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 中国更辉煌---宾大“九评共产党”研讨会纪实

“九评共产党”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从思想、文化、历史、经济等各个方面对共产党进行了全面的评判。“九评共产党”推出后，在全球各地引起了巨大轰动。世界各地纷纷举办“九评共产党” 系列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讨伐共产党的罪恶，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探讨共产党之后，中国未来的道路。

下面是宾州大学“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三位专家学者答听众提问的精彩片段：

迷惑人心的 “稳定”要求

问：我看完九评后，我给我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我们说到“六四” ， 他有一个问题。他说：“六四”不就死了那么多人吗，在中国来说不算什么。从中国的长远来看那不算什么，“稳定”是最主要的。你看，它镇压完了，整个社会就“稳定”了。他应该怎么看现在的中国人？他们是怎么想的？

辛灏年：所谓“稳定”啊，这个词是最能迷惑人的，特别是在中国社会里面，一些通过跟权利发生关系而发财致富的人，一些通过各种各样不正常的渠道去发财致富的人，一些被收买的高层知识份子, 都会认为稳定确实是很重要的，因为“稳定”是保护特权的一个重要形式，必须承认这一点，“稳定”是能够使他们在这个不公平的社会里享受特权的很好的方式。

共产党为什么要讲稳定呢？你刚才讲的那个家人或者朋友，他告诉你不就杀几千人吗，现在不就是稳定下来了吗？其实一方面，他不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在长达十五年的岁月里面只听到一个电台、一家报纸、一家电视台天天在那里说“稳定”、 “稳定”，他就条件反射了。人，都有这个弱点的。我们自己都有这个弱点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清醒的人少，混吞的人多？为什么屈原要说“举世间皆睡我独醒” 啊？如果举世间皆醒了，还要我们在这开研讨会吗？不需要了吧。还需要那么多人士去奋斗吗? 还需要在座的一些信仰家们去为了自己的团体的信仰，不顾生命的去抗争吗？所以我们要理解，在我们绝大多数国民不能得到真正的真相的前提下，在我们长期受欺骗蛊惑的岁月里面，要想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思考，去看出问题，这是极少数人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人做不到。你也不要怪他。因为他本来就生活在艰难之中。

第二，稳定这个东西啊是相对的。为什么是相对的呢？中国共产党今天要什么？当然要稳定，因为今天如果要爆发革命的话，请问大家，革命的对象是谁啊？当然是共产党了，对不对? 不可能是别人了吧？不可能是叛徒、内奸、工贼了吧？一定是共产党自己。所以它强化稳定，而稳定也适合一般民众的需要。我们不能否定这是个基本的社会要求。因为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这个国家真的处在一个稳定的状况下，或者说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追求稳定的状况下，它确实能迷惑人心呐。对于我来讲，搞清共产党才是第一位的；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吃穿住用行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必须理解我们人民的基本要求。

第三,　稳定是漫长的。逼上梁山起义造反毕竟是短暂的，而且是稀少的。一个专制朝廷能够延续三百年，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稳定的要求和稳定的诱惑。而绝大多数人在稳定的要求和稳定的诱惑里面，是经受不住不稳定因素的威胁和担心的。所以我们不要责备国内的这些朋友。他们和我们到了海外以后是不一样的。他们所知甚少，所想的也甚少。我们要责怪的那一些跟着共产党去高唱“稳定”，让这个“稳定”的东西成为维护共产专制统治的一个法宝，那就非常叫人感到气愤，并且是一种罪行了。

