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俄国人权组织公布了一个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七百九十六人的名单。这些人全部死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大清洗中.《华盛顿邮报》的“快讯” (“Express”) 3月24日以“重临斯大林，名字接著名字”(Revisiting Stalin, Name by Name) 为标题，引述“美联社”有关消息说，这个人权组织公布这个名单是为了吸引俄国公众对这个苏联独裁者罪行的关注。
自从斯大林1924年主政，苏联在他治下三十多年时间里，总共约两千万人被处死或遭监禁和流放。而这次公布的有名有姓的死难者数目是一百多万，不过是其中的小部分。然而即便是死于斯大林独裁统治的全部人数大约两千多万，跟苏联的邻国中国死于专制统治的人数相比，仍然是个小数目。中国死于各种政治运动、监禁、劳改、人为大饥荒的数目，最低估计是六千万，最高估计是八千万。所以，这则消息吸引我的并不是死亡数字，而是将已变成数字的名字发掘出来、将名字后面变成灰烬的人生简历整理出来、将这些名字和简历刻上光盘，并让这些刻在光盘上的“生命”重新降临人世。
把尸骨的记忆刻上光盘公诸于世太有必要：俄国最近的一项独立统计调查发现，高达45%的被调查者居然认为，斯大林在俄国历史上扮演了积极重要的角色！俄国“镇压牺牲者康复中心委员会”(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rehabilitation of victims of repression)的长官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表示：“不幸的是，我们社会的一部分人希望忘掉这种恐怖历程，另一部分人则不知道、或者不相信这种恐怖曾经存在”！
用他们喉舌发出的千篇一律的噪音把你的声带阉割成不是长瘜肉、就是长小节，用他们绘制的中国图纸的万丈光芒刺的你眼睛不是色盲、就是青光眼，用他们大脑的指令让你从来就傻得自以为不是天下第二、就是天下第一，你怎么避免从那里长出来的我们不是快乐的傻瓜蛋、就是忧郁的强迫健忘症？苏联死亡人数比中国少，专制治国时间比中国短，不知道的，加上故意把记忆忘在保险柜里的，再加上根本不相信的，前苏联那空白的脑浆尚且几乎浩浩荡荡，何况中国！而他们至少在沙俄时期，监禁、流放的待遇比中国的好得太多，可谓云泥之别，他们尚且如此努力，哪怕只有全部的二十分之一，也要一个个挖出来，刻上去。何况中国！
谈及二战时期犹太种族的尸骨的记忆，目前世界举凡有直接关系的国家，都建有二战时期纳粹大屠杀记念馆，规模不同而已。从一位日本学人前些日子的电话里无意中得知，这种记念馆连日本都有（或者都正建设中）。可是如果了解下面这个真实故事，人还敢斩钉截铁地说“苦难是不该遗忘的”、从而“历史是无法篡改的”吗？
纳粹屠杀了600万犹太人，250万身心残障人，近200万波兰人，300多万苏联战俘、政治异己、宗教异己和同性恋。但是在二战胜利之后十三年的时间里，那个已然解放的悲惨世界鸦雀无声。没有坟墓。当然也没有荒草。甚至没有光亮。甚至没有哭声。当年集中营里无数生还者拒绝回首往事。往事不堪回首。后来有一天，一个名叫弗朗索瓦 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法国作家偶然认识了一个27岁的普通记者。这个记者是个犹太人，他的家人从1941年到1945年间是纳粹集中营度过的。他的母亲、父亲和一个妹妹先后在集中营丧生，他自己和两个姐姐是那里的幸存者。这个幸存者跟所有纳粹集中营幸存者一样，不愿回首往事，执意避免自己骇人的经历。不过，了解了这个犹太人在集中营的悲惨过去，莫里亚克力劝犹太人写下自己的经历，见证集中营的黑暗。那是1955年，几经犹豫，这个犹太人终于拿起笔来，用一种古老的日尔曼语（中、东欧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意地绪语），把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一气呵成900页的一本书稿，并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了它。
这是历经10年沉默之后，唯一的一个犹太人对公众社会开口说话。但这书几乎无人问津。虽然这个犹太人终于拿起铁锨，埋葬被迫害致死的亲人，给那些没有尸骨的亡灵堆起他们在人间的坟冢，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仍然由于对纳粹残暴的无知而保持沉默。
为了世界了解纳粹暴行，祭奠无辜死者，也为了惨绝人寰的暴虐不再重演，这位犹太人把自己900页书稿一气删节到了127页，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把它翻译成了法文。然而，法国的反应如香格里拉大道上的接吻一样旁若无人，对之视若无睹。为了找到一家出版商出版这代表600万人或者1300万人悲惨遭遇的 127页书稿，这个犹太人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然而，此书出版之后销量极差，几乎无人问津。
