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负有使命

为什么会出现亚洲国家不关心民主、自由、人权的局面？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状况已经好到不需要关心，亚洲国家已经不存在人权问题，亚洲已无人权斗士用武之地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安慰和帮助了，还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和政客都已泯灭天良？答案显然后者。亚洲有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朝鲜，亚洲有全球被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国，全球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有其三，亚洲国家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数不清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酷刑仍然在亚洲国家风行……灾难深重的亚洲人民多么需要民主、自由、人权精神的拯救，亚洲的良心犯们多么需要来自外国的关心、鼓励和抚慰！可是这一切，竟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愿意去做，也没有一个亚洲的非政府组织敢于关心他们。亚洲国家尽数堕落，亚洲政治家已丧尽天良！他们的眼已经退化到有眼无珠，他们的心已经野蛮到禽兽不如。

正当我在绝望地诅咒亚洲国家普遍堕落，亚洲政治家天良尽丧的时候，2004年12月10日中国大陆报纸《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则消息《朝鲜叛逃者在日筹建“流亡政府”》让我眼前一亮。这则消息说，五六十年代之后逃出朝鲜，在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国避难的朝鲜流亡人士，计画在2005年3月在日本建立朝鲜流亡政府，拥戴前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81 岁的黄长烨担任流亡政府代表。这则消息之所以给我带来亮光，是因为在我记忆里，过去只有欧美国家才给予别国的流亡者在本国成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日本允许朝鲜流亡者建立流亡政府，这是我所知道的允许别国流亡者在本国建立流亡政府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西方国家极为开放，特别是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用语都是欧洲语言，不用日本语。这既是日本从内心真诚以西方为师的体现，也是它能够在亚洲国家中迅速崛起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亚邻国，既有同情，又有野心。对亚洲和东亚各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日本是憎恨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是同情。以中国为例，日本无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还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日本成为康、梁、孙等进步中国人海外流亡的首选之地，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海外活动的大本营。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日本政府的奥援，康梁哪里逃？孙黄（兴）哪里逃？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通缉维新人士，梁启超就是在日本驻华公使的全力帮助下逃出大清朝廷的魔掌的。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躲避数日，又在日本公使的设计下剪发化装，混上赴天津的火车，最后在日本军舰护送下到达公海，远走东洋。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本，日本不折不扣是梁启超的第二故乡，是比自己的母国还安全可靠的故乡。

“东亚共荣”后来成为日本吞并亚洲邻国野心的写照，实际上它的初衷包含有对当时腐败落后的东亚各国政府的否定，以及强烈的拯救东亚国家的愿望。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清国留学生部，这是该大学第一次向中国官派留学生敞开大门。你可能想像不到，这一年，早稻田大学共招收了762名中国留学生，人数之众，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前后几年时间里，日本为中国培养了五万名留学生。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一书，序言是当时早稻田大学总长西原春夫写的。他说：“早稻田大学很早以来就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为各国培养许多真正为人民大众而活跃的人才。就中国来说，从向毛泽东传授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到廖仲恺、廖承志父子等等，在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人中间，有那么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它领土扩张的野心、救赎邻国的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一并夭折。此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二号经济强国，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对朝鲜流亡者提供成立流亡政府的方便，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其沉睡半个多世纪的东亚地缘政治角色和国际政治角色的苏醒。

亚洲有四五十个国家，其中真正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是民主国家而又经济强大的，仅日本和韩国两家而已。因而，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不能只顾做生意，而无视亚洲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力量的对比，放弃履行促进亚洲政治民主化的义务。

日、韩究竟能为亚洲政治文明的进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日、韩应牵头创办亚洲或东亚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诉求的国际组织。这样的组织亚洲和东亚至今一个也没有。

第二，积极接纳亚洲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就像当然日本为康梁孙黄辈提供的帮助那样，不要屈服于亚洲其他独裁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包括邻国）的压力。

第三，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据报导，建立朝鲜流亡政府在时间和财政上都面临着困难。笔者认为，对此日、韩责无旁贷。据称，朝鲜流亡者1992年就有成立流亡政府的打算，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与朝鲜“和平共存”的政策，美国也希望“维持朝鲜体制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可以让他们公开建立流亡政府的驻足之地。

第四，学习欧美，设立民主人权奖。第五，放手和鼓励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从事支援亚洲民主人权事业的工作，就像美国一直做的那样。现在交通的确要比康梁孙黄时代方便了，可以直飞美国，可是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逃亡者而言，毕竟日、韩最便捷，交通成本最小，也最容易成功。据我所知，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基本都在欧洲和英语国家，在日本和韩国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不能说日、韩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麻木不仁，起码它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国养活多少他国的政治流亡者？美国为别国的人权事业投入多少钱？日、韩应该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这样做有它的长远目的，就是等到他们支援的政治流亡者回国掌权之后，他们将都是亲美的力量，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这是彻底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如果美国惟利是图，它根本无须收留这些政治流亡者，收留他们对美国只有害，没有利。中国政府的许多大生意，都给了法国、德国，而不给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热心帮助那些中国的政治流亡者，太热心促进中国人权进步，按中国官方的说法是“对中国内政说三道四”。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才这么傻，才会这么做。日本、韩国应该学一点美国的傻气，以免这种傻气在人类世界绝种。

据报导，成立朝鲜流亡政府，“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还是美国，华盛顿内部正在秘密制订一套推翻朝鲜的方案。既然日本政府愿借宝地让朝鲜流亡政府栖身，那就索性走到前台，好人做到底，别让美国一家“背黑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亚洲国家都争先恐后选派优秀子弟到欧美学习民主政治，连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1900年2月1日，埃及《新月》杂志发表《建立埃及综合大学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一文：“建立一所综合高等学府，教育埃及青年及人民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独立，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什么是他们的义务，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觉悟。”1908年12月21日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大学埃及私立大学（开罗大学的前身）就是在全民族民主、自由的呼声中成立的。

可是，这些国家独立以后，它们建立的政府几乎都成为独裁政权，有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比殖民地时代生活更惨。几十年来，政治犯、流亡者和酷刑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日、韩这些先期抵达民主政治的国家，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的人权灾难不能不闻不问。像印度洋大海啸这样的自然灾难固然应当慷慨救助，解救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为关键，更为义不容辞，因为毕竟印度洋的海啸七百来才有一次，而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人为制造的灾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而，帮助它们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是功德中最大的功德，是睦邻中最好的睦邻。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缺少自己的论坛组织。鉴于此，博鳌亚洲论坛应运而生。可是自2000年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筹备会到2004年第三界年会，从《论坛宣言》和《论坛章程》到

每一次年会上各色人等的讲话、发言和新闻报导，没有一处提及亚洲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没有一处使用过民主和人权这两个词。我们亚洲的人民不是猪，他们也需要文明的政治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亚洲各国想一遍儿，谁能为亚洲的政治文明鼓与呼？只有日本和韩国。谁有能力为亚洲的政治文明奉献一份力量？只有日本和韩国。假如日、韩不去做，谁还会做？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放弃改善亚洲政治生态的崇高职责。

制造人权灾难的国家是邪恶国家，不关心别国人权灾难的民主国家是无灵魂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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