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祖盗下袁崇焕头颅 佘家守墓十七代
我们守墓守的是一种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气节,还有一种是忠义精神。我们国家伟大就伟大在自古以来的忠义精神。我们两家把忠、义都给占上了:袁大将军忠,佘家义。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遗产,别人的父母都给后代留下钱,金子、银子、房产、地,我们先祖却不是,守的是袁大将军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佘家的使命。佘幼芝,退休教师,居住于北京市崇文区花市斜街53号,此处旧称佘家馆,即袁崇焕
墓与祠堂所在。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佘幼芝在家里向采访者讲述了他们佘家守墓的故事---
先祖冒险盗了袁将军的头
我叫佘幼芝,这是我的丈夫。我们佘家在这儿住了十几代了。我的先祖是袁大将军的一个谋士。我小时候常听我大伯说“谋士”,我以为是磨刀的石头,我想我先祖怎么是石头呢,后来我妈给我写出来,我才知道是“谋士”,所以对这事印象特别的深。现在别的材料有写我们家先祖是马夫、仆人,我也不跟人家辩,人家有人家的写法,我就按家里传下来的说。我们不知道先祖叫什么名字,可惜没有传下来,哪个历史材料都称为佘义士。
袁崇焕大将军是广东东莞人,什街镇水南乡的人,我们先祖是广东顺德县马岗村的人,既是同乡又是上下级的关系。从南方一到北京就在这儿住。
皇太极用反间计把袁崇焕害了的时候,我们的先祖一直和他在一起。我们佘家在这儿买的地,就住在这儿。
你问我们家对先祖怎么盗头的事有没有传下什么故事来?那倒没有。听祖辈说是先祖冒着满门抄斩的危险,趁夜黑的时候,把袁大将军的头从菜市口的旗杆子上盗下来,偷偷地埋在我们家的后院里。你想袁大将军是这么一个重臣,罪名又是反叛,当时北京四九城都关闭了,当时在北京的广东人挺多的,跟着袁崇焕做官的人也挺多的,但别人都不敢。惟有我们先祖,深知袁大将军的为人和忠诚。
自从我先祖把头盗了以后,就隐姓埋名,辞官不做,当老百姓了。临终时把我们家人都叫到一起,跟我们家里人说,我死以后把我埋在袁大将军的旁边,我们家辈辈守墓,我们一辈传一辈,不许回南方,从此以后再也不许做官。我们遵守先祖的遗志和遗愿,一直守在这儿,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十七代了。从1630年8月16日(袁崇焕的忌日),到现在是三百七十一年。
刚盗了头之后什么都不敢修,是草草给葬的,只有我们一家知道,谁也不敢往外传。为什么我们要隐姓埋名呢,就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没有破。崇祯皇帝他得查呀,谁给盗走的就说明他跟袁崇焕是一派的,也得遭一样的迫害。那时候没有祠堂,是我们自己的家跟这儿住。
听老家儿(北京话,指父母)传,因为我们是广东人,凡是住在北京的广东人死了以后就埋在我们这儿来,就把我们后院辟成广东义园。那时没有碑,都是坟头,你也不知道哪个是袁崇焕的。那时墙高着呢,人家就知道我们是看坟的,看广东义园的。
过了一百五十五年,乾隆皇帝当政以后,发现袁崇焕是个忠臣,一方面他要笼络人心,一方面他也要标榜他的先祖皇太极善用计谋,这样他就下诏找人,说谁要找到袁崇焕家里的人,他愿做官,给他官做,他愿经商,给他钱让他做买卖,愿意种地,给地让他种,谁要找到盗头的,也给予表彰。……
乾隆原来还有题词呢,是个匾,就在大门那儿挂着。红卫兵都给砸了。这祠堂是那时候重修的。这是大厅,里边还有一个客厅,喝茶聊天用的,客厅比我们大厅还好。我们不在这儿住,在里院住,房子都是老房子了。
我们家规矩礼节特别重,大祭是清明、七月十五和年三十。祭奠袁大将军的时候,我伯母他们穿着白,戴着孝,站在棺材前面……那时我家有家谱,还有从明朝就留下来的图片。到民国时才给立的这碑,吴荣光题的词,他是广东南海人。
毛泽东批示保存袁崇焕祠
解放以后清理这些园,我们把三十多间房子、两个院子,还有买卖,都交给国家了,就恐怕落一个地主的名。那靠什么生活呢,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北京成立了一
个广东保管财产委员会,他是主委,我们那时都管他叫蔡主委,每个月到他那儿,他给我们二百多斤小米。我就记得跟我母亲坐洋车包月车,到南新街顺德会馆,他在那儿住,到他那儿领小米去。到五几年国家又把房子和地都还给我们了。但后来我们家又把房子交出去了。
1952 年毛主席说要把坟都迁到城外去,我伯父那时还在呢,他就特别着急,就立马儿找柳亚子、叶公绰、章士钊、李济深他们这些人,我们都是广东人哪,我伯父跟他们都像是老世交似的。这四人给毛主席上的书,叶公绰执的笔。5月14日上的书,16日毛主席就批给彭真了。毛主席批示是:“请彭真同志查明处理,我意袁崇焕祠若无大碍,应予保存,毛泽东,5月16日。”当时就把我们这儿给重新修了。