这本书就是后来在世界各地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持续畅销不衰的名著《夜》（Night）。书的作者，那位从几乎残障的心魂中挺身而立打破十年沉默，继而在南美洲和欧洲两度敲起世界警钟的犹太人，就是后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埃利 维索(Elie Wiesel)。现今的维索身上丁零礑啷挂满各种国际奖章、奖杯和各类学术、研究会头衔，光是高等学府的荣誉学位，他就有一百多个。所有这些光环作为对他披露纳粹暴行的迟到的鉴赏，诚然值得庆幸，但是对于在广袤的沉默中孤身奋战的埃利，还不如那时起就每天支付他一点车马费，油印钱。
当年对纳粹杀虐犹太人的方式目瞪口呆的，大部分是美国、英国、苏联那些无意中走进集中营、死亡营，发现毒气室、人体试验室的军人。为了人类正视纳粹的罪恶，反省自己的弱点，维索在还有很孤独的长途要跋涉。他并不了解道路的尽头是什么。
几无反响的法语版《夜》出版的次年，1956年，维索作为一名法国记者赴美国联合国采访，在纽约被出租汽车撞伤。他在轮椅上整整熬了一年，由于无法更新他作为一个“无国籍”公民的法国旅行证件，他哪也去不了，最后申请加入美国籍获得准许。美国无意中对的这个集中营幸存者的接纳，后来被证实是整个世界开始正视希特勒种族清洗暴行的开端。
仍然默默无闻、人微言轻的维索在美国就职于一份犹太语种的报纸“犹太先锋日报”(The Jewish Daily Forward)。他是专栏作家。他似乎确立了自己终生的目标：为揭露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暴行而持续不断地写作。法语版的半自转体《黎明》、《意外事故》，小说《墙那边的城镇》就是那时候的作品。
公众社会多数时候是短见而平庸的，美国的大众社会也不例外。只是凭借后来这些著作赢得的信誉和声誉，他得以走访前苏联、耶路撒冷等地并持续地揭露前苏联、南非、越南、比亚法拉(Biafra尼日利亚东部)和孟加拉的受压迫的人民的苦难，呼吁世界对他们的关注；也是凭借了他后来的这些著作和名声，他揭露的纳粹暴行才开始正式进入世界的眼睛。但自法文版的《夜》出版，已经过去了23年。
尸骨的记忆(下)
当二战胜利的欢呼成为遥远战场的回声，世界冷战也进入末期的时候，纳粹的罪恶终于缓缓透入人类视野，开始敲打人类灵魂，拷问人类智慧，成为世界走向未来的警示。1978年，美国总统吉米 卡特指定人选设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有关建立美国二战大屠杀中死难者记念馆的可行方案。维索被指定为委员会主席。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成立“二战纳粹种族大屠杀记念理事会”，责令维索任理事会主席，管理这68人的联邦政府机构，全面负责全美有关二战种族清洗的记念活动，包括博物馆的建立，教育项目的设立和私人资金的征集等。
由于他以匹夫之勇不断敲打人类健忘的神经、坚持不懈地要人类检讨纳粹的罪恶、以见证人的身份捅开自己的伤口，随着人类对纳粹罪行的确认，维索开始赢得巨大的社会声誉。他获得奖章中包括那些最具声誉的奖章：“美国总统自由奖章”；“美国国会金质奖章”；法国“大十字勋章奖”等。至于“诺贝尔和平奖”，则是晚至1985年美国国会授予他“国会金质奖章”的次年，才降荣临到他。
纳粹种族灭绝暴行被揭露的历史显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和发人深思的问题：
一，600万犹太人的后裔、亲属或朋友，或者说1300万纳粹种族清洗暴行受难者的后裔、亲属或朋友，在言论自由的环境里全体沉默不语，长达十多年。
二，按照比例，这1300万人当中可以写作的不少，为什么经过十年喘息，只有一个埃利 维索张开嘴拿起笔，要控诉要作证？
三，即便有其他人开始写作、出版这类见证，如果作者缺乏维索般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持续不断的行动，人类世界是否还有机会注意到这一类残酷事实的存在？
四，经过了30多年的努力，维索终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随后他的名字才传遍世界。而美国“二战大屠杀记念博物馆”（The United State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作为纳粹罪行永久的记录和揭示，在华盛顿市区正式开馆的时候是1993年，距纳粹倒台、二战胜利已经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是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认知，他那两度出版却泥牛入海的《夜》才在持续畅销之后，终于成为人类拒绝遗忘纳粹暴行的一道防线：它走入美国及西方世界各地中学，成了有关人类近代历史和二战历史的教科书。