章天亮：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搞这种阶级斗争啊, 其实就是群体灭绝,就是他把这个人划为阶级,把被镇压的这个阶级统统杀掉。它这种屠杀我觉得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目的，一个是为了在人民心中制造恐惧。可能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共产党杀人它是有周期性的。大家如果观察的话，它七八年再来一次。为什么选在七八年这样的一段时间呢？因为每到七八年的时候又成长起来一代人，十一二岁的人不懂事，七八年后变成十八九岁，十九岁二十岁的时候开始有自己的思想。那么如果共产党在这七八年之内没杀人的话，这些人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错觉，共产党要改好了。那么他们就会像当年八九民运的那些学生一样扑上去给中国要民主。前两天公布的文件显示，当时在八九开枪的时候，姚依林当时发表过一个讲话，他说：中央反复斟酌，如果我们跟学生对话的话可以不可以？如果我们后退一步的话又怎么样？如果我们后退一步的话又怎么样？他说，如果我们后退一步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一个反对党下面他没有讲。实际上接下来出现一个反对党；接下来就是有言论自由；接下来就是开放党禁报禁；像辛灏年先生所做的这些研究，《谁是新中国》这样的历史就会被公布出来；象共产党屠杀八千万人，这八千万的冤魂，他们的那种令人椎心泣血，刻骨铭心的惨痛就会被揭露出来。这个时候共产党它还能统治下去吗？它马上就面临着一个血债被清算的问题。所以说当时姚依林说，这一步我们决不能退。七八年杀一次人的话就是不断要刷新人的恐怖记忆，随时告诉你，你要是想要向共产党挑战的话，就让你尝一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就说六四事件，它所屠杀的人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中算是很少很少的了，只不过就是因为它发生在天安门广场，才被大家看到而已。像今天它屠杀法轮功，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屠杀掉。在两千零二年年底的时候公安部内部消息，就有七千人被屠杀致死。它已经把中国人的恐惧训练到你只要是一个人，有一点恐惧的话，你就不敢跟共产党叫板。

刚才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斯大林讲的一句话。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一个悲剧，死一百万是一个数字。这就是共产党对于生命的态度。对于它来讲死一百万跟死两百万、三百万对它来说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你看杀人杀得最多的都是共产党国家。斯大林当初肃反两千万；（中国）共产党搞死了八千万；其他像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一下子杀掉了六百万人口中的两百万人；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都被他杀掉了。为什么会这样？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有一句话叫“人命关天”，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命它是关天的话，你不敢随便杀人。因为他的生命不是你给的，是天给的，那你把他杀了这是多大的罪过。但是共产党长期以来这种无神论的宣传洗脑，就使人觉得……。恩格斯有句话叫做: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他看你这个人有生命，他觉得只不过是蛋白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你死了只不过是一堆蛋白质改变了它的存在形式而已。所以他就可以为了一些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杀那些“少数的人”。就是说只有在无神论这样的政权底下，才可能出现这样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一点共产党杀谁不杀谁是没有理性可言的，所以很多人觉得稳定压倒一切，是因为他没有想到有一天不稳定会落到他自己的头上，共产党会把他作为不稳定的因素去杀掉，去换取别人的稳定。到那个时候大难临头的时候，他可能就知道自己后悔了。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看，对共产党的改良千万不能抱任何幻想。

贺宾：因为现在共产党比起过去来讲，比起辛教授讲到历史上共产党杀人，人们觉得现在不太可能发生，现在人都觉得共产党的社会毕竟变得比较宽松一些，这也是大家的一种感受。实际上共产党不是一定要杀人，它杀人并不是它的目的，并不是说这个党就喜欢杀人，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它的杀人取决于民众对杀人的感觉。共产党通过杀人制造恐惧，通过老百姓的恐惧来达到它的统治。所以它杀人是取决于老百姓对它有多害怕，当老百姓都不怕它的时候它就多杀人，当老百姓都比较怕共产党时它就少杀人。当老百姓对共产党怕到，它不杀人都不敢反抗的时候，它就不杀人。它是可以不杀人的，所以说它杀人不杀人取决于它对这个社会的信心，就像刚才我讲的，它对这个社会的掌控程度。它信心大的时候它可能放开一点东西，它可以给你一点民主，给你一点自由。但是一旦超过它的警戒线，就是它自己有一个信心，它有一个线，超过那个线的时候，那它就开始杀人。所以你就会发现共产党老是这么周期性的杀人，它有时候会给你一点民主，但有时候陷入更严厉的时期。它每次放松的时候都会给世界造成很多的错觉，现在西方人会觉得中国，现在政府在改良，变得宽松，释放一些改良的善意，它都是欺骗。只要超过它的一定限度，它马上就会大开杀戒。

