活活烧死。香港是个法治的国际大都市,岂能容许红卫兵在辖区内无法无天,暴乱造反?于是,警察全面出动,在市民支持下,很快就平息了这场风波。香港的中共地下党,又将暴乱的骨干撤退回到广州,或治伤,或休养,还受到广州造反派公开慰劳。有个艺术团体,更在友谊剧院演出新编歌舞活报剧《反英抗暴》,把向英女王伊丽沙白铜像喷洒黑漆油,当街泼汽油把人活活烧死等暴行,在舞台上一一搬演,借以表彰这批暴乱英雄。港英政府为了报复,立即宣布,从大陆偷渡到港的人,一律给予居留权,或转交联合国救济总署,安排到美国去。

差不多这个时候,另一件最轰动、影响最大的事,莫过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偷渡香港成功,并在报端着文描述秘密越境的经历。文章很快就传到广州,一时间就成为街头巷尾、茶楼食店谈论不休的话题。红卫兵到处打、砸、抢、操、抓,牛鬼蛇神、黑五类、黑七类、臭老九纷纷挨打挨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迫使许多人想法逃命。马思聪逃港成功的消息,极大地刺激并鼓舞了偷渡逃港的风潮。许多地、富、反、坏分子的后代,尤其是右派分子的子女,都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境外逃生。

七十年代初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又迫使大批青少年学生前仆后继,偷渡出境。这一波新的逃港高潮中,浮尸珠江水面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珠江口两岸居民,不论内地人还是香港人,每打捞上来一具孩子的尸体,都忍不住痛哭流泪,无不诅天咒地。

一位中学生逃港的经历,令人唏嘘。七二年十二月冬至前,一条小农艇离开广州长堤一处小码头,沿着珠江东行,时行时泊。因为广州附近农民,多用这种小农艇作为交通工具,随处可见,并不特别引人注意。小农艇原先只有两三个人,逐渐增加到十几个人,男男女女拥挤不堪,只能侧卧,无法翻身,这就叫做‘屈蛇’。抵达增城县临江的新塘镇,艇面上铺盖了一层瓦片,伪装成载运建筑材料,避过岗哨检查,于暮色苍茫中缓缓划出虎门。

当日天气回暖,刮起大南风,小艇逆风而行,速度大慢,入夜才过珠江口的南沙。舱里狭小,燠热异常,衣杉全被汗水湿透了。有人内急,实在忍不住,也顾不得羞耻,当众方便,再将盛着秽物的胶袋扔下水去。如此尴尬的事,实在出于无奈,大家都能谅解。过了南沙不久,风向由西南转为东北,风力也由二三级逐渐增强至五六级。艇家将篷面的瓦片抛弃下海,大家才见天空彤云密布,疏疏落落下起雨来。海面上除了漂荡着导航的灯标,四顾渺茫,一片漆黑。

小艇无帆,只能借助水流和风力,以桨作舵,控制航向和速度。风势渐见增大,小艇像半边花生壳,在风浪中颠簸,载浮载沉,漂出珠江口,进入内伶仃洋海面。大家无不暗暗窃喜,以为‘香港在望’,很快就可登岸了。

不想小农艇,并不比‘双溪蚱蜢舟’大多少,载得了十几个人,却抵不住洋面如此猛烈的狂风巨浪。艇外风急浪高,浪花不时打进舱来,随时有翻侧的危险,舱内开始有人呕吐,相继多人条件反射,甚至大小便失禁,横七竖八,男女杂陈。为了躲避边防军,先前强行灌服安眠药的小童,这时也苏醒过来,吓得高声啼哭,全艇秩序失控。艇家奋力导正航向,用力过猛,一连折断三支木桨,小艇陀螺似地,原处打转,上不着天,下不着岸,月黑风高,浪涛翻滚,还能有什么办法,只好听天由命了。

大家苦苦挣扎,大约午夜过后,隐约可见东南方天空出现一片红光,心想离香港大概不远了。只是天公不作美,东北风增强为七八级,小艇完全失控,偏离航道,离那片红光越来越远。有人忍不住,问艇家离香港还有多远。艇家长长叹了一口气,答道:‘不瞒大家说午,若能不死已是万幸,到港绝对无望了。’话音刚落,一个巨浪打来,小艇被抛到礁石上,撞成碎片,众人纷纷落水。辛好海水不深,大家连爬带滚,向怪石嶙峋的岸边逃命。

天寒地冻,饥寒交困,大家只得相互挤拥成团,蜷伏石堆间,奄奄待毙。好不容易挨到天亮,走过来一队解放军巡逻兵,拿枪指着喝道:‘站起来!举手,不许动!’后来才知道,这里是中国管辖的伶仃岛,按照边防军的规矩,一条粗麻绳将大家串在一起,拖到军营前,列队清点人数,搜身、问话、登记姓名、年龄、籍贯、户口地址等,这时,才知道这群偷渡者的确实人数是三十二人,男女参半,最老的六十岁,最小的才三岁。然后,给一大桶开水,又把搜去的钱换些饼干,每人发一份充饥。当天中午,一艘高速炮艇把这批‘犯人’移交西岸珠海唐家湾公安机关,再押往中山县石歧收容所。沿途一些军属孩童,对着‘犯人’丢石头,挥竹鞭,高声叫骂:‘打死偷渡犯!文化大革命万岁!’

收容所不是监狱,但比监狱还糟得多。不足十平方米的囚室,竟关押二三十人,断臂折腿的,满身疥疮的,遭受严刑吊打的,卧地呻吟不起的,简直是人间地狱。五天后,这位偷渡失败的中学生,和其他人犯一起,两人合戴一副手铐,押上前往广州的夜航花尾渡。幸好中学生的手铐很宽松,船到广州大沙头码头,准备乘车押去天河收容总所,趁公车站乘客拥挤,脱出半边手铐,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这位中学生后来还是偷渡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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