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横舟:上海青年刘文辉文革抗暴事迹 《风雨人生路》展现两代人惨痛经历
尽管害怕面对历史的中共政权以各种手段掩饰自身的罪行,向年青一代美化共产党的形象,但越来越多曾被中共政权迫害的受害者及其家属,敢于挺身诉说他们的故事,执笔写下历史见证。文革期间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十三年的上海商人刘文忠,最近在海外出版自传《风雨人生路》,首次详细记述他的三哥刘文辉于六六年九月撰写《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痛斥文革祸害,并匿名寄给全国十四家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呼吁他们不要受人利用,结果事败遭查处,翌年在上海被枪决,终年三十岁。当时年仅十九岁的刘文忠也因负责抄写和寄出信件而被判处入狱。刘文忠表示,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人员曾向他透露,刘文辉是文革爆发后在上海首名公开处决的特大政治犯。
万言书批毛批文革暗无天日
一九四七出生的刘文忠幼年时因患小儿麻痹症而导致左脚残障,家中共有八名兄姐,父亲刘宗汉在抗日战争结束曾在上海担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专员,因倾慕共产革命,暗中支持次子文兵投奔共产党,而全家在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继续留守上海。尽管次子文兵曾参与志愿军抗美援朝,负伤立功,但刘宗汉的背景,仍难逃在五六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翌年即被打成右派,全家从此遭到不公乎对待。
刘文忠形容三哥文辉性格耿直刚烈,刻苦勤奋,为了家人生计,十六岁便主动辍学到船厂当学徒,但公余报读外语学院的夜修班,阅读大量中外文史哲书籍,不断质疑中共的革命理论,他的思想言行对几名年幼的弟妹产生深远影响。文辉在鸣放运动中因批评厂的领导作风腐败,及公然为父亲鸣冤,五八年被戴上右派帽子。到了六一年,廿四岁的文辉申请调往舟山炼油岛的修船厂工作,以求静心自学,在舟山期间因收听到海外电台的反共广播,萌生逃离大陆的念头,在六四年曾计划与几名同事潜上渔船或客轮,驶往公海寻求政治庇护,但此计划遭胆怯者出卖而落空,文辉六六年初被判遣回上海接受家居监督管制三年。
文辉白天被监管劳动,夜里仍继续钻研时局,幼弟文忠则协助他收集报刊资料。六六年的恐布红八月,刘家连续遭几个中学红卫兵组织抄家,加上全国各地的疯狂情况,激发起文辉撰文揭发文革的阴谋和祸害。不久,他便写成两木小册子,分别名为《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和《通观五七年来的各项运动》,他还计划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驳”的专栏,通过大字报的形式抄写贴到大学校园去。到了九月底,文辉再写了一篇《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万言书,得文忠协助,复写成十四封匿名长信,由文忠趁国庆日休假,转往杭州投寄给北大、清华、复旦、中山等十四家大学的红卫兵组织。
文革中被枪决,留血书甘做义士
文辉在万言书中义正辞严地指出:“毛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新阶段”、“文化大革命是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当权者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专制暴行、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有过人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毁,遍地饥饿赤身……武斗伤民,残酷迫害,抄家捕人,惨无人道……”
信寄出后一个月没有任何动静,当时任职工厂的文忠以为没有引起公安注意,便借了中学同学的红卫兵袖章和学生证,跟着人潮串联到北京观察情况,经历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场面。谁料他十一月底返回上海当晚,公安便把他们兄弟二人逮补,并严刑迫供。文忠尝了两年多牢狱生涯,到六九年初获准回厂接受监督管制三年,才得悉文辉已于六七年三月廿三日在上海文化广场被枪决,民警还到他的家索取四角钱子弹费。
家人领回文辉的遗物后,发现他的棉被夹衬里藏了一封血书,是文辉死前三天所写的,血书记述了他如何被草草判处死刑,并坚决表明自己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信念,继续批判毛泽东“昏聪、刚复白用、白诩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结语指出:“从来暴政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弟弟文忠两度入狱,后经商成功
由于文忠在囚禁期间,曾暗中与三次偷渡出境的反共狱友胡懋峰组织孙文读书会,激励学习,这行径在七O年遭其他囚犯告密揭发,指他们在监狱中散播反革命言论,当时仍然在囚的胡懋峰遭枪决,文忠就于翌年五月再度入狱,先后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及安徽淮南的白茅岭劳改农场服刑,至七九年二月才得到平反,返回上海生活。而文辉的冤案在家人四出奔走申诉下,到八二年一月终获平反,但政府仅补偿二千元安葬费。至于他们已被折磨至双目失明的父亲刘宗汉,经历了无穷屈辱,也在当年得到一纸所谓平反书!
两度入狱的刘文忠在自传亦记载了在三所监狱中的种种遭遇,以及一些政治犯和刑事犯的情况,当中包括一名据称是中共早期领导人项英的秘书,但已被逼疯的老年政治犯、在六八年四月被枪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家陆洪恩、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兼外文系教授潘世兹、不知名的失明天主教教士、姓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被控当特务的国民党空军、以及五五年就被囚禁的上海天主教主教龚品梅等等,为研究文革受难者历史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
刘文忠对陆洪恩在狱中抗争着墨最多,他说:陆洪恩虽然遭到多番批斗和毒打凌辱,但依然不止同屈服,在死前最后一次提审时还慷慨激昂地发表了廿多分钟痛斥中共暴政的言论,高呼不自由,毋宁死,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偷生,在场人士无不对他以死相抗的表现大为震惊。
刘文忠表示,三哥文辉的勇气和意志,给予他很大的力量在艰苦的监狱生涯中坚持下去,并且懂得把握自学机会,透过跟不同背景的狱友交往,增进知识和学养,同狱友之间的互励互勉,也帮助他渡过不少难关,“活着就是胜利!”是当时狱友们最常说的一句激励话。刘文忠出狱后投身商界,凭着努力不懈的奋斗精神创建了自己的企业,晚年还在上海市残运会中夺得两面游泳金牌。前年起,他已把生意交子下一代打理,安享退休生活,及着手撰写平生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怀历史,记取教训,推动中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OO五年二月二十一日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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