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员太殷勤
刚从瑞典到中国时，有件事让我和丈夫觉得无法理解，这就是服务员记菜单的方式。不论你什么时候走进中餐馆，服务员总会手拿菜单走过来，站在你的身旁，好像你在大约四秒钟的时间内就能看完整个菜单，然后就可以开始点菜了似的。要是在瑞典的话，你可以花费好长时间来看菜单，然后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菜。你通常对这个餐馆究竟在卖什么菜只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而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提前知道自己该点什么菜。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也没完全搞明白，那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好像总想迅速地干完一件事。要是他们围坐在餐桌边时，他们会说“吃吃吃”。倒酒时，他们则会说“来来来”。你去商店，服务人员也会很快出现在你的面前。
这一切让好多西方人感到很奇怪。他们觉得这样让人感觉不到轻松，反而承受着无形的压力。你进一个小铺本来打算随便看看，可一位售货员却一步一步地跟随着你。虽然他的目的可能是帮助你，但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有时很明显一个顾客还没拿定主意买什么，他只想看一看。如果一直有人在你的旁边，你会感到有点不舒服。就好像有人在跟踪你一样，注意着你的一举一动。在北京，我看过很多类似的情况：有个西方人走进一家商店，售货员一下子跳了出来，出现在顾客的面前，然后会跟在他或她的身后在商店内四处看一看。在这种情况下，那个顾客通常呆不了多久就会离开。
我们去餐馆吃饭时，也总有几个女服务员站在我们的餐桌旁。你喝了一口自己酒杯里的酒，她们会马上跑过来把杯子斟满。并且，她们不时地走过来，从盛菜的盘子里取出菜，然后放在我们每人的小盘子或小碗里。这也许是一种文化差异吧？我曾经听人说，好多亚洲人都喜欢这种殷勤，希望在一眨眼的工夫里有好多人前来提供服务。我本人觉得有些太过夸张了，我觉得这场面挺滑稽的。
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有，比如在健身房。当你在各种健身器械上锻炼身体时，总会有人出现在那里。先是把器械擦洗或打扫干净，然后为你更换器械，甚至你还没来得及去想自己是否需要更换那种器械。我，还有许多其他西方人，都希望能稍微轻松一些。
众目睽睽下的治疗
在西方，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自我的行为。在医院里你只要接触一个人，那就是医生。一般是由医生将病人叫到自己的诊室，然后把诊室的屋门关上，医生面对你一个人开始问诊。此时在他的诊室里是不允许第三者进入的，甚至连护士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是，当我第一次跨进一家北京的中医医院时，我十分吃惊。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偌大的房间，一张张的床上躺着病人。那些病人不分男女，有的裸露着大腿，有的裸露着肩，在他们裸露的部位扎满了针。我怎么能和那么多人一起看病呢？原本我只是想偷偷地溜进医院，只让一位大夫知道我的病情，给予治疗。现在可倒好，我仿佛成了电视节目里一位奇怪的、没有做任何准备的嘉宾！这时，突然有个病人大声问我：“你哪儿不舒服了？”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感到天塌地陷。在西方，一个陌生人是不可能向一位病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更不可能用那么大的声音嚷出来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有关身体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个人隐私，这是一个有可能使人难过或是让人感到难为情的话题，如此敏感的问题是根本不能提及的。我开始浑身出汗，脑子里一片空白，无言以对。可当我看到众人期待的目光时，又不得不迅速地应了一声：“我肚子疼。”人们跟着议论说：“她肚子疼。”接着又听到有人问我：“你是哪国人？”“我是瑞典人，”我说。人们又重复着说：“她是瑞典人。”我的感觉更不舒服了。轮到我看病了，老中医让我躺到一张床上，我感到注视我的目光减少了一些。因为我特别注意干净，我告诉老中医用我自己带来的一次性用针。这件事更让我觉得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用医院的针。老医生好像并没在意，他只嘟哝了几句什么就开始给我用了一个比较厉害的方法扎。我很痛苦并开始出汗，但没有办法。
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周去一次医院，但每次我的感觉都和第一次是一样的。医生自始至终几乎没问过我治疗后的感觉，是不是好一些了或是有没有什么问题。每当我向他询问我的病情该如何治疗时，他总是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最终我知道了中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医务工作者认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学过医学的人，对你解释治疗的方案，无疑是对牛弹琴。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医生不会详细地告诉你他们的治疗方案的原因。与此相反，我们西方医务人员的观念是一定要把患者的病情讲清楚。他给你解释的时候，你随时可以说你没听懂，他会马上再给你解释。他也会告诉你各种治疗方法的长处和短处，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等。患者也永远有选择同意哪种治疗方案或不同意哪种治疗方案的权力。