五，人类总结的20世纪三大罪恶之一就是二战纳粹种族屠杀。人类立誓为受难者讨还公道。上个世纪对藏匿于世界各地的纳粹战俘的追捕和审判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甚至延续到了本世纪(今年一月份，一个86岁的纳粹份子拉迪斯拉夫 尼泽安斯基(Ladislav Niznansky)被逮捕。他被控于1945年早些时候，在斯洛伐克的三个村子杀害了164位村民。参见2004年3月18日《华盛顿邮报》“快讯”）。虽然如此，对于中国非常重要的是：纳粹的暴行似乎并没有成为东方民族反省“国家民族主义”的资源，却成为怀疑西方自由民主价值的依据。中国一些左派知识人居然把纳粹的国家种族主义在德国的得势，当成民主自由价值的必然恶果，质疑西方近代政治文明。这背后的原因是将“国家民族主义”和“民主自由价值”混为一谈。
六，一种辉煌灿烂的文明可以在现实当中彻底凋零，直至淹灭为现代历史教科书中的一阙文字，一段当事人都刻意忘却的尘前影事为什么就没有可能在人类记忆中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努力忘却痛苦现实诚然出于无奈，也是中国特有的古典智慧，但官方推波助澜的民间“毛泽东热”证明，对残暴历史的美好怀念正是以忘却痛苦为前提的。更加可怖的是，遥远的真实一但从哪个地缝里冒出来，立即被斥为“谎言”而遭到攻击，好象神州大地半个世纪以来的人造风景从来都比大自然更真实可信。
华盛顿市区中心博物馆、展览馆、记念碑、记念堂林立，但是没有多少中国同胞知道那里还有一个“二战大屠杀记念博物馆”。据说，中国当局在供到访华人游览的参考项目中，把这个馆删除了。曾经等候多时，在展馆外遇到的一对中国青年男女，此外，几次陪同各方友人出入其间，我看到听到过那里面犹太人的哽咽、美国中学生的唏嘘、加拿大教授的愤怒、瑞典汉学家握紧不放的拳头、日本人的叹息、来自世界各地参观者沉重的呼吸声以及祭奠大厅里那些被到访者无数次点亮的烛光，却从来也没有在展区内遇见过哪怕一个中国同胞。回首苦难、记录残忍，无异于一种精神折磨。而这苦难对于维索而言，不仅是对心灵的折磨，也动摇了他的宗教信仰。他在回忆中忍不住对自己、世人和全社会发问：如果上帝存在，为什么允许这血腥残忍的事情发生？然而，承受着记忆与信仰的双重折磨，维索在几十年里没齿不忘反复强调的是：“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人，我们必须作证。”
为了死去的和活着的，犹太人让人类死死记住了希特勒种族屠杀的罪行。俄国人已经开始将死难的政治异己名单简历刻上光盘。中国，却仍在谎言的阴霾和虚假的荒原上制造未来的康庄大道，并在温馨的怀念中企图拥抱充满罪恶的历史。
1993年美国二战大屠杀记念博物馆开馆之年，克林顿政府曾经签署了一个公共法案，决定为殁于史无前例的共产主义屠杀的一亿受难者，建造一个类似的博物馆。
这个世界虽然有40多个国家民族遭受过共产主义的磨难，但是很多人并不真正了解它的罪恶。美国虽然在冷战时期是与共产主义阵营抗衡的主要力量，但是美国“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的主席李 艾德华兹（Lee Edwards）承认，很多美国年轻学生甚至不知道自1917年起，共产主义世界就在列宁和毛泽东手下成为现实。因此这个馆的目的在于“记念受难者”，“教育后代”。正是为了避免遗忘这一人类创造的罪恶制度及其巨大灾难，美国立法建立共产主义受难者记念博物馆。但是这项事业没有当年建立二战纳粹种族大屠杀记念馆顺利。同样计划的资金额，15年过去，后者已经矗立起来，但是10多年过去，同样规模的“共产主义受难者记念博物馆”的计划资金远远不足。因此，资金从一亿美元缩减为45万，所建变成了华盛顿市区一座未来的“自由女神像”。（参见Arlo Wagner “Communism Victims May Get A Memorial”，December 12, 2003 “华盛顿时报”）
有很多理由可以检讨。有些是历史性的：共产主义的毒害却比种族屠杀时间长久得多。而且这个制度现在也没有退出人类历史舞台，还牢牢掌握着控制自己国民的现代化能力。再有，共产主义最大的受难群体不如犹太人有钱，游说能力也不如犹太人。犹太人最终团结一心，为将苦难公之于众而共同努力，甚至至今仍在以民间团体组织的力量寻找散落各处的集中营的生还者，而美国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大量移民却生怕“家丑外杨”弄得自己脸上无光，等等。
统计调查表明，犹太人和中国人是美国和世界族群中智商最高的两个民族；历史表明，这两个民族也是世界上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犹太人对待已经结束的苦难尚且沉寂十年之久，中国却正在苦难中纸醉金迷，倡导忘却，决意带着心中的“太平盛世”一路潇洒到坟前。十数个头脑清醒者、三、五家自由媒体和杂志、一两个不成气候的对抗组织在太平洋另一边唱衰中国专制，有什么理由保证那些过去了的罪恶将不被遗忘，那些过去了的苦难不会重演？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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