战胜恐惧 告别中共

问: 您是哪里来的勇气， “六四”后当年走上街抗议, 并失去了名利。对一般人来说名呀利呀是放不下的，你能讲讲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辛灏年：我不说回答，我就简单的描述一下那个过程。你要说人不怕共产党那是假话。中国有句古话叫“狗行千里怕吃屎”，我说这句话叫“人行万里怕共产党”。我们今天在美国，多少人离开万里家国来到美国、来到西方。今天在座的，都算是不怕的。你们算一算还有多少人在海外还在怕共产党。他不但不敢讲，他连听都不敢听。那就是在怕。其实我也怕，从小就怕，说我不怕是假的。首先我们要承认事实。

第二，我是怎么在六四的时候上街了呢？第一我并不是个民运人士，我对政治也从来没有什么兴趣，我从小只想做个作家，没别的想法。可是在“六四”，就是89年那一年，民主运动兴起的时候，我是非常冷静的，我没有参加。我没有参加的原因是出于我本人的一个性格，不喜欢凑热闹。

第三，我看到北京天安门前那三个从湖南来的年轻壮士，他们真正地向着中国专制威权的象征──毛泽东的画像砸鸡蛋，他们却被搞民主运动的一些幼稚的学生把他扭送到公安局，判了二十年、十五年、十年。至今一个已经疯了，一个刚跑到泰国出不来。当天，我差点没把那个电视机给砸了。我很生气，我有个欲望，我想说话，我想走出去，我要喊一声“你们不能这样搞民主”。可是我还是因为胆小，我没敢。

1989年6月4日凌晨四点钟，我家里的人门被狠狠地地敲响了，原来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团委书记和几个年轻人冲到我家来，说：“高老师，共产党在北京杀人了”讲得声泪俱下，然后把由美国传回去的杀人传真──坦克车怎么从人身上压过去的传真拿给我看。我边穿衣服边跟他们讲话，心里却在打嘀咕：“他们来找我干什么”。你要知道我还是省里的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全国青年的委员、安徽省青年副主席。我有十三个“统战”职务。我没有党可退，也没有团可退，只有少先队，可是我有十三顶统战对象的帽子。所以我心里才打嘀咕：“他们会叫我干什么，请我上街吗? ”后来这个团委书记说了一句话，“高老师，你一直没有出来，我们不说什么，但是今天你要出来了。我们希望你能和已经在外面的一千多个科大的师生站在一起。”我的回答是：“我出来。”我出来了，可是我心里还是怕，我心里还是怕出去以后怎么办？但是我实在是觉得应该出去了。理性告诉我现在应该站出来了，感性告诉我共产党可不是吃素的。可就这样我在几个年轻学生的拉拉扯扯下，下了楼，走出了文联大院，来到了合肥市最热闹的三孝口，和一千个科大师生站在一起高喊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我不怕了。天没亮我就回来了，我睡不着觉了，可是我不怕了。家里人问我怕不怕了。我说我这四十年从来喊过一句想喊得话，我今天喊过了！我不怕了！十点钟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证件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参加了安徽省文艺界在十点钟举行的“抗议六四大屠杀”的游行。就这样，我一直游到这个游行被彻底镇压为止。

我想说这个是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心底都有一种对自由、民主的本能的追求和渴望，可是我们又在长期的专制的恐怖压力之下，根本不敢越雷池一步。可是在某一个历史的契机之下，当正义和良知一旦战胜了自己的恐惧的时候，那么正义和良知带给你的就是勇气和勇敢，所以在1989年六四之后，上面教我写检查，我拒绝了。然后我辞掉了所有的这些统战职务，这本来就是共产党统战我的职务，毫无意义的东西。最后我才下定了决心，决心将我从1983年、1984年就开始研究，常常在家里写一张纸、锁一张纸，写了烧、烧了又写的《谁是新中国》部分草稿完成。是六四的那一声枪响让我下定了这个决心，决心要向这个流氓政党挑战。这就是我决心下的过程。是“六四”-- 共产党的镇压，狠狠的把我这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从背后推了一把。虽然它使我失去了一切，但是我寻得了自己良知的安宁……

没有中共, 中国怎么办?

