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山西翼城县委书记的卖官伎俩

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番感慨，既有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也有对错误对待权力的悔恨。从中可以看出，对“一把手”权力约束的缺失，是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的关键

　　武保安，上任短短8个月，即不断调整干部，并在其中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经群众举报检察院初步侦察，查实受贿金额118万元，另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

　　武保安在短短几个月内将手中人事权力变现成巨额贿赂，行贿者涉及该县大多数中层干部，其卖官伎俩的轻易实现，再次提醒人们要有效制约“一把手”权力，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

　　大造舆论，撬动人心，高价卖官

　　武保安于2003年9月底任翼城县委书记，2004年6月即被逮捕。他在任仅仅8个月中，卖起官来如同精明的商人一样有条不紊，他的手法是先造势，再确定收钱时机，最后以贿定官。由于武保安卖官受贿时间集中，数额巨大，涉及众多，所以谈起这位县委书记的卖官敛财之道时，当地许多干部都能做出一番总结。一是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武保安上任伊始，就大造调整干部的舆论，挑动大家的欲望。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大推磨，而且号称是翼城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如此一来，原来没有想法的人有了想法，原来有小想法的人有了大想法，干部队伍人心浮动，人人自危。一段时间来，如何抓机遇、争位子、要头衔，成为干部议论的焦点。大家互相探听谁在争取这个位置、谁送了多少钱等信息，并根据自己的实力计算着如何竞争成功。每一个希望被调整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参谋、决策小圈子，各种信息在交流、碰撞中迅速传播，时过不久，送钱买官便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了。

　　二是游讲索贿，提高要价。武保安广泛接触干部，大谈自己的调整思路、用人标准，并征求干部本人对调整的意见。2004年年初，武保安到各乡镇找干部谈话，进一步讲明调整思路(群众形象地称之为游讲索贿)。对于提出去条件较好单位当一把手的，武起初的态度都是充分肯定谈话者的成绩，同时许诺可以考虑其安排要求。

　　武的谈话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符合调整条件、有想法的干部，而且包括不符合条件或者根本没有调整想法的人员。武保安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而且态度逐渐变得暧昧，抛出一些诸如“这个岗位竞争很厉害，你再考虑考虑其它单位”、“你的实力不行，调整好有困难”、“你多说几个单位，我给你考虑着呢”、“不能光想着吃肉，还要啃骨头”等话语。对找上门来的干部，武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大盘子还没定，等定下来再说吧”、“年前不动了，节后再说吧”等之类的话语。

　　三是选择时机，反复受贿。如果在谈话后，及时奉送大额贿金的，那么武保安的态度就会大为好转。在安排职务时，武保安便论贿行赏，对于贿金不大或者不合自己心意的，则束之高阁。对于暂时没有希望调整但以后有可能调整的，武保安也一并笑纳。

　　在制造舆论和收钱时间上，武保安做了精心安排。武保安大谈要对干部进行大调整的时间，正是农历2003年中秋节之前，与此巧合的是，武保安之子也在此前后到英国留学，这两个时机为行贿者提供了送钱的极好借口。

　　当不少干部翘首以待调整时，武又说春节前不动了，春节后再行调整。这样一来，春节前后，武保安在临汾的尧都公寓、在翼城的机关宿舍、办公室、翼城宾馆的房间便车水马龙起来，大批有想法的干部纷纷前来与武保安进行交易。武保安之妻王临风承认：“2003年中秋节，2004年春节，这两个节日送钱的人都是为了提拔或者为了挪个位子。因为春节过后乡镇换届和各局级部门的领导作调整，所以这两个节日送钱的人特别多。”经查明：仅在2004年2月6日、7日(正月十六十七)两天，武保安的家庭存款就增加了5笔共126万元。

　　肆意弄权 践踏制度

　　收到贿赂后，武保安又像商人一样“信守承诺”，想方设法为出价最高的人谋官。在这个过程中，人事政策成为其手中的橡皮泥，想方则方，想圆则圆，可以为买官的人度身定做；民主考察制度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群众意志被肆意践踏。