那时一到清明,前三天就有人来把院给压平了,那真是黄土垫道,清水泼街。中央首长们九点钟就来,下午三点他们才走,在这儿吃顿中午饭,开个小型的研讨会。邓拓呀,吴晗呀,都来过。我听说周总理也来过,朱德是每年必到,英雄爱英雄嘛。吴晗是年年来,他是搞明史的,叶剑英也年年来,他是广东人哪。
我们这儿现在环境不好,这院子根本就面目全非了。1955 年由教育局和人民政府跟我伯父谈,说你们的地方特别大,再在这儿盖一座学校。我们家都是读书人,我先祖就说过要我们子孙后代读书,读书好明白事理,好知道怎样报效祖国。做人并不难,是做一个好人坏人的问题。所以从明朝到现在我们家都是读书人。并且我们生在崇文区长在崇文区,也知道惟有崇文区最落后,龙须沟不就在我们这儿吗,净是抬大杠的,搬大煤子儿的,捡煤核的,拉洋车的,倒水的,都是干这些的。要提高这些人的素质,就得学习。所以我们伯父就答应了,把我们后院落的一角给了中学。那时我们还在里边住呢,我们就从里院搬到外院去了。
按我们先祖的遗志,是让我们默默地守墓,不许声张。为什么今天都知道这事了呢,就是因为有这场十年浩劫。“文革”红卫兵打进来了,您说这种情况谁敢说什么呀。1966年我正在坐月子,半个多月回来,婆母说把袁大将军的墓给刨了,我趁夜里偷偷去看了一眼,我心里就特别难过,我们佘家世世代代守卫的民族英雄,他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他是为人民死的,为保卫北京死的,北京人为什么把他给打倒呢?我真不理解。我一个小市民也制止不了,只能在心里安慰袁大将军,有朝一日我一定把这墓重修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心里老是念念不忘这件事,如果在我这代,第十七代,把这墓恢复不起来,那我上对不起先祖,下对不起子孙后代。二十多年来我就跑,我哪里都去,文化部、崇文区文物局、北京市文物局、北京市政协、全国政协、统战部、民革我都去过。凡是能够帮我恢复这个墓的各界人士,我也都跑到了。因为那时候我是教学的,后来搞仪器,我好几次到文物局见局长都没见着,正好有个文物局的人到我这儿修仪器,我就托他带封信,把我的情况跟他说一说。
有人还误解我,说你跑是不是为了你们家呀,是不是为了房子呀,如果是为这房子我就不跑了,我就搬走了。我有很好的条件可以搬走的,我那个叔伯哥哥在1970年的时候就搬走了。我有五个姑姑,原来都在我们这院住,后来也搬走了。
我爱人那时候不支持我,不理解我,我们两人因为这件事甚至都要打离婚了。单位也不支持我,说不知道我为什么,说人家都为活的,你干嘛为死的呀,你为袁崇焕跑,他能给你开工资吗?现在国家能重视你这事吗?讽刺我的话特别多,现在还有人说我们是看坟的,这就成了雇佣关系了。我也不怪人家,因为人家不了解袁崇焕是什么人,我就得到处找人说去,因此这世上才知道我佘幼芝,我老说我已经违背了我先祖的遗言和遗志了,现在都嚷嚷出去了。
我们守墓守的是一种精神
我由三十多岁就跑,现在我都步入老年了,但我们的祠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八几年他们把这儿平了当操场,要把墓迁到龙潭湖,我反对,因为迁走了就失去文物价值了。龙潭湖是个玩的地方,把墓迁到那儿就是对袁崇焕不尊重。中山大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系等十名教授联名给校长写信,要求把袁崇焕墓迁到东莞去,登在广东政协的刊物上,这惊动了北京市的领导。北京也有三十多名市人大代表签名。
现在我挺高兴,今年有望了,崇文区区长正式宣布今年要启动修缮袁崇焕祠和袁崇焕墓。我从心里感谢江泽民主席。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事,凡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责任来爱护它,有责任替它呼吁,把这个祠给修起来。
采访我的人可不少,国内的国外的都有,美国的、法国的、新加坡的,还有我国香港、台湾的。社会各界,政协什么的也来问,这个墓是不是还守下去呀。我们想,佘家十七代了,很不容易,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佘家都没有离开。解放以后这个地方已经交给国家了,房子、地都是国家的,文物已是国家的了。我们只是督促政府重视这件事。
关于接班人的问题,各界人士都希望我们继续守下去。但是无论是我的孩子也好,我的侄子也好,关键是看行动,如果像我们这样尽心尽意,不为名不为利,那就接班,如果贪名图利,就没有这个资格,不能让第十八、十九代为这个光辉的事业抹黑,要是那样,不如到十七代就完整地画上一个句号,就交给国家,结束这三百多年守墓的历史。再说我们也没有资格决定让谁接班。这想法我们考虑了不是一年了,而是很多年了。
我们守墓守的是一种精神,民族精神,民族气节,还有一种是忠义精神。我们国家伟大就伟大在自古以来的忠义精神。我们两家把忠、义都给占上了:袁大将军忠,佘家义。我总觉得这是一种特殊的遗产,别人的父母都给后代留下钱,金子、银子、房产、地,我们先祖却不是,守的是袁大将军的精神,这就是我们的遗产,是我们佘家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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