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弟:文革中,共产邪灵附体在我校的大表演

“九评共产党”之三评---“评中国共产党的暴政”中引用了作家秦牧描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

48年左右出生的我们这一代人从懂事起,读的是 “忆苦思甜”---地主、资本家如何欺压剥削工人农民,共产党如何带领人民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斗争哲学、造反有理……唱的是“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把党来比母亲”、“社会主义好” ……

特别是64、65年大搞思想革命化、唯成份论,学生们就这样被党文化毒害着,渐渐丧失了自己的本性。

1966年上半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共一声令下,全中国人民就被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

在我校,首先,师生人人上阵,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后来矛头突转,全校出身不好的老师成了学生批斗的物件。66年暑期前夕的一天午餐时,刚刚从讲台上下来、辛辛苦苦给我们班上语文课的周老师一进食堂,一群学生冲上去,拳头雨点般击在周老师的头上、身上,口里喊着: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周xx揪出来!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顿时,其他师生们被这突而其来的场面惊懵了!这一刻起,我校便拉开了武斗序幕。武斗规模及残酷程度闻名全湖南省。

被共党邪灵附体的那些学生(多数是贫、下中农出身的)都成了造反派、红卫兵,他们在迫害自己的老师时魔性大发。特别是他们于 1966年11月26日在北京接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后,他们成立了一个“11.26 红卫兵”组织,对“黑帮老师”和“黑五类狗崽子学生” 更加疯狂地迫害。

除了党员、出身好的教师外,所有男教师和一些女教师都被他们划爲黑帮,女教师的头发被剪的七零八乱,脖子上还天天被挂着一个大纸牌,上面写着很大的字:资产阶级臭小姐xxx(或加上黑帮),只有睡觉时才能取下。

“黑帮老师”被红卫兵关在一栋很小的职工宿舍里(中间只隔一条一米来宽的过道的两排合面房),他们把宿舍一端用砖封死,进出那面写上邪恶的对联:左联:庙小妖风大;右联:池浅王八多;横批:黑鬼一窝。

当时,这些丧尽天良的学生们发明了57种(有知内情者则说有108种)刑罚来迫害自己的师长:

所有划爲另类的老师的房门都被污蔑、攻击他们的大字报贴封,靠地面留个约一尺高的空,可怜的老师们只能从这窄缝中爬进爬出,而且不能碰坏大字报。更为邪恶的是,当女老师们匍匐在地面艰难的爬进爬出时,被共产老流氓教唆出的男小流氓们(那些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就趁机骑在惜日辛勤为他们传道解惑的老师背上,罪恶的双手向老师的乳房等隐私处伸去……;

有时,那些造反派们在宿舍过道里一字排开,靠一面墙坐,将脚搭在对面墙上,命令老师们一个个从他们的腿下爬出去。男生们趁机污辱女老师。

对老师们经常拳打脚踢,打嘴巴等;

要老师们互相重重的打,互相咯吱,还必须哈哈大笑;

夜半三更逼迫年轻女老师起来穿着睡衣给他们跳舞;

将老年教师装入麻袋,再几个人穿着皮鞋踢;

将一位近60岁的数学教师余老师捆着埋在沙子里,只露头在外面,一直到眼睛翻白快窒息了才将沙子扒开;

将辣椒粉、盐、鼻涕、痰、尿混在一起灌老师喝,曰:喝五味汤;

强迫语文老师刘老师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模仿鸡叫,其他老师得闻声马上起来;

将老师置于烈日下,两脚站好,然后靠两脚板周围画上圈,不能挪动一点。强迫老师拿着话筒喊:我是黑帮,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喊骂人的话;

红卫兵们的洗澡水、洗脚水都要老师给伺候。年轻女老师有时还得给男学生脱鞋洗脚。严冬的一天晚上,一位红卫兵的头叫年轻的俄文老师凌老师(凌老师夫妇都是在高中部教俄文,都是多才多艺的教学骨干。只因他们出身地主阶级家庭,凌老师就被划为黑帮队长,他夫人谌老师被划为五分之四黑帮、资产阶级臭小姐。他们受的凌辱更多更惨)给他打洗脚水,当凌老师打水回来刚推开虚掩的门,突然一大杯水从门框上方“吧嗒”掉到他的头上,冰凉透骨的水从脖领一直浸透内衣和绵袄,面对瑟瑟发抖的老师,红卫兵们为自己 的“创举”乐得发出魔鬼般的笑;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毫无人性的红卫兵们迫使老师们赤着脚、扎着裤腿到山河里将一根根大树拨摆着顺流而下,漂浮的冰块和尖锐的石头将老师们的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口子。可怜这些柔弱的老师们,当时不知是如何熬过来的。
……

除了酷刑折磨,天天的逼、供、讯;大“揭发”;大批判;经常戴“高帽子”挂牌游街示众;天天逼着写自我揭发、自我检查、思想汇报,还要揭发他人等等等等。随时都有可能被扣上一顶又一顶“大帽子”而被揪出去批斗、毒打。真的是惶惶不可终日!

刘荣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高中语文教师,据说是“反右”时从某大学下放来我校的,就凭这一条,他被打成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被揪斗得求生不能了,他先用刀割颈动脉,没成功,然后跳井里自杀了。

我校有一位司时的姓方的工友,平时对学生们很关心,家长来探望学生,碰上没到下课时间,他都热情接待。就这样一位老实、善良、本分的工友,文革中也不能幸免。一天,他被红卫兵揪去,说他解放前当过伪镇长,要他交代罪行。一天批斗下来,晚上回到宿舍就上吊自杀了。

一个小小的学校,就是两条人命,试想,文革中,全国冤死了多少人!

“一日爲师,终身爲父”,被共党邪灵扭曲了人性的这些“红卫兵”、“造反派”们,早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抛弃了!

当然,“九评”中列举了一些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爲,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爲人知。致使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

对于发生在我校几个月的大规模的武斗内情,我知之甚少。因爲后来很多老师都被调动,而且由于各种顾虑,他们也不敢说出来。

希望我校那些文革中身心受到无情摧残的敬爱的老师们都能看到“九评共产党”,并且及时揭露邪党对你们的迫害。若是党团员老师,也希望能审时度势,赶快声明退团退党,消除邪灵的印记。同时,也希望当时那些“红卫兵”、“造反派”们勇敢的拿起笔来,写出当时被邪灵附体时的所作所爲,其实你们是更大的受害者。并声明退团退党,彻底铲除邪灵在你们身上打下的印记。


DJ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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