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无产阶级专政画皮 看共产党专政本质

中国的经济已经通过集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途径摇身变成了共产官僚集团所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的经济一样，只不过是中共官僚集团对付广大老百姓，为自己巧取豪夺的手段。

我曾经执着地相信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为党我甘愿贡献一切。但是回首一件件往事，却感到一种被愚弄的凄凉。下面让我告诉你几个共产党专政的真实故事。

一

我丈夫是某市一个化工厂的厂长，1982年他荣获省、市优秀工作者称号，颁发了奖状，树立了典型，说他工作干得好，经济搞得活。但是没过几天，又说他在那一年犯了投机倒把罪，并逮捕入狱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原来他的顶头上司化工局局长的儿子刘XX在打击经济犯罪运动中因倒卖黄金等被以投机倒把罪名关进了监狱。在打击经济犯罪的干部会议上，局长向市委书记白XX 提出自己的儿子是孩子、学生，这样市委书记就拍了板说，抓个当权派，当权派应当承担罪责。所以我丈夫就被抓成了那个应当承担罪责的当权派。

其实，局长的儿子是个34岁的所谓孩子，是工作过十二年后又到外语学院进修外语的所谓学生，他的罪责完全应该由他自己承担。

我丈夫和刘XX有过瓜葛。他曾找我丈夫说他的老上司现在供销社工作，急需一批玻璃供应灾区，我丈夫做为工厂厂长批准卖给了他们二百箱玻璃，刘XX背后每箱加价1元，从中挣了200元人民币，后来这200元也成了他投机倒把谋权的暴利之一，我丈夫批准卖给也就被定为犯罪，并且成了刘XX案的主犯。

我向有关部门提出了申辩：第一，我丈夫未谋任何私利，连一分钱都未沾，经济犯罪不能成立；第二，我丈夫做为工厂厂长，按国务院颁发的厂长工作条例规定，他有权批准卖出玻璃，不需要经过党委讨论，说他批了就犯罪是不成立的；第三，当时玻璃虽然是国家紧俏物资，但是他们工厂的玻璃既不是国家计划生产部份，也不是国家计划统一销售部份，是国家计划外物资。是另一国有大厂，因水灾运不出积压的纯咸，由国家摊派给了他们，工厂生产用不上，他们带料到玻璃厂加工成了玻璃，理应由工厂自己卖掉，不存在犯罪问题。

律师也为我丈夫做了无罪辩护，但是法院还是判了三年有期徒刑，而局长的儿子则听说准备释放。

中国是二审终审制。区政法委书记崔XX是化工局局长的老同事，听说他问了句：“小刘的案子怎么样了？”办案就带上了倾向，一系列不公正，如不给我丈夫判决书阻挠他上诉等事都接踵而至。二审在市中级法院，市里最大的官就是市委书记。市委书记若是说一句话，对法院来说也是一言千鼎，而市委书记的孩子的工作是刘局长安排的，他们之间早就有互相帮助的关系，终审判决我丈夫替罪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我曾到省告过状，省批准了；未谋私利，不能立案。因此，几次开庭审理后，判决书上加进了我丈夫谋取了一千二百元的内容。把刘XX借给我女儿用过一个礼拜的价值1200元的录放音机，说成是我丈夫牟取的私利，对于早已归还则解释说是：“心里想要而未敢要！”我丈夫曾和刘XX探讨过想为得了肺癌的供销科黄峰南科长解决个住房，现在判决书上也被说成是企图谋取的私利。

对于判决和审判过程中的不公正，我不停地告状，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委员会上。我的同事，民主党派的老教授也替我鸣不平。后来听说区法院那位庭长被撤职了，但是我也接到一位亲戚捎来的口信，要我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他们伺机要逮捕我。那段日子，我精神几乎崩溃了，出门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家又不能吃不能睡，好在孩子们回到家里时刻不离身边地照顾我、帮助我。

不久，我登上火车去了外地，几经周折，最后通过关系找到中央书记处的一位书记，递上了我的状子。

三年有期徒刑撤消了，我丈夫被急匆匆地用吉普车送回家来了。坐了九个多月，280天的监狱，我们只能认倒霉，重要的是庆幸我丈夫回来了。然而我走的这条路并不开放。更多的冤案中，更多的老百姓是不能回来的。这件事使我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针对极少数人，事实上是反过来的极少数（也许是5%吧）掌权的官僚集团，为自己的私利而对付广大老百姓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有超过一半的人受到过伤害的原因吧，而且今天对付的老百姓是50%，明天就可能是95%。