　　武保安首先是搞“度身定做”，将人事政策、部门意见变成其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在干部调整中，方案怎么定，由他说了算；初选人员如何产生，由他说了算；正职的提拔，由他说了算；副职的提拔，还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翼城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武保安担任县委书记后，重大事项从不事先与其他领导沟通、协商，对其他常委提出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比如，在一次讨论人事安排的常委会上，针对原先确定的推荐对象的年龄条件，武保安提出“能否加一条：工作突出，担任正职的干部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当一位副书记提出不同意见时，武回答道：“可以定为：工作实绩突出，担任副书记、人大主席的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此时，又有一位副书记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武保安答道：“年龄为1963年，加一个括号含人大主席，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放宽年龄的表面理由是“把好苗子选拔进来”，而实际上，放宽年龄针对的只是个别人，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

　　再如“关于县直工作部门领导班子调整补缺的意见”中，武保安亲自加上这么一条：“在一个部门担任行政一把手时间满8年以上的，一律进行交流。”一位干部为记者分析：当时全县符合这一条件的共有3人，煤炭局局长、财政局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但是，武保安讲煤炭局和安检局下一步要分设，所以煤炭局长不在此次调整范围内；而财政局局长已经提拔为县人大副主任，不存在交流问题，如此一来，必须交流的便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人了。

　　其次，对《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一些绕不开的制度安排，武保安或者暗示吹风、或者威胁引诱，甚至直接采取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人事安排的目的。

　　在2003年底的县级换届推荐中，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后，武保安发现符合自己愿望的人得票太低，就在第二轮投票前亲自出马，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同时安排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挨个找乡镇书记、乡镇长谈话，要求他们投某某范围人员的票。

　　由于具有投票权的人多是乡镇、各局的正职，县级班子换届后，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也要调整，因此，武保安通过有关人员给一些干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谁投了谁的票，武书记都会知道。这样，投票人为了自己下一步的官位，只得按照武的意图行事。

　　在选拔乡镇书记、乡镇长过程中，名为公开透明，实则暗箱操作。从表面看，投票推荐、演讲打分、考察公告、研究确定等均符合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事实证明：按程序走成了“走程序”。如在候选人演讲过程中，武保安搞了个突然袭击，临时亲自设计了A、B两种推荐票，让组织部门火速印制，其中A票为无记名推荐票，由组织部门收取、统计；B票是记名推荐票，由武保安和县长亲自统计、掌握。

　　按规定，不论A票还是B票，统计完后都应当在组织部门存档。但事后，武保安一直没有将B票送交组织部门保存。直到案发后的搜查中，办案人员从武保安的包里发现了此票。办案人员对两种原始票进行了重新统计，结果令人吃惊：有的人票数少计，有的人票数多计，错误统计的结果不仅使进入下一轮的排名出现重大变化，还使两位应当进入演讲竞争的中层干部痛失了竞争机会。

　　防止“一把手”权力失控是关键

　　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番感慨，既有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也有对错误对待权力的悔恨。从中可以看出，对“一把手”权力约束的缺失，是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的关键。

　　武对各种制度的破坏和玩弄，本就使下级监督名存实亡，而同级的监督也没有约束力。

　　记者查阅翼城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后发现，在武保安主持会议研究干部问题时，会议并非“一言堂”，几位县委常委们都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多数人竟然阻止不了一个人，班子的整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最后依然是武保安个人意志占了上风。

　　干部任用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加剧了下属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和无原则的盲从，下级的附和与盲从，又助长了其卖官的嚣张。在审讯中，武保安之妻多次讲：武保安当县长的时候，来看望的人很少，送的钱数额也不大，多数都是烟酒什么的。自从当了书记后，来的人也多了，送钱数额也明显大了。有时候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了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而在这个过程中，上级组织对武保安的胡作非为也缺乏有力的监督。在武保安案发后，临汾市委沉痛地反思说：“在对武保安的使用上，看重他显性政绩突出，而对他的思想政治素质缺乏深刻的剖析、全面的了解。对他存在着重选拔使用，轻教育管理的问题。致使一出事就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翼城煤铁资源丰富，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很快。但在武保安任县委书记后，由于他一心琢磨弄权卖官，对全县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全然不放在心上。在他的带动下，翼城的官场风气越来越糟糕，一些干部深陷跑官买官之中，无心工作、精神萎靡。全县信访问题成堆，群众反映强烈。武保安案发后，一时间流言四起，大多数干部人心惶惶，许多工作陷入停顿。一人为祸，全县遭殃，武保安卖官案再次提醒人们，应当加大反腐败力度，在制度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了望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