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七) (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乾隆时期的对外交流和冲突

较之康熙和雍正王朝,乾隆时期的对外交流更加广泛,除了与亚洲一些国家继续保持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外,同西方国家的交往中冲突开始显露。乾隆在位60年间,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美国建国,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而此时的东方大国依旧按照自己古老的文明运行方式运行着。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开始与之发生碰撞。

与亚洲国家的交往

乾隆时期中国在亚洲的对外交往,主要是与朝鲜、越南和日本。在经济上,中朝两国除通过使臣进行的贸易外,在义州、会宁、庆源等地还设有定期的贸易市场。中国商人运去绸缎、皮货、布匹、文具等,贩回纸张、苎布、人参、牛马和食盐等物品。朝鲜开城的松商和义州的湾商,都以跟中国通商而著名。18世纪时,朝鲜商人每年输入中国的白银就达几十万两。此外,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密切。每次朝鲜的使节团来中国,随行的人员都会购回很多中国书籍。中朝学者还相互赠送书籍或著作。

康熙年间,中日之间的贸易十分繁盛。而到了乾隆时期,双方之间的贸易更加频繁。中国商船航日,最多时一年达一百余艘。所携带的商品,种类繁多,包括生丝、绸缎、瓷器、茶叶、药材、纸张、砂糖、染料、工艺品以及书籍、文具等等。从日本输入中国的货物,以铜为大宗,其余则有金银、海味、漆器等。随着贸易的发展,旅居日本的中国商人也日益增多。清代留居日本的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也有一定的贡献。

乾隆时期,中国和暹罗(泰国)之间的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发展。18世纪以后,双方的贸易极为频繁。每年从上海、宁波、泉州、厦门和潮州等地前往经商的货船有五六十只之多。当时,暹罗的米输入中国的数量很大。清政府还制定奖励办法,鼓励双方商人向中国贩运暹罗米。随着贸易往来的频繁,中国人移居暹罗的也日益增多。

此外,康干时期的清政府,和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尼泊尔、印度、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都保持着友好关系。

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和冲突

顺治、康熙和雍正王朝,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较之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王朝,这种交流更加广泛。大量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成为当时东西方交流的媒介。一方面,他们向中国人推荐西方的信仰和实证科学,如关于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水利、医药、火器等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们通过翻译中文图书,向西方国家广泛介绍了中国的地理、历史、学术、典章制度和风俗习惯等。他们曾先后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古代经典译为拉丁文加以刊行;德国著名文学家歌德,曾试图用《赵氏孤儿》为蓝本编写剧本;18世纪时,巴黎、维也纳、罗马等欧洲大城市,曾上演了不少中国题材的歌舞剧。

辉煌的中华文明对欧洲的一些学者,比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学说,符合人文主义精神。

在经济上,从中国进口的茶叶、丝绸和工艺美术品,特别是瓷器和漆器,深受欧洲人的欢迎。17世纪时,中国瓷器在欧洲还比较罕见,多为宫廷所珍藏。到18世纪,从中国运往西欧的瓷器逐渐增多,开始成为生活用品。这时,欧洲仿制华瓷也获得了极大成功。这时,西欧的丝织品的色调和花纹,也多仿效中国。

对于中国的园林建筑艺术,欧洲人也大为惊叹。一个叫钱柏兹的英国建筑师来中国参观后,写了一本《东方园林》的书,并在伦敦附近修建了一座模仿中国园林的花园。这座花园顺应自然环境,形成一种非常优美新异的风格,当时被称为“中英式花园” 。

不过,对于中国的君主来说,西方的文化虽然有可以吸收的成份,但较之中华文明仍处于从属地位。那些遥远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似乎并没有太真实的意义。

