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浩:坎坷经历认清中共面目

自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以来,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中共党(团)员纷纷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发表退党(团)声明。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了近日在大纪元网站上声明退党的叶浩先生。

叶浩先生曾在清华大学担任政治辅导员、教员,后在中国公安部工作,是原中国气功科研会的中国法轮功分会期间的原负责人之一。

记者:叶先生,您好!看到您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发表的退党声明,不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退党的想法并且公开地发表退党声明呢?

叶浩先生:主要是因为看了大纪元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它系统深入地揭露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使我认真反思了这几十年走过的所谓“为人类理想而奋斗”的道路。

这几十多年的坎坷经历使我逐渐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随之开始思考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其实是从1997年起就脱离了共产党,但是以前没有真正从思想深处系统地、全面地、深刻地对共产党进行批判清算。最近看了《九评》,我觉得我看懂了《九评》在讲什么。重新认识后,我觉得应该很严肃地去对待这件事,所以就正式声明退党,与共产党彻底地决裂。

记者:您能否谈谈当年在什么情况下入党的?那时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后来又如何认识共产党?有什么样的经历呢?

叶浩先生:那个时候,56年苏联开了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恶,许多人受到很大的打击。因为那个时候,苏联是共产主义的榜样,到处都在宣传斯大林如何如何了不起。斯大林53年死的时候,我们都痛哭了好多天。在那种迷信的状态下,赫鲁晓夫做的那件事,无疑是给整个共产主义一个大摧毁,整个欧洲全完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全世界都在批评斯大林,都在质疑共产主义。

那时我们在大学唸书,当时全世界共产主义的大崩溃是非常明显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在思想上都是非常大的震动,因为从小灌输的就是共产主义的一整套东西。

但是在全世界都质疑共产主义的时候,我们受中共洗脑宣传的影响,反而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是如何的伟大光荣正确,苏联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存在,我们没有个人崇拜,我们是提倡百家争鸣、白花齐放,苏联完了,就剩我们了,毛泽东多么伟大、中国共产党多么伟大。那时我们误认为这就是追求人类理想的道路,所以加入了共产党,甚至讥笑那些对共产主义动摇甚至退党的人。

当然,我们现在很容易就说中国共产党那是一系列的欺骗,但是当初根本不知道“欺骗”这两个字,我们的悲哀就在这儿!共产党编造了非常完整的一套东西,彻底地在人们的思想里不断地洗脑,让人们不断地接受它的灌输。当初只要是热血青年,想有所作为的、有理想的,愿意为人类美好的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都相信共产主义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你不相信,别人就会说你“自私自利”、“个人主义”。当时也有不入党的,都被当成落后分子嘲笑。

现在当然是反过来看,知道是受骗了,但是受骗在哪儿?这是需要一个认识过程的。其实共产党邪恶,从革命第一天开始就邪恶。但那时没有什么信息来源,所有的事情对我们都是严密封锁的,党内从来都是残酷斗争的,但是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56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苏联的共产党,研究世界共产主义的衰落。我那时没什么钱,但还是买了许多书,世界各国共产党批判斯大林的文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着、列宁的原着,等等,做了很多研究。

我当时研究共产党理论理解不了,很多问题想不通,整个思想冲击太大了。因为刚说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现在斯大林的错误就在中共身上完全体现出来了,非常残酷。

57年反右斗争,全国大规模镇压知识份子。我自己就得被迫去扮演革命的屠夫,去打倒右派,我扮演不下去。在我的周围,我尊敬的师长、曾经在思想上引导我帮助我,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被打成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打倒他们。那种痛苦的煎熬实在让人难以忍受。

当时出现了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把共产主义原则、共产党的本性、到底民主自由、人类理想出路在哪儿等等各种问题都想通。当时每张大字报我都不漏,除了清华、北大,我还跑到别的学校去看。想弄清楚什么叫整风、什么叫反右、为什么要反右、到底谁错了、错在哪里。那么多问题困扰,从那时起我完全失眠了,彻夜不眠,这一失眠就是几十年的失眠,成了一个病了。反右就反了快一年,天天都要抓出新的反革命来,要求我去批判,你说那多难受,怎么睡觉?

自己所谓的一系列的理想,一下子就摧垮了,当初真的是自己的理想,所以那时就得去处理,到底那些理想还对不对,到底应该怎么生活、以后怎么活?这些问题必须要回答。

记者:看得出来,您对良心和理想很负责任?

叶浩先生:那当然了,要不是认真的,就不叫理想了,就是糊弄骗人。我们那时不是为了利益,不是因为有好处才入党的,而是确实抱着一个理想。

那时要我去当清华的政治教员,而且后来又弄我去当政治辅导员。我还真是想全心全意把这些事情研究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记者:那时您周围的人入党和您的想法一样吗?他们是否也经历了和您类似的痛苦的认识过程呢?

