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旭庄：爷爷被共产党土匪绑票、撕票

自去年11月大纪元时报推出系列社评“九评共产党”后，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很多海外华人看了“九评”后，觉得“九评”说的都是事实。下面是卞旭庄在参加于3月19日在旧金山花园角露天举行的北加州第十一场“九评”研讨会上题为“从家族的血泪史揭露中共的杀人罪行”的发言。

我来自中国大陆北京，如今已经60多岁的年纪，在大陆亲身经历了由中共发动的从土改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由于中共的迫害，家族的血泪史对家庭成员来说都是一幕幕刻骨铭心的家庭悲剧，这见证了共产党的血腥杀人历史。

正如“九评共产党”中说的：“中共建政五十五年的历史是用鲜血和谎言写就的历史，而那些鲜血背后的故事不但惨绝人寰，而且鲜为人知。””

爷爷被共产党土匪绑票、撕票

20世纪30年代末我出生在一个大家族，家乡位于北京东部二三百里的遵化市的一个村庄。祖辈靠劳动和节俭，积攒了财产和土地，土地多了自家种不过来就叫无土地的农民去种，所以都互相和睦相处。

40 年代，我们家乡所处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和国民党的拉锯地区，所以遭受共产党的迫害就相当严重。据家人讲，土改前夕的一天，夜深人静，全家都熟睡。忽然来了几个歹徒砸开门闯入家中，将熟睡的爷爷强行从家中绑票。过两天我家才找到爷爷尸首，发现他被残害致死，身上还有伤痕。这样灭顶之灾的降临，给好端端的家庭制造了不可挽回的人间悲剧，给家族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和破坏。

事后了解，这是一起土匪绑架致死案件，而造成这起案件的是共产党八路军土匪。他们编造莫须有的罪名，诬陷我爷爷是恶霸地主。这证实了共产党靠流氓无赖杀人起家，采用黑社会绑票的恶毒手段，血腥杀害无辜，达到消灭地主，制造恐怖的目的。

“土改”成了被掠夺、斗争和消灭的对象

1947 年，家乡“土地改革”开始，当时家中除父亲在北京工作外，只留下妇女和儿童了。“九评共产党”中说：“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摄百姓的效果。”共产党派土改工作组进村，宣布“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动无田农民斗争有田农民，鼓励放纵人性中自私自利、不劳而获、为所欲为，不讲道德，宣扬强盗哲学，同时还提出了“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由工作组划分阶级成分。

我们家被划分为地主成分，因此就成了被掠夺、斗争和消灭的对象。一夜间，如同祸从天降，腥风血雨的灾难降临，家被没收全部土地、房屋和财产。瞬间，全家变得一贫如洗，全家三代人被赶到一间破茅草屋，靠讨饭过日子，不过也有好心农民送些粮食接济。

家人精神上遭到非人的凌辱，生活非常凄惨。更甚者，共产党把我家大人全关押在一所学校里，在那里私设公堂，随便打骂，连妇女老人都不放过。我年迈的奶奶被放出来时，是被人抬回家的。

据老人讲，在里面不让睡觉，连打带骂，甚至还吊起来打，残无人道。家里大人都被关押着，无人照顾瘫痪的老人，家中无吃、无喝，更谈不上医治了。老人在剧痛中常发出凄惨的呻吟声，年幼的孩子们只能含着眼泪，眼巴巴的看着老人家在痛苦折磨中死去。家中被关押的大人所遭的罪就可想而知了，全家就在这饥寒交迫的困境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父亲又被杀 母亲含冤去世

1949年，北京刚解放，全家逃出苦海，投奔在北京人民银行工作的父亲。可是好景不长，50年代中共又发动了“镇反运动”。“九评共产党”中讲：“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九评共产党”还讲：“既然是为了制造恐怖而杀人，那么杀谁也就毫无理性可循”，“至于说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

其实父亲自幼就在北京求学，后来在国民党的中央银行任职，靠的是劳动求生。杀人成瘾的共产党却又以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强加到我父亲的头上，把他押回原籍后处死。

祸又从天降，又使一个刚刚整合好的家庭再次陷入家破人亡的困境中。顷刻间，我们沦为共产党黑暗统治下的“反革命家属”。母亲承受不了这人间巨难，后得不治之症含冤去世。

孩子们在这天降的巨难中挣扎着，我们求学、升学、毕业分配等诸多方面，每走一步是何等的艰难，这是可想而知的。

自己被迫害 有家不能回

而这些都莫过于对我信仰法轮功的严酷迫害，自从中共99年7.20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手段更加疯狂，它施行了“精神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我和我夫人坚持信仰法轮功，从而遭到共产党迫害：工资被停发，居所被监控，电话被监听，行动被跟踪，信件被搜查，居所被撬被砸，我们还被非法绑架和拘押，甚至被迫害得流离失所到海外，有家不能回。

我家庭三代人受到共产党迫害的血泪史，揭露了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和邪恶本质，见证了共产党一贯杀人的历史。当人们都认识到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并且不为其假象所蒙蔽的时候，也就是终结中共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