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我复员进入某单位工作。那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两派斗争仍在继续，单位的军管会对两派都极为厌烦，于是我们这批刚从部队回到地方、尚未介入两派斗争的复转军人便大受军管会的青睐，我一到单位便被分配到“清理阶级队伍办公室”工作。岂知清队尚未结束，“揭批查”、“一打三反”、“双清”、“核查”．．．．．．运动一个个接踵而来，而我就这样在“运动办”一直干到８０年代末，紧接着“整党”、“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运动又开始了，我又接着干我的老本行。而所谓落实政策，其对象好多就是原先文革中清队的清理对象。
现在我已经退休了。回忆起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总是感到惭愧，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为社会做出多少实在的贡献。我想把当年在运动中一些亲身经历的事写下来告诉青年人，也算是我在晚年对社会作的一点贡献吧。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几件。
１、“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
到过四川的人恐怕好多都去过乐山。乐山有座乐山大佛，而乐山大佛与附近的乌游寺之间有个山谷，谷底有座小桥。我要说的事就发生在这座桥上。
１９６８年，我单位有几位文革中的“逍遥派”出去躲武斗，顺便去乐山游玩。在从乌游寺到大佛寺途经那座小桥时，大家正谈到京剧《智取威虎山》。有人一下子来了兴致，学着剧中座山雕的腔调说道：“等国军一到，我就是司令，你们－－都能弄个师长旅长当当的”。这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但笑过后事情也应该算了。岂知一年后清队时，几人中有人因涉及一个所谓“反革命案件”受到审查，这件事也就被揭发出来。革命群众一经分析，问题就严重了：“等国军一到”，“国军”是谁？当然是蒋介石的军队。他要等着“国军”到来，而且还在封“师长旅长”，这不是公然盼望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么？于是“盼望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便成了他一项新的罪行。
文革后该案已平反，但涉案的另一成员在案发时，其妻与他“划清界线”，与其离婚后又结新欢。案件可以平反，但他的婚姻却不能平反了。
２、惹祸的“红太阳”
６８年我们单位揪出了一个“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伙。这个人是如何被揪出来的，他究竟犯了何种罪行？他犯的是“恶攻罪”。
此人有一个女朋友。他在给女友写信时说“你是我心中最红最红的红艳艳的太阳”。不幸，这封情书后来被传开了，立刻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罪证？谁是红太阳？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他竟然把其女友也称为“红太阳”，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提并论，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这个倒楣鬼理所当然地被揪了出来成了牛鬼。更不幸的他的女友也因此离他而去，他最后弄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３、倒楣的“特嫌”
我们单位是一家军工单位，自然政审十分严格。但就是这样竟然还是发生了一件“国民党特务嫌疑”的案件。说起来这起案件的发生却十分好笑。我们单位中有位员工左眼安了只假眼。清队时“大抓牛鬼蛇神”，他这只假眼立刻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他这只假眼会不会是个照相机：只要眼睛一眨，就把我们的国防机密拍下来了？于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 便成立了。专案组开展内查外调，直到找到了建国前帮他装假眼的医生，证明他确是因眼受伤才安装的假眼，这起特嫌案才算了结。无独有偶，有年我到外地进行外调时，遇到一位东北某大学的同行，他说他们学校有也有起特嫌案，其立案理由是有人安装了假牙，这假牙会不会是发报机？这人也因此成了“特嫌”。
４、热闹的“请罪”
我们单位的牛棚设在地下室，关押在那里的“牛鬼”们每天由民兵押送着到食堂吃饭。照例，在饭前牛鬼们都要向设在食堂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请罪”。看牛鬼们 “请罪”，是一天中最令人兴奋的时刻，人们兴高采烈地等在食堂前欣赏这一令人激动的节目。请罪表演最流畅的是文革中原“革命组织”的一个“坏头头”。这个人是出名的笔杆子，每天请罪的动作算他最为箫洒，只见他往毛主席像前一站，一连串请罪词倒背如流。最倒楣的是一个姓刘的地主。真不知这个人是如何当上地主的，他不仅没有文化，且口齿又差，总是把“低头认罪”说成是“勾头认罪”，几乎每天都要因此遭受一顿暴打。
５、“拿公家的笔写私人的信”
这件事发生中１９８９年落实政策的时候。６５年我们单位有位采购员因贪污被判劳教。说是劳教，其实等同于无期徒刑，因为劳教期满后又被强制留场就业，这就是说他要在劳教场所呆一辈子了。
落实政策时此人当然也想翻案，于是写出申诉。我查阅了他当年的案卷，见他的认定贪污的事实中有如下两件。一是出差到北京时把到颐和园的公交车票拿来报销了；二是用公家的钱买了一支圆珠笔，而他竟然把这支公家的圆珠笔拿来写自己的信。
当然此人除了上述两起罪行外还有其它问题。我们到他劳教场所找他谈话，问他当年把到颐和园的公交车票报销是不是事实？用公家的圆珠笔写自己的信是不是事实？此人连连认罪，表示都是事实，说一定要认罪服法，再不申诉了。
我的一位亲戚，参军提干，退伍安排工作，在反右时直接被判刑20年，刑满后被强制留场就业，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无罪释放回家。罪行仅是因为该人写一手好字，在单位同事夸奖时，称自己写字好，是因为解放前读书的学校很注重学生练字。此话竟被定为攻击社会主义，鼓吹今不如昔，随即被逮捕判刑20年，刑满后强制留场就业，不准回家。原来被尊为军属、干属的家属子女一夜间被打入另册，20多年来备受歧视。平反回家时途径我家，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已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一条腿也瘸了，终日很少说话，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怎么也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本地文革时，有一人因在洗衣时说了一句，“领子和袖子特别脏，要好好洗洗。”被定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先揪斗，后逮捕，以后不知所终。
那是发生在70年代的往事。那天我刚上班，就有人告诉我江西来培训的一个小姑娘出事了。原来这个女孩上夜班时内急，情急之下用了一个信封权充手纸，哪知那信封上印有一段“最高指示”，在“最高指示”的左侧印有他老人家的侧面影像（这在当时是极普遍的，现在的年轻人只要去问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便知道了）。那时的厕所只能叫茅房，根本不象现在的抽水马桶可以一冲了之。于是这个阶级斗争新动向立即被天亮后来上茅房的女工发现了，自然不敢耽搁，立马向车间专案组报告，否则就是包庇犯，罪如同谋，十恶不赦。当下，专案组的干将们将此信封从粪槽内捞出，辨认出收信人姓名后立即把她从女生宿舍的床上抓捕归案，以下就是开批斗会，剃了阴阳头，游街示众。不难想象，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被剃掉半边头发，留下另外半边头发，这种心理摧残是比肉体摧残还要残忍十倍、百倍的。再后来就被送回江西劳改，听说被逼疯了，不知是死是活。
(我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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