叶浩先生:我相信,我的同辈,跟我怀着同样理想、牺牲自己贡献人类伟大事业的同道者,一定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同样经历过痛苦的思索过程,并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那时候我在班上是最小的,其他人都比我能干,唸书比我好,政治上比我成熟,做事能力比我强,他们都象哥哥带弟弟一样带我,不断地引导我,大家在一起,他们带着我走,后来一反右,就把这些人都打倒了。以前还都是亲亲热热的好朋友、好同学,还讲共产党的好话,后来这些有理想、追求真理的同学全成了右派,而且还要我去批判他们、打倒他们。在我前面的这些人全打成右派了,就剩下我了,我当时非常痛苦。

那时候我才20岁,我那些同学也就21、22岁,都被打成右派了。一个21岁的孩子,就是因为说了句“以前我们唸书的时候,都是好几个教授捧着一个学生,现在一个教授得管我们十几个学生,哪能管得过来?现在不如以前好。”就被打成右派,说“教育今不如昔”,这就是右派。我们班还有个右派,就是因为认识到共产党的不好,思想上非常痛苦,他什么也没说、没做,也被打成右派。

那时有档案了,谁好谁坏,就写个条子,搁在档案里头,那些人都是希望考到北大、清华,以后有个好前途,就说:“你们要是搁了什么东西在档案里,以后怎么办呢?档案不好。”这就叫反党,也被打成了右派。

记者:共产党这一点非常坏,把一些真正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给折磨得理想、人性、信念都摧毁了。

叶浩先生:是的。那时候,我就觉得中国整个民主完了,我深感民族前途堪忧。因为整个知识分子被消灭了,只要是有理想的、有作为的、真正追求真理的人只有死路一条,能苟延残喘幸存下来的是无知受蒙蔽的愚昧者,或者是出卖灵魂的扭曲的生命。面对这种反常的现象,我既震惊又无奈,找不到解救的道路,看不到希望之所在,只能在痛苦中苦苦挣扎。

记者:那后来您什么时候想清楚的呢?

叶浩先生:可以说一直都在变,因为一直都在进一步认识,而且每个认识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卷入到清华的高层学生干部里。毛泽东在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我听到了,听完我做了记录,结果发现后来发表的都是彻底相反的,我就觉得这政治上也太骗人了。

那时候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暴风骤雨已经过去了,就是要搞百花齐放,诚恳地让大家提意见,动员大家提意见,逼人提意见,你一定要提意见,你不提意见就是对党不忠诚,结果人家刚一提意见,就把人斗死了。整风是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上的讲话发动的,完了之后,就是反右,再之后发表的那个讲话,内容全改了。

共产党的坏是从理论上坏,把自己的坏做了理论性的阐述,冠冕堂皇地坏,这一点很难揭露,很难看透。对共产党来说,讲暴力、恐怖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民主自由,不允许,这是资产阶级口号,要打倒。民主自由的路全堵死了,为了革命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最尖锐、最野蛮、最残酷的手段都是应该的,这些问题早就在共产党的理论中都是定好了的。

现在有些人还在讨论:中共要不要独裁、要不要集权、要不要民主,要不要选举。不存在这些问题,它的本质上已经决定了,“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专政嘛。不搞三权分立,这一点马克思早就讲过了,是共产党,就不能搞三权分立,理论上早就定好了的。

记者:听说您曾经在公安部工作过,您能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吗?

叶浩先生:那时我们在清华,政治教研组都被打成右派,很多系的党组织都被打成右派,整个党的系统都垮了,团组织、学生会全垮了,班上的党支部书记全完了,在我前面这些人都被打成右派。后来我被弄到清华的马列主义教研组当教员,他们看我口才太差了,又把我弄回来了。我57年成了学校的助教了,又是政治辅导员,又是教员。

后来到公安部是60年的时候,公安部那个时候要成立研究所,要求清华大学派出系里的系主任去支援,我们是无线电系,那时刚成立。 57年我在无线电系当教员的时候,是第一批无线电的学生,也是第一批无线电的教员。拔系主任拔不走了,就把我拉去顶替了,做研究工作,搞公安现代化方面的研究,后来那些研究成果被用来镇压人民,包括对法轮功的镇压。我感到很罪恶。

那时做的一些事情都是被逼无奈、身不由己的。在这种罪恶的社会下你做任何事都是犯罪。你做共产党员,打右派你就得去打,共产党说镇压右派错了,这些错都是我们去犯。你是共产党员,你就得做罪恶的工具,你就得犯罪。说共产党有错误,我们手上也都是沾满鲜血的,这让我非常痛苦!

只要是党员,你不想同流合污都不行。你问我退党的事情,如果真认识到共产党的罪恶,逃都来不及,怎么还说不退呢?真正看懂了《九评》,逃都来不及,怎么会不退党呢?