问：孙中山先生当年曾经说过：“大清国人人有病，愚昧之病”。那您也讲过一句话，现在的中国人，人人有病，是恐共的病。我请问您或三位，针对这个下有一个解药？　现在有很多想法，包括“中国共产党倒台后怎么办”。我认为这是恐共之病的潜在病灶。您有没有一种解药？让中国人摆脱恐共之病。

辛灏年：孙中山先生说，“大清国人人有病，什么病？是愚昧之病”。一百年后，我不敢讲这话，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如果要谈到我们人人有病，有愚昧之病的话，我们现在可比一百年前的祖宗病重得太多了一点。大家想一想看，一百年前，孙中山革命，那个革命的质量，那个革命的力量，那个革命的决心，那个革命奋斗的方向和目标该是多么的坚韧和明确啊？我们真的是有愚昧之病啊。共产党49年以后让我们这几代中国人只知马列，不知祖宗；只知共产革命，不知共和革命；只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知中华民国才是真正的共和国啊！我们这几代人处在蒙蔽当中，在欺骗当中。虽然我们身上流着中华儿女的鲜血，可是在我们的智力和其他方面都因为喝了狼奶都变成畸形的中国人。这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深刻的检讨，否则我们醒不过来的。我们不要顾自己的面子，而忘了自己的灵魂和追求。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共产党一共多少年？请问大家。到今年的十月一号才五十五年嘛。我问你那四千九百四十五年是怎么过来的？当真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了中华民族，就没有了我们的祖宗和我们的儿孙了吗？四千九百多年里，中华民族就是这样的发展和兴旺起来的，成为世界四大从来没有中断过文明的古国之一。我们不过是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不是规律的规律之下，我们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又在近代落后了嘛。所以唯一的解药就是不要迷信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华民族早已走了四千九百多年的历史之路，创造了我们独立于世界的文明和文化。将来没有共产党之后，相信我们的人民都会为中国未来的“共和”尽一份力量。这份力量汇聚起来，是会解决我们民族所留下的问题的；是能够医好共产党给我们造成的巨大的创伤的。而根本的解药，就是要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

章天亮：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每个人不敢说出他们的恐惧。他们甚至在私下场合里面，他们也要按照共产党的那个说法去讲--共产党要听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能够让中国人摆脱恐惧的第一个办法，就是说出恐惧，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当时皇帝的新装如果没有那个小孩喊出那句话，皇帝永远不穿衣服虽然有很多人他们脑子里想皇帝没穿衣服，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的话，皇帝没穿衣服就永远是个既成的事实，但是当有一个人喊出这句话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共产党它的邪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的邪恶当每个人敢于说出共产党的邪恶的时候，他已经摆脱了共产党的恐惧。所以大家现在看到网上风起云涌的退党的浪潮第一个人退是需要勇气的，第一千个人第一万个人退可能都需要勇气，第一百万个人退可能就不需要那么多勇气了，因为你已经是第一百万个人了。民间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一种潮流所以到那个时候，共产党想让人民恐惧它，人民也已经摆脱恐惧了。大家现在看到，现在在退党网站上每天一万多人退党，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想想三个月之后就是一百万了，共产党有多少人？六千万人。到那个时候退党的数目可能就不是现在线性增长，可能就成指数增长，可能几天的时间共产党土崩瓦解，就像当年奇奥塞斯库罗马尼亚。当时奇奥塞斯库在人民广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想到几秒钟之后他会被人民推翻。就因为有一人突然在他集会的时候喊出来他是刽子手，然后人人都喊这句话，从此奇奥塞斯库从现场直播的镜头上消失几天之后，他再出现的时候，他出现在一堵墙的面前，他已经被枪决了。这就是说大家要知道历史的发展进程往往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的问题，告诉人们不要害怕共产党。