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了极少数官僚集团谋私的手段，而95%甚至更多的人都可能是他们要专政的对象！

二

我的哥哥，大我5岁，大学未毕业，19岁就满怀激情地参加八路军走了。他正直，对党绝对忠诚，却没有好下场。朝鲜战争中，他身负重伤，抢救后在医院躺了三、四年。他身边的病友一个一个地故去了，比他病轻的也故去了，而他却一个劲儿不停地为党工作。在重病缠身的情况下，在报刊上连续几年发表了一系列时事讲话，靠毅力也使他活了下来。痊愈出院后，他转业到了某市领导层任职，在工作中他对当地生产作业方式与其他领导人产生了意见分歧，他认为党中央的要求是对的，只想贯彻中央要求，并一个劲儿地坚持与他人相反的意见，为此闹得不可开交，最后他的助手－机要员被无中生有地扣上了反革命的大帽子，被专政机关关进了监狱，他也就此被调离了某市。对于此事，哥哥曾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久他老病复发，医治无效而郁抑地离开了人世，死时才只有50几岁。你可曾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在掌权人手里还有这样一种解决工作上反对意见的功能呢！

三

我自己执着地追随了共产党一辈了，干党务工作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一辈了，但是文化大革命中我却成了反革命份子被捕入狱，被挂着反革命份子的大牌子，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拉到各处去批斗。

当时，我在一个党校性质的干部学校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受单位基层群众组织派遣，到市里群众组织总部办的学习班学习。在那个学习班里，我们学习了一篇党中央的决议（也许是通知，记不清了）和红旗杂志的社论，提出的全是新问题。我感到迷惑不解，什么“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什么“造反有理”等等等等，我很想探讨、研究、弄明白。在学习班学了十天之后，我又蹲在总部接待室想听听看看。但是第十八天我就成了反革命份子，被捕入狱了，或者说是以反革命头子的身份被捕入狱了。

铺天盖天的媒体大肆宣传的是：这个造反派组织私设公堂，严刑拷打，逼死了人了。说春海街道的一个老头被逼上吊身亡了。其实这全是谎言，是编造的罪状。在总部的任何房间都从未有过所谓的私设公堂，也根本没有任何刑具和拷打的问题。特别要说一下的是：死人的事也是假的，因为六年后，在我当时的工作单位，一个化工厂里活见了鬼，那个说是死了的老头到我们单位来了，他纠缠一位姓孟的工人老太太要赖一笔钱。孟老太太对我诉说八年前和他是邻居，曾弄坏过他家的篱笆，但是八年前就已经赔偿过了，今天又来纠缠想耍无赖。意外地我发现他的女儿叫xxx，住在春海街道，正是那个说是被我们逼死了的老头，其实他根本没有死。可是我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死了的人，被用绳子五花大绑地挂着反革命牌子，跪在台上被踢被打被关监狱。他们为什么要编造罪状呢？

镇压的真正原因，我想应该是那个群众组织总部和市里许多工人群众组织联系密切，和大中院校红卫兵、和军事院校都来往频繁，势力很大，而且他们真的炮打司令部了，他们集中了市委、市政府部局级以上当权派，让他们挖一挖自己有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写出来交待。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一位市委的女部长－余某，是我原在某市工作的老上司，她说没有水喝，我用保温瓶帮她打来了一瓶热水。公安局长张XX也过来说他想让他的秘书王XX给送件棉大衣来，我也帮他办了。集中了市里当权派，造他们的反，我想应该是问题的关键。解放军支左时就是为了这个才认定他们是反革命势力，要通过镇压这个组织摧毁整个造反派势力，从而稳定全市局面。我被牵扯进去，我想首先是因为被认为站错队了，虽然我还没有站队；其次，应该是因为镇压前二天，他们成立常委班子的会议上有人提了我的名字，尽管我并没有参加他们任何会议，也根本不会上任（我明确拒绝了），但进监狱时我却成了反革命头子。

从监狱被放后，不久又平了反，但是名誉上搞臭了，连小孩都仇恨我们，因而我开始了艰难的历程。回家后碰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走在街上总会有一群小孩子跟在身后，又跑又跳又叫又骂，甚至打我。我的孩子们更是倒了大霉，那时我感觉真是无法生活下去了。有一天，小孩子们跟到我家门口时，我转过身来友好地、善意地邀请他们进我家坐坐，他们犹豫一下后跟我进来了。大约有20多个小孩，他们坐好后我们谈了心，我告诉他们长大后要当心不要栽跟头，他们也关心地问了我一些在监狱里的情况。交谈后，他们对我的仇恨竟然化解了，以后不再跟在身后叫骂了，而且还主动保护起来了我的孩子们。