在西方，哪些是“我的”，哪些是“你的”，界限很分明。某一个问题是私人的、不应该问的，某一间房子是别人住的，不应该随便进去看，等等，这都是很清楚的。这也就是我第一次在中国看病时觉得惊心动魄的原因。
“老师你太过分了”
一天我穿了一件新的T恤衫，我认识的一个中国人问我：“你的衬衫是新的吗？”我告诉她是的。她说：“我不喜欢，不好看。”西方人一般不用这么直率的方法问。如果有什么人问我，而那个东西又不是我喜欢的，我会试着寻找一个适当的角度来回答。我也许会说：“要是我的话就不买，但其实对你来说不错。”在我诚实的同时还要加以小心，避免伤害了对方。
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注意到，中国人有些时候其实并不那么坦率，而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们却直来直去。这是让我们西方人感到糊涂的地方。什么时候可以直来直去，而什么时候又得拐弯抹角？好像中国人直接评论一个人的衣服或者他的外表是可以的，但是给某人提建议改变方法却是不应该的，至少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或是一个比自己地位高的人做这样的事情是得考虑考虑的。如果这种观察正确的话，显而易见它是多么容易发生误会呀！因为在西方他们大概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
在瑞典，如果有人的外表有什么我们不喜欢的地方，我们尽量不说，因为指出一个人的毛病是不礼貌的，比如“你胖了”或“你老了”或“那件衣服难看”等评论。但是如果一个人能想出一个好办法节省时间什么的，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这个建议，不管面对的是老师还是老板或是上了年纪的人。我们看重事情的实际性和它产生的结果，胜于注意对方属于什么地位。
甚至有些中国老师也用这种生硬的方法对待我们，使我们这些外国人难以理解他的作法。一天在课堂上我们正在进行下一课生词的预习，一个生词的意思是 “占”，老师想给我们解释这个“占”字的用法。他指着一个比较胖的学生说：“他太胖了，要是坐公共汽车的话，他得占两个位子。”全班顿时鸦雀无声，大家怀疑地盯着地下，我们都以为是听错了。没有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这种沉默使我感到糟糕透了，特别是让我感到对不起那位无辜的同学。当众说出这样的话，在西方是不可想象的。侮辱人是一件很坏的事情，有谁喜欢听别人说自己胖呢？终于有个学生嘟囔着说：“老师你太过分了。”可那位老师一点儿都没明白，他又说： “这是事实呀，你们没看见吗？他很胖呀，哈，哈。”然后愉快地笑了起来。我们都觉得班里现在有了问题，但问题不是老师。这位老师很善良，他的意图肯定不是伤害那位学生。问题就是文化的冲突。如果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却不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遇到这种情况可能马上就觉得什么都不好，初始的印象就很糟糕。如果中国人知道这样的说法可能伤害外国人，这样的冲突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把步行者当重要角色
像其他西方人一样，我也习惯红灯亮时车要毫不犹豫地停下来。可在中国却不一定，有时人们看红灯，有时人们根本就不看红灯。最可怕的是在一条从来没有红绿灯的繁华大街上突然被安装上了红绿灯，在那样的地方人们不习惯看红绿灯。当红绿灯突然被安装上了，可那儿还和以前一样乱糟糟的，那条街就变得比以前更危险了。习惯看绿灯行的西方人会感到很方便，绿灯亮时他也许不再左顾右盼、小心翼翼地过了，但当他轻松地过马路时就有可能被闯红灯的汽车撞倒。在许多西方国家，规章制度是非常明确的：步行者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汽车总得给他们让路。要是你用眼睛和司机有了交流，他看到你打算过马路，他会为你停车让路。要是那里有红绿灯而且是绿灯时，司机绝对要停下来让行人先走。有时步行者这边是绿灯，要右转的司机也同时是绿灯，但他还是得让所有的步行者先过马路，即使要等很长时间。在交通上，西方很多人习惯把步行者当作重要角色，在中国则不然。当我意识到了那个司机，虽然我已经用眼睛和他交流了，他也明显看出我要过马路，可他却会毫不犹豫地继续往前开，对此我很吃惊。一位澳大利亚朋友给我解释说：“这儿不像在西方。要是司机已经看见你看见了他，那他想你应该停下来给他让路，他就会理所当然地开他的车了。”另外一点不同的是如何使用喇叭。在瑞典你不能鸣笛太多，因为没有人喜欢别人向他按喇叭。按喇叭有点像是骂人，告诉他该走开。这是不礼貌、不友好的态度。在中国，用喇叭当然是为了让人知道你在接近他。它是一种交通工具接近你的警告，你得小心。但有时，司机明明已经发现我在注意他了，干嘛还要按喇叭呢？我想，按喇叭可能已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习惯了。我觉得北京的地铁确实不错，既准时又快捷。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当车门打开的时候，人们马上就往里挤。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要是你不让车里的人下来，你又怎么能上得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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