贺宾：说到这个解药，刚才辛教授说的是从良心这方面讲，是比较高尚啊。要说直接一点，具体一点呢，那就退党。因为中共是个暴力机构，对付暴力机构，它最喜欢的就是对方也搞暴力。搞暴力呢它就有藉口用暴力来对付你。我们中国人现在就搞非暴力，就像当年甘地一样，包括法轮功他们的非暴力请愿；包括我们退党也是非暴力的一部分。我们就用非暴力的方式来对暴力喊话，刚才章天亮讲的人多了以后它就会不害怕。你现在去问中国人喜欢共产党的确实没几个，但是他就有一个想法，这是个强权你拿它没办法，你能把它这么样呢？刚才说稳定，中国问题这么多，没有共产党你还控制不住了，它就得靠个强权来稳住这个国家，他有很多的共产党灌输给他的这种误解。比如说，老百姓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会乱，其实谁去乱这个国家呀今天共产党没了，你家人会去乱吗？你的朋友会去乱吗？不会嘛。它乱一定就是共产党它自己，是它自己不愿退出这个历史舞台。可是人呢会有一个误解，老觉得共产党一没了，这个国家就乱了，共产党老说国家会乱，我们脑子里也不想一想，到底是谁去乱。比如说六四，六四要是不开枪的话这个国家叫动乱？我不相信学生能搞什么动乱，能动乱到哪去？你有枪有炮的军队是共产党控制的，所以乱一定是共产党自己在乱，没有了共产党它怎么会乱呢？动乱的源都没有了它怎么会乱呢，没有了共产党它就不乱了。你看农民他就种庄稼嘛，他去斗什么？他去搞什么去呀？所以大家心里面的恐惧是来自源于一种冥冥之中，一种莫名其妙的一种共产党灌输给你的一种东西。你再深挖一步，你再用常理推之，我去活学活用，你用常理推之。农民， 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他们去乱什么呢？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没有共产党了只不过不政治学习了，倒没有人来跟你捣乱了，我该干什么干什么，怎么会乱呢？就是说要克服这个恐惧，共产党很强大吗，它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党员，它有一个庞大的整体在那儿，动不动就号称几千万党员，怎么样去瓦解它呢，我们大家一个一个退出来，一个一个从这个党退出来，当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百姓心里的感觉，就好像晚上人少的时候你害怕，人多你就不害怕，实际上这个环境根本就没变化，你心里在变化，你就感觉退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你的恐惧感就会减少，恐惧感一减少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害怕了。就像在六四的时候上街不上街，昨天你还觉得应该上街呢，第二天为什么不敢上街了呢。就是大家群体的一个反应，如果大家都来退的话也就不害怕了。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辛灏年：刚才提到了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这是一句总的话，因为共产党这个马列邪教和马列子孙集团，在这五十多年的专制复辟统治当中，确实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毁坏到了难以设想的地步。所以我们有一些愤世不平文人、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经常对自己的民族横加鞭笞和谩骂，动不动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文化的劣根性，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人民看得一钱不值。

那么具体来说是什么呢？在大清之前，虽然元朝的入侵和满族的入侵曾造成过汉民族自尊心的一度衰弱。可是他们用武力打败了我们，亡了我们的大宋，亡了我们的大明。可是我们悠久的、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却同化了他们。所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但没有消失，更因此而能够绵延和发展到今天。也就说，我们虽然在武力上打不过野蛮的部落，可是我们用我们优越的文化影响了、同化了这个部落。满族没有了，大家要知道，几乎没有了。慈禧太后的心中是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后的；大清的康熙皇帝是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一帝的。所以不论是元，还是清，亡了中国却做了中国的皇帝，成了中国的朝代，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延续和发展，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的。

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它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辛亥之后，在苏俄的命令、扶植、指挥之下所建立起来的反民族、反共和、反人民的马列邪教集团……我刚才讲的它反民族、反民族进步、反民族团结，但它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荒芜和磨灭。它的一个具体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使得我们对中国人民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完全茫然无知。我们不知道，1911年之前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当年的革命志士们，是怎样的肩负着民族、民权、民生革命的历史重任，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家。我们甚至更不知道蒋介石先生怎样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领导北伐，打到军阀，重建共和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打的，我们还误以为是那个不要祖国，出卖祖国的中国共产党打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在四五年到四六年、四七年短暂的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面就继承着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就是在烽火满天的岁月里面，就已经开始了民主宪政的建设，真正地开始了制宪的工作和行宪的工作。我们甚至误以为是那个国民政府反动，不愿意行宪而被共产党一举推翻和消灭了。由于我们对这一切──我们的先人和前几代中华儿女追求共和的艰难道路完全不懂和不通，所以我们才丧失了我们今天的人民、我们的民族是不是也能像其他先进国家一样“走向共和”这样一个光明的希望和追求。我们失去了这个最起码的信心，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一百年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是怎样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艰难、反复、困顿地前进着的。我们生活在漫长的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看不到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阳光，我们以为世界从来就是黑暗的，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这一点特别重要。