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它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我全家下乡5年回城后，我被安排在一家化工厂的科室工作，不久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当宣布我的人事关系改受工人工会领导时，我意识到这是把我剔除干部队伍了，我找有关的主任问他：“为什么不敢使用我？”他支吾了半天说：“你再搞一次平反吧。”好在原平反时，警备区许诺过对我一辈子负责，随叫随到。他们出面后，对我落实了政策，调到学校归了队。直到退休我都是坎坎坷坷，困难重重，总有仇恨和歧视伴随左右。但是，毕竟我还是幸运的，另外一些人比起我来就惨多了。有的压在监狱里二十多年不释放；还有些人如舰艇学院等军事院校的师生中的造反派，则被全部遣返回乡自谋生路去了，尽管他们中很多是才华横溢、风华正茂的！这是文革初期的事，镇压是在1967年2月。

后来的情况又大不一样了，死人的事太多太多，有不少当权派和权威人士被整死了，群众组织间互相残杀而死的更是不计其数。现在的人们是想象不到那一段日子有多么恐怖。大家互相斗、斗、斗，仇恨不断地膨胀、膨胀，全城都在武斗之中。市中心很多高楼的窗口都有枪，甚至机关枪伸出来。路上没有公交车，也没有行人，因为无辜的行人会被不知从那儿来的子弹射死，也有的在家里也被从窗户进来的子弹射伤。大饭店高层有群众组织的房间被人放火后，在街上能看到人们从窗子跳下后死伤状况；还有人失踪后发现是被人活活塞进锅炉的炉灶里烧死了。大街上的横幅“讨还血债”、“以牙还牙，以血还血”比比皆是；还有“战斗到底战斗队”、“敢死队”等字样的旗子飘扬。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以杀人煽动仇恨和大流血实现的，死去的人据统计已达到七百多万。

死人的帐不能不算，害死人的人一个一个都要揪出来。北京市公安局长刘xx知道自己血债太多躲不过去自杀死了。一批血债累累的恶警也被秘密处决了，不然不足以平民愤。在我们学校，我们支部那位书记也因为有人命案被揪出来了，揪他时他说：“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做的，怎么还会错了？”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的。

煽动仇恨的背后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个大恶魔、大杀手，是第一个应该揪出来的。是他号召：“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而反过来授权军队，让军队镇压造反的也是他。他使观点对立的群众组织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听毛主席话的，是绝对正确的，所以斗争不断升级，杀人也认为是正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煽动仇恨，号召造反？是因为国家出了什么问题吗？是为了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纠正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吗？都不是。其实，他是为了整人，是为整治那些在朝鲜战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问题上敢于对他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为此，他用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词欺骗大家起来造反，制造混乱局面。在混乱中，各级党和国家机构瘫痪了，公检法砸烂了；在混乱中，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紧紧地抓到了自己一个人手中了。他一个人利用群众对全国上下实行了专政，整死了彭德怀、李立三、陶铸、刘少奇和后来的林彪等几乎所有的其他领导人。混乱中死了七百多万人，这是毛泽东整人取胜的要求。他只要专断独行，只想做一个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魔。

最后，毛泽东踏着人们的白骨和鲜血登上了神一般的偶像宝座。全国人民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男女老少都要跳忠字舞，以示对毛泽东忠心。毛泽东的话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毛泽东语录是红宝书，全国人民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随身带，随时读。捍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路线成了全国人民最重要的头等大事。

毛泽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是他一个人的胜利；是他为了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让七百多万人惨烈地死去了，他也愚弄了千千万万被运动的群众，甚至被授权镇压的军队。这里明白展示了毛泽东是个最卑劣的恶魔；是最残酷的杀手，他应该第一个被揪出来。但是，这个最卑劣的恶魔、最残酷的杀手却被共产党评估为功七过三，说他依然伟大。由于他依然伟大，而中国共产党也就依然正确了。

《九评共产党》第一次系统地道出了共产党的真实面目。说得好，他像春雷般震醒了还在沉睡中的我。回顾自己的经历，把头脑中原来的片片段段重新认识并升华后，才从沉睡中醒来，发现自己这一辈子都是在助纣为虐，都是在骗人。

我现在要停止追随共产党的脚步，宣布退出共产党，也望和大家共同突破原来的思想禁锢，从僵化中走出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