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虚假数据满天飞的时候，费城宾州大学万斯楼的一个讲座中，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吉尔斯博士以求实的态度，冷静的研究了中国大江南北100 个村庄、6万7千户农村家庭，这不禁令国人耳目一新，简直就是雷霆般的震撼。吉尔斯主攻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转型，他特别研究了近来贫富差距的加大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吉尔斯指出，鉴于中国政府的数据有数据准确性以及度量方面的问题，他自己参与了村镇一级的资料，如基尼指数、工业结构、地区经济数据的虚报、以及乡镇企业的第一手资料的收集。他与农业部乡村经济研究中心合作，以年度家庭问卷的形式调查了9个省，100个村子，67000个农村家庭。调查范围包括广东、湖南、河南、江苏、吉林、山西、四川等省1986-1999年间，直到2004的经济状况。
他告诉与会者说，以前的研究者认为，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有一个成正比的关系，因为一些人的财富积累会导致必要的投资，而使经济得以发展起来。但更新的研究认为这个关系不是正比的，因为还有农村信用市场的崩溃等其它因素。
吉尔斯的数据表明，中国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就看各省之间经济发展数据的平均值来说，各省之间的均值差异也在变大。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是谁都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在平均值的附近的统计学方差，也变得非常的大，就是说，各省之间的差距在加大，在一个省内的差距也在变大。
吉尔斯的研究小组通过大量的数据发现，村民们虽然也参与村里各项工程的决策，但一个村庄内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在不断加大，而且加大的速度远远比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要发展的快。
吉尔斯还透露，他们的数据在1992和1994年间有些缺漏。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地方省一级的人们与北京中央人士的谈判破裂了，所以数据虽然收集了，但根本就没有报上来，因为北京不给拨钱。所以他认为省级的诸侯确实很有些割据的力量。
吉尔斯的数据显示了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四个阶段的研究中，比如对代表贫富差距的基尼指数，他们试图排除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例如农业收成哪一年不太好、哪年某乡镇企业破产了等等因素都被考虑在内，所以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他们也特别关注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方面的问题，比如收入可能会被错误统计了，贫富差距也可能被错误统计了，以及如何加以纠正的问题。
吉尔斯的研究试图探索在中国经济结构方面，在贫富差距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他发现，农村平均年经济增长为2%，那么怎么解释中共官方报导的全国8%的经济成长呢？吉尔斯没有详细解释，只是说在广大农村的增长没有那么快。从1987-1995，农村经济快速成长，但1995年以后，就在急速下降。
他的研究还发现，农村基尼指数的增加中，不仅个人平均收入的基尼指数在增加，个人平均消费的基尼指数也在增加。也就是说，不论从收入或者消费的角度来看，贫富差距的幅度都在加大。他进一步发现，“大约60%的贫富差距是由于村子内部村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引起的，而不是跨村、跨地域、和跨省的经济差别造成的。”这似乎说明，并不是外界经济条件造成了贫富悬殊，而是内部经济权力的不平等，亦即村子里共产党官员们的以权谋私造成了农村的贫富悬殊。
为了考察是否区域的差别导致贫富差距，他还比较了美国的数据。吉尔斯发现，在1999年，最贫穷的家庭实际上比1987年还要糟糕。也就是说，从邓小平时期的结束开始，到江泽民当政的1999年，中国最底层的农民实际上是更贫困了。
吉尔斯还说，因为中国的国家贫困线是平均每人400元人民币以下，所以这些农民实际上是穷人中的穷人。
吉尔斯认为，村庄内的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其实比村庄之间的贫富差距要更重要、更值得注意。因为在100个村庄的调查中，村庄内的农民之间的基尼指数在随时间增长。“开始时，起初贫富差距较大的村庄差距的增长较小，而起初贫富差距较小的村庄差距的增长则较大。两股数字有合二为一的趋向。”这其实描绘出了一幅极其可怕的景象：看来那些农村干部在后来居上、急起直追，加快了他们贪婪的速度，而造成整体贫富悬殊的加大。
吉尔斯也意识到副业收入、打工收入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于是就调查了农民收入的组成。他发现起始贫富差距与非农业收入和打工收入是负相关的。而起始贫富差距与家庭生意的收入，本来他期望是相关的，但数据表明上是不相关的。
一次，吉尔斯在火车上遇到了一个地方上的税务员。该税务员抱怨说，这是很艰难的工作，因为很难确定家庭企业的准确收入。一些不是支出的项目可能算成了支出，而汇报上来的数据也是不准的。
总之，吉尔斯结论说，起始的高贫富差距导致经济的低成长，而贫富差距导和经济成长是负相关的，亦即中国农村的贫富悬殊的确抑制了农村经济的成长。中国内外的人们好象早已知道了这个结论，但科学的数据的有力佐证，也许应该给当政者一点棒喝吧？
在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火山爆发之前，我们期待看到吉尔斯教授更有趣的结果。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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