第二个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偏限于只认马列，不认其他。我们甚至于在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当中，把欧洲开始兴起的所有共和国，都指斥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必须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去推翻他，打倒他。这样我们就不了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一切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西方共和国家，是怎样艰难地完成共和的，是怎样的如同我们一样走向了共和的。我今天不能就这一个问题来做一个专题的发言。如果我能就这个问题深谈的话，我就可以谈一谈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他们所经历的道路历程和我们自辛亥前开始走到今天的这个追求共和的道路，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共和不仅被打倒过，被推翻过，他们的专制复辟势力不仅复辟得逞过，而且也经历过漫长的专制复辟统治。只存在过短短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只有八个月就被列宁的十月背叛所彻底推翻，灭亡了整整七十四年。1991年在莫斯科广场上面，刚刚才推翻了共产党，七十四年前就已经灭亡了的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就开始飘扬在俄罗斯大地的上空。这说明了什么？法国的专制势力曾经三度推翻共和国，法国的民主势力曾经两度重建共和国，前后共达九十九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道路完全确认和确立了下来。我们如果对这些很应该进行比较的东西看清楚了，了解了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曾经走过、而我们今天正在行走着、还没有完成的这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就是可以失而复得了吗？

如果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我们的共和道路有了清醒的认识，一方面又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历史，是世界走向共和历史的一个部分，完全相同，高度一致，我们还担心什么共产党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用担心我们自己不能继承我们的共和先贤的道路，走出另外一个共和的天下来吗？如同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所有的优秀的民族一样吗？所以，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讲真相，了解真情，理清楚一百年来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基本历史道路，搞清楚世界共和进程的基本的范畴和方向，寻求这个高度的一致性，从而走出我们大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最后胜利明天！谢谢！

革命与复辟

问：昨天的《华尔街日报》题目是《斯大林还活着只是带着普京的面空》。现在普京把苏联倒退以后，他重新把权力缩到集中。在过去的几年内苏联出版壹佰多本赞扬斯大林的书。但民意测验表明呢，72％的苏联人支持他这样，　认为是必要的。苏联已经没有媒体自由了，在共产党倒了之后有回复，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我想如果大家思想不改变，中国也有可能在不断期望好皇帝，现在中国帝王将相的戏剧到处都是，共产党正试图把我们人民的思想弄歪呢……，所以，如果共产党倒了之后再出现一个强人，那也有可能出现再反复。这个现象是不是值得注意，请辛教授和各位做一个评述。

辛灏年：你向我们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和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的反复的问题。什么是反复？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自然界的，一个是生活里面的。我们今天正处在严寒的冬天，可是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怎能遥远？”可是我想问一下，当真立春之后，春天就来了吗？当真说春天来了，春天就真的来了，就温暖了，柳树发芽了，鲜花开花了？不是的。立春之后，但我们认为春天已经来了之后，很可能还来几场狂风暴雪，直到这几场狂风暴雪越来越小，消融的越来越快，然后绿草青了，杨柳抽芽了，那个春天才真正的来了。它就说明大自然在季节的转换过程当中，是一定存在着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的，乍暖缓寒的过程的。

那么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的制度经历了几千年、几百年，而需要进行一个根本的转型的时候，他是说转就转的吗？不可能。他一定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例子就是，俄国爆发了共和革命，又出现了共产专制复辟；法国爆发了共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却出现了三次复辟。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是被推到的复辟势力，旧政治势力是一定想打回来的。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事情。第二个，一场革命一声枪响，可以颠覆一个王朝，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可是几百年、几千年所产生的那个历史文化思想不是一生枪响就可以被送进坟墓的。它随着我们世世代代人的延续，而会长期地在我们的思想文化和灵魂里面在起著作用的。有人说，袁世凯是一念之差复辟帝制，葬送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历史，也葬送了他自己。难道当真是一念只差吗？《走向共和》里面的一句台词写的好，“几千年中国的帝制，早就在袁世凯的心里面埋下了帝制的种子”，也就是想做皇帝的种子。我们必须认识到旧的思想文化在专制方面所留下来的影响不是一天能够消灭的，它就是专制势力、和各种旧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甚至复辟成功的一个社会基础，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