记者:经过这么多历史上的血的教训,为什么还有人对共产党抱有幻想,幻想共产党自己能够改良变好呢?

叶浩先生: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实际上没有真正研究过什么叫共产党,不懂共产党,根本就是外行。其实共产党早都是定义过了的,不可能改变的。

记者:是的。即使有个别开明的领导人,也无法改变共产党的本质。就象赵紫阳有人性,但是共产党的本性不能容忍,所以就把赵紫阳打倒。

叶浩先生:对呀。《九评》中就写出了共产党是个生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控制不了共产党的,是共产党控制了总书记,这个写得非常对。

为什么《九评》威力大?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揭露了共产党。胡锦涛现在的作法就是典型的共产党的理论,他说戈尔巴乔夫是叛徒,那还能改革吗?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胡温新政”的。

欺骗总有暴露的时候,一暴露,人们就会认识到和它宣传的是截然相反的,就会造成截然相反的看法。

记者:普通的老百姓经过这么多运动,什么时候认识到的呢?

叶浩先生:共产党整个历史上不断犯罪,人们才逐步认识。老百姓倒是整个文化革命之后才认识到的。农民是很容易认识的,当初打天下靠农民,到了“大跃进”以后三年,饿死几千万,农民早就知道共产党坏了,但是农民政治诉求没地方说。

到底坏不坏,有没有出路,历史上从来都是知识分子说这个问题。所以在整风、反右的时候,我就觉得整个民族的精英都死了,民族的灵魂都没有了。

记者:看来您对共产党的理论作过不少研究。

叶浩先生:因为那时就让我吃这碗饭,当政治教员,我就想把它搞清楚。其实马克思理论本身就是荒谬的,离开了人为中心的东西就是幻想,马克思主义整个就是错的,理论上就错了,总结的规律、方法、要素都是错的。所以《九评》威力大,他是从共产主义幽灵、从马克思开始说。

我后来修炼法轮功后,就不研究政治了。当初修炼法轮功的时候,为法轮功做义务联络工作,当时都很清楚我们时刻都可能被抓,因为我们是有神论,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是讲“真善忍”,他们是假恶斗,我们讲的和共产党讲的全都相反,共产党怎么能不企图消灭法轮功呢?

记者:您是如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呢?

叶浩先生:57年开始睡不着觉,那时把自己身体彻底搞垮了,浑身浮肿、病魔缠身。对中国前途彻底失望了之后,就想死了算了。在中国的那种政治环境下,命不值钱哪!政治上要犯错误,九族都要受牵连,家里人都完了。后来就去求西医、中医、针灸、吃草药、补药,各种手段都试过,都没用。那时不让练气功,因为当时中共对气功的定义就是封建、迷信、落后、反革命,一整套帽子等着往上扣。所有的方法都试过了,要么等死,要么还是试试气功,所以就去试了。

1992年,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功,才摆脱了历次磨难造成的伤痛与包袱,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做一个“真善忍”道德高尚的好人,追求生命升华更完美的境界,使我得到新生。

记者:有些人觉得法轮功参与政治,您怎么看?

叶浩先生:国内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有各种级别的官员跟我们接触,我们就是告诉他们一句话:“我们对中国政治不感兴趣,给我们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都没兴趣,我们就是修炼,跟政治无关,对政治一贯没有任何兴趣。”

我们现在只是要在理论上清醒地认清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迫害我们,我们才去揭露它,让人们看清它是什么样。

现在连我们的朋友都彻底相信我们了,还用我们表白吗?一次聚会上,一位民运的朋友说:“我现在才觉悟了,才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我们现在就是要支持法轮功,反正法轮功什么都不要。”

人家都知道了,还要我们讲什么呢?他们都知道了,我们就是修炼,没有对人间有任何需求,没有政治诉求,对社会制度、政治权力等都没有任何兴趣。

记者:为什么有的人会这么认为呢?您觉得他们存在什么样的误区呢?

叶浩先生:中共要求所有人搞政治,为什么能控制人?就是它要求必须搞政治,一切要服从党,一切服从党中央,这个就是政治,它不灌输这个政治,就达不到这个控制。

现在所谓的“搞政治”其实是个代名词,是指“反对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新的主张”。不是说“服从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那个政治,那个政治我们被要求了50年了,共产党一贯教育人们政治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政治,就没有灵魂,没有灵魂,就是行尸走肉,就是白活着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中国人很敏感,只要跟中央有不同的意见,就是右派、右倾、反革命,等等,就没有好下场。现在人说“搞政治”,言外之意就是“你怎么敢反对中央?”,“你怎么敢跟共产党作对呢?”

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政治社会,政治的涵义都变了,其实是人们极端恐惧的自我保护的俗语,是因为人被中共迫害得惊慌失措了。


Dajiyuan(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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