在经济方面,从康熙到乾隆的而清朝的统治者对发展外贸,即西洋各国来华通商并无热忱,除了认为“天朝”地大物博,无须与外互通有无外,也担心自身统治受到外来威胁。清朝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海禁时期(1644-1683) ,主要目地是为了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第二阶段是多口通商阶段(1684-1756) ,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南京) 设置海关,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贸易,但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第三阶段是广州贸易阶段(1757-1842) 。乾隆二十二年,即1757年,为了防止外国了解中国,深入内陆,乾隆下令关闭其它海关,只允许广州一地海关与外国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宜,同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乾隆帝曾谕令两广总督苏昌:“国家四海之大,何所不有,所以准通洋船者,特系怀柔远人之道。”

对于外商在中国的居留和活动,清政府还先后设有很多其它约束。比如,只能在5月至10月的贸易期中前来广州;只能居于由公行设立和监管的“夷馆”;不得进入广州城;不得向华商贷款;不得雇人传递消息至内地;通过公行向中国官员转递的文书须以下至上的“禀贴”为形式;不得携带妇人;不得乘坐肩舆。对外商在华所购货物的种类和数量,也有着不少限制。这些做法既反映了清政府对于西洋势力的政治疑惧,也反映了它高高在上的天朝大国的心态。

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经历着新的变革,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法国和美国,为了发展贸易,不再满足现有的通商状况,迫切要求开拓中国这个巨大的海外市场。而中国在和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间的对外贸易上,直到19世纪30年代,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

以最重要的中英贸易来说,在1781年到1790年间,中国输入英国的商品,仅茶叶一项,即达9626.78万多银元。而英国输入中国的商品,从1781年到1793年,包括毛织品、棉布、棉纱、金属等全部工业品在内,总共才1687.15万多银元,只抵中国输英茶价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欧、美商人每年要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茶等货物。在19世纪初,从广州流入的银元,平均每年约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

一方面是实行有限的通商举措,一方面是迫切希望开拓市场,进行贸易。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出现了。

起初,英国政府希望通过以缔结近代国际关系条约的形式来改变这种状况,便于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以给乾隆帝祝寿为名,派使臣马戛尔尼伯爵来中国交涉通商事宜。第二年,马戛尔尼伯爵在热河行宫朝见乾隆帝时,提出了以下几项要求:一、准英国派使臣驻北京,照管本国商务;二、准许英国商人在宁波、舟山及天津、广东地方自由通商,并在北京设立商馆;三、占用舟山附近小海岛一处,以居留商人,存放货物;四、于广州附近亦拨给一地,以居住英商,许可英商自由出入;五、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间内河运货的税额;六、准许英人在各省传教。对于马戛尔尼伯爵一行,清政府一方面给予热情的招待,一方面对于英方的要求予以拒绝。乾隆帝在上谕中告知英国政府: “天朝物产丰盈, 无所不有, 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考虑到英国的困难,可以承认最为恩惠的朝贡贸易。马戛尔尼伯爵一行无功而返。

此后,迫切想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与实行闭关政策的清朝的冲突逐渐尖锐。如何打开中国市场,似乎也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了。

乾隆晚期的统治─夕阳无限好

由于乾隆执政时间过长,而且为人重奢靡,多次出巡南游,并且造了许多宫殿园林;此外,还在一些战事上耗费了巨大军费,晚年时出现了国库财用耗竭。乾隆还重用贪官和珅,使清朝吏治腐败不堪,引发了一些地方的农民起义,清王朝露出了衰败的迹象。

乾隆86岁时,也就是1795年,乾隆宣布禅位,将皇位传给皇十五子喁琰,年号嘉庆,乾隆自己做了太上皇。不过,太上皇乾隆对于军国大事等仍亲自过问,嘉庆只不过是个傀儡皇帝。

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清王朝进入了嘉庆时代。高宗乾隆去世后的谥号是:法天隆运至诚先觉体元立极敷文奋武钦明孝慈神圣纯皇帝。

《清史稿》对乾隆的评价

纵观乾隆皇帝的一生,应该说还是一位有为之君。他在康熙和雍正之治的基础上,将清王朝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清史稿》对乾隆的评价是: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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