你刚才所将的情况，我现在就可以来回答你了。我1994年到多伦多，1995年到美国。我一到美国，走在纽约的地铁里面，我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觉。我看见纽约地铁里面，许多的车站里面都挂着通红的玻璃盒子，这个盒子上面印桌一个前苏联的镰刀和斧头，镰刀和斧头的图案下面有一些英语， “The cold war is coming again，Please join the communist party！”（冷战又将开始，请参加共产党！)，全是流亡在美国的前苏联共产党们在抒发他们复辟的梦想，希望重启美苏冷战，希望俄国已经垮台的共产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很符合我所讲的革命与复辟的关系，即代表民主和专制的反复较量。

不要以为1991年苏联人民推翻了74年的共产专制，迎来了俄罗斯共和国的重建，就以为大事完了。当时我就跟我的太太说过，苏联未必不存在着未来实行复辟专制的可能性，到纽约的地铁里面去看一看吧。我在我《谁是新中国》这本书最后改定的时候里边加了一条注解，我就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可见专制复辟的愿望，只要专制的势力、专制的思想文化还存在的一天，它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一天，它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只不过它每次发出的能量会越来越小，它每一次维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直至最后终然消灭。这是第一个问题。

你谈到的普京的问题，这又是第二个问题。它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共和制度创建之后，或在恢复之后，仍然存在着专制复辟的威胁。因为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去立即把所有的专制思想全部消灭和枪毙掉，我们甚至没有能力去铲除专制思想的土地和土壤。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一条，那就是孙中山先生有一个非常高明的理论。什么理论？“训政”的理论。什么叫训政的理论？有很多朋友都拿这个来攻击孙中山先生，真是大错特错。所谓训政，就是建立一个有力的共和政府，以镇压形形色色复辟势力的反扑，维护共和成果。第二，从人民开始学习民主的思想，训练民主的手段，从县开始进行逐级的自治的建设，以造成自下而上的共和成就，确立共和制度，确认共和国。

普京，他在做什么，从好的一面来讲他要实行训政，否则俄国那些想变天的共产党，还会把俄国的天变回去。从另外一面讲，超越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复辟；超过了权威的限度，就是独裁回归。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难把握的，可是任何一个以共和自命的领袖，都必须把握好它。只要把握好这个分寸才能够使得训政能够不成为专制复辟，才能够使得权威不成为独裁专制。

所以，我们中国的未来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共产党五十多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早就在我们几代中国大陆的人心里埋下了一颗颗独裁的种子，一颗颗要做伟大革命领袖的种子。你们看看今天的海外，才多少人士啊，就已经有七、八头十个政府了。将来中国大陆，一旦共产党垮台，我们就不得不面临着一个解决混乱的问题。从长远看，它不可怕。从短暂来看，却不得不重视。如果我们不重视它的话，它就会造成更进一步的混乱。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就有可能普京这样，不是训政，而是回归专制。这样的危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是不能再承担了。

《谁是新中国》是这样诞生的

问：辛教授我想问一下，您的父亲是右派，问一个您伤心的问题，您能不能谈一下他是怎么被打成右派？您现在这样自由的思想，您受到过中共怎样的迫害？第二个问题，您谈到“六四”让真正您走出自我，敢写出来。您最先是怎样认识中共的邪恶的？

辛灏年：我的父亲是个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曾经帮过很多共产党员。他1927年武汉大学毕业，是在共产革命的窝子里面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我的整个家庭除我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只有我不是。他们有没有退党，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他（我的父亲）毕竟还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打右派的原因很简单，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共产党不太懂教育。”就这一句话，就打了右派，然后由当了历史反革命，然后就被抓起来五年，关了一年零十个月以后给放了出来，就这么个过程，共产党打人抓人都不需要太多理由。当然这给我个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磨难。不过我承认，由于我的哥哥姐姐年纪比较大，我是老小，我没有吃太大的苦。如果我吃太大的苦，一、我当不了作家，二、我写不了《谁是新中国》了。因为我的文化水平只限制在小学水平，那我怎么可能干这个事。所以在父亲在被打成右派后来的后来那些岁月里，大苦未吃，气没少受，所以养成了我能够忍耐的习惯。《谁是新中国》这本书的诞生是忍耐的结果。我讲的是心里话。

