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贫富两极化看危险社会状况

占中国人口极少数的特权阶层聚敛惊人的财富，与广大工人农民的贫困形成极大的反差。这种贫富两极分化现像不仅引起民众的不满，也引起了智囊人士的密切注意。中国3位知名学者最近在北京最新一期的“战略与管理”上发表调查报告，警告中国当局要提防中国再次进入社会不稳定时期。

最新一期的香港争鸣杂志发表题为“新官僚资产阶级形成”的文章。该文披露说，在改革开放中最先富裕起来的一部份人当中，最富的亿万富豪百分之90是中共高干子女和亲属。该文援引中共当局和中国社科院共同完成的一份题为“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的报告说，他们的财富是靠特权攫取的。

该报告还说，城市农村的贫富两极化正在恶化，社会矛盾自然会升温激化，在某一时刻，矛头是对着现行社会制度，对着共产党和政府，对着极少数有背景的千万和亿万富豪。

*社会稳定面临挑战*

中国学者胡鞍钢，王绍光和丁元竹在他们刚刚发表的题目为“最严重的警告：经济繁荣背后的社会不稳定”的报告中极为关注中国各阶层的经济状况所造成的社会现状。

他们在报告中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突出表现在下岗失业，农民负担过重，官员腐败以及贫富差距迅速扩大方面。文章说，迅速扩大的不满情绪已经形成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催化剂，当发生突发性事件时，这种情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博士读了这份报告说，这份报告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根据近年来各个部门和学者的调查和中国出现的一系列趋势所得出的分析结论。裴敏欣认为，中国政府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战术处理这些危机，不做根本治疗，其原因有二点。

裴敏欣说：如果要根治这些不稳定因素，就需要做一些大幅度的改革，而目前中国政府正在进行新老接班交替，不太可能作这种改革。第二，这种改革肯定会涉及很敏感的政治问题，比如说共产党的权力，法制建设，和中国弱势群体在中国体制中的声音问题，工人农民在目前的政治体制当中是没有任何人替他们的利益说话。

*贫富差距的根源在权力*

前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同意学者们的观点。他说，中国目前贫富差距之大，大到穷人穷得无法生活的地步，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听到他们的声音，可怕的是，中国贫富差距的形成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

鲍彤说：我认为可怕的是这种情况都是跟拥有权力，占有权力直接关联。(贫富差距)它不是在一般情况下竞争出来的，比方说，是因为知识方面的竞争，商业方面的竞争，信誉方面的竞争而产生的差距，它的直接根源是权力，这是腐败特定的现象。鲍彤说，中国当局现在查处电影明星刘晓庆，把她关进监狱是在转移视线，因为刘晓庆还算不上是中国富豪的代表。他说，中国真正的富豪是以权力为代表的，刘晓庆之流没有能力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亿万美元资产转移海外。

*瓜分全民的国家财产*

著名作家郑义认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特色的改革造成的。这种改革不是一种健康的私有化，而是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勾结起来按照权力的份额，瓜分那些原来属于全民所有的国家财产。郑义说，从统治者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现状关系到政权能否稳定的问题，但是从中国普通百姓的角度看，这是一个人权问题。他说，以下岗工人为例，政府单方面撕毁一种默契的合同，导致他们生活困苦无助。

郑义说：对于城市的工人来说，原先几十年是低薪，所以没有任何积蓄。而低薪是和政府没有说清楚的一个默契，也就是说“我现在工资收入非常低，但是第一我是铁饭碗，第二政府包下来我的所有问题。”突然有一天政府宣布改革，不再管你了。这是撕毁合同，一个一辈子立的合同半截就给撕毁了。

中国三位学者则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说，中国政府对目前社会的不满情绪估计过低，对自己的管理能力估计过高。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说，中国政府对局势其实也有自己的估计，但症结所在是中国政府无力进行结构与体制内部的改革。

裴敏欣说：某些迹象表示，中国政府对目前存在的问题的确很担心。不一定是估计过低。它缺乏的是一种应变能力。从战术层面上来讲还可以，比如今年年初辽宁，黑龙江出现大规模的工潮，它通过各种手段给平息下去了。但是它缺乏的是一种长期应变能力，这主要是一个结构，体制内部的调整与改革。裴敏欣说，目前看不出中国政府有任何调整措施和改革迹象。他认为，虽然在短期内中国社会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很大，但如果这种趋势长期持续下去，肯定会危及到中国
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共产党政权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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