第二个问题，你问我八九年前就在搞《谁是新中国》的研究了。那个时候“谁是新中国”这五个字在我的脑海里还没有。我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我是79年在《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小说，后来全国很多刊物都转载了我这篇小说，我就一举成名成了个小作家。到了80、81年的时候，我的作品已经发表了很多，可是最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个负责人给我下了个结论，说我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我由于年轻，心里不服气，嘴里不敢讲，但我还是冒出一句话，“你们提倡的哪有什么好东西！”我还是坚持我行我素，这是与性格有关系的，我说不了假话。可是到了83、84年，我觉得十分困难，我越写越困难。因为写作和出版是互相的。不能出版的东西，你写作的兴趣和动力就会大减。可是我已经成了作家，已经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专业作家。如果我不能写作的话，我就不能保住这个基本的作家职业。那我怎么办？结果我的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十年你没有瞎胡闹，你读了十年书，你的基础很好。你不如写历史小说去。”他那句话“害”了我。可我当时却想，对了，我去写历史小说，可是对太古的，我没兴趣，所以，我就想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的历史情况。我这不研究还好，我这一研究啊，就一脚踏进去、十年回不了头了。我没想到我一走进去以后，我发现怎么全是谎言啊？就像刚才贺先生讲的北上抗日，那日本人在东北，它往西北逃啊，怎么叫北上抗日呢？它明明只有两万的的军队困守在陕北，它却能领导了五十万军队的上海抗日大战吗？怎么可能？这就是你所说的常情常理。这些问题我一个一个的解扣，我解了一百多个，我发现它全是谎言嘛。你知道，从小虽然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可是十三岁我写的第一首诗还是“党啊，我的母亲”，虽然我饿着肚子咕咕叫──党多厉害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很痛苦。我面对我发掘出来的一百多个历史问题，感到了一种裂肤和割肉的苦痛。怎么办？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而止？不行，我得走下去。它虽然使我感到很痛苦，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把我从少年时代已经潜藏在内心中的反叛思想，就像一根火柴似的，轰然点着了。就这样，从83、84年开始，我就做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了，一个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一个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一个是世界民主革命史的研究，第四个是世界各专制国家专制改良史的研究。这几个研究在89年前基本完成。革命与复辟的理论，反复较量的理论，也基本在我心中形成。那时我还是没胆量的，就像我刚才讲的。我曾经跟台湾一位很有名的专家说过，我说你写一本书骂老蒋、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李登辉都没事，你还可以当研究员，做教授。可我要写一本书否定共产党，那就是杀头的。你得有拎着脑袋的胆量，才敢去干这个事啊！所以在89年之前，我基本思想已经成熟，理论链条也已形成，卡片作了两万张，可是我就是不敢真写啊！89年，我谢谢89年，它在背后猛猛地推了我一把，使我下定了决心。我开始封笔不写小说，进入了全方位的历史研究。94年出国之前，我曾经对着镜子里的我说过一些话：“高尔品啊，高尔品，你这一辈子说不定是要惨遭横死的啊！”可是我也想通了，我对自己说我想通了。因为“人生怎么个活法，反正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人生怎么死，都会有一个死法……” 我不管它了。我就是这样下了决心出来的，就是这样地出来以后，开始实际地进入了《谁是新中国》的写作。更在三年多五十多场讲演中，在和中国留学生们交流，和海外学者交流的日子里，确定了我的信念，证明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正确，这样才写完了《谁是新中国》。至于说我现在有没有安全和危险，共产党是怎么对待我的，我只开告诉你一句话，其他我都不说了。它现在可是天天想把我骗到东南亚去──我想你已经明白了……

一篇题为《青山遮不住，退党大潮洗中华》的文章为退党壮士喝彩。文章写到：退党，就是在洁净自身，恢复做人的尊严。就是在瓦解、清除共产邪教。就是在净化中华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环境。就是在为恢复、重建中华文明与文化，铺路架桥。退党，就是在为整个人类，清除致命毒瘤--共产邪灵。

大纪元在2005年1月12日发表的《郑重声明》中说：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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