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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申诉档案: 《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摘录

 2005-01-23 07:43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2005年《动向》1月号披露特别法庭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的档案。这是一九八O年四月,陈伯达向中共中央和特别法庭提交的一份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陈述书摘录部分。其中披露了文革前夕和初期,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些内幕,从而揭露了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历史真相。

陈伯达,一九八O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八年出狱,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因心脏病逝世。
陈怕达七万字《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
一九八O年四月七日,陈伯达向中共中央和特别法庭递交了一份题为《我向党和特别法庭的交代》的陈述书,长达七万六千多字。

陈伯达在该陈述书中,对其被指控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反革命活动罪状以及自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等,予以全盘否认和推倒。但,他承认自己作为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领导成员,对其造成的破坏、摧毁,是有罪的,是“严重罪行”并坦承自己是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的,并声称自己是毛泽东和林彪二人政治斗争中的替罪羔羊。

以下是该档案的摘录。

六五年林彪已知毛要搞文革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前夕,林彪问我:是不是看到一股政治急风暴雨的到临?主席要从北京市委突破。这场斗争可能要二、三年。主席立下了决战状。我问:可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议?林彪说:这是皇旨密令。”

文革初期的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初,在林彪家,总理也在。林彪问总理:‘这场政治风暴要烧到哪一级?’总理说:‘局势还不明朗。彭、罗、陆、杨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林彪讲了他对主席的理解,说:‘一场斗争是对准刘、邓,还要烧一下总理。’总理听后说:‘要相信党中央,要接受考验。’,接着又不断地说:‘斗争、斗争,哪一天能少些斗争!’”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的人事部署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日,毛泽东找我谈话,要我到斗争第一线挂帅,后来担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我对主席说:‘(我有)自知之明,担心会辜负主席的期望,还是任组员合适。’主席讲:‘主席、总理、总书记都会不一条心,秘书还会不一心!’我对这场运动不理解,而且吃不透主席的下一步。到八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我感到有个政治上的解脱。”

“一九六六年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根据主席提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十一名常委名单,是主席、林彪、总理和我四人拟的,有过讨论。总理、林彪提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朱德还留在常委。主席讲:‘留着挂个名,问题还好解决。’全会上没有选副主席,是主席在一篇文件上作了批示:‘副主席还是要,提议林。如无反对,照办。’”

文革中毛周的关系
“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后,一九六九年四月三十日,主席请了总理、林彪、康生、谢富治和我,讨论文化大革命还要进行多久。总理讲了经济停滞、社会无政府主义、大批干部被打倒等问题。主席听着,有时用铅笔记着。林彪讲:同意总理意见。要发展经济,发展国防,整肃社会派别、山头。我也讲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已经取得彻底胜利,要发展经济,团结大多数。主席怕(文革)结束,他讲:‘斗批改还刚起步,斗争还有反覆,彻底胜利!还要不要革命?看来,今天我又是少数。’康生、谢富治当即表态,站在主席一边。当时气氛很沉闷。总理说:‘我对主席的教导、对主席思想的学习、领会还是很差,要很认真总结、检讨,否则,在工作上会犯大错误,还迷惑着。’主席讲:‘总理,检讨不要勉强。党内有不同观点、有不同立场,我不惊奇。’他说着就朝屋外走,散步去了。原订和主席的晚餐也取消了。”

“事后,总理见了林彪,也打了电话给我,希望能向主席作检查,缓和政治局常委内部的气氛。为此,林彪给我打了电话,表示理解总理善意,顾全大局;但又表示:主席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比斯大林更专制,国家会有灾难降临。”

毛最早提出设国家主席
“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三日,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会议筹备组五名领导成员之一(按:五名成员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纪登奎),会前接通知到杭州,向主席汇报筹备情况。主席说:‘不要拘束一个主题,放开些。’主席问:‘副统帅(林彪)看,怎样安排?有同志提议当国家主席,是名正言顺。’当时,总理、康生、谢富治、纪登奎和汪东兴在座,都说:‘听主席的。’主席说:‘我要听各位的。伯达,你的意见呢?’我沉思一下,提出:‘主席健康,还是主席当。’主席说:‘我还健康,主席就不当了,考虑他人好。’总理、康生、谢富治都表示:完全理解主席精神。主席对总理作了示意,总理说:‘按主席指示办。’主席、总理等人的眼光都等着我表态。我说:‘林彪同志是主席的亲密战友,宪法上已经写了。国家主席由林副统帅当,是最合适的。’在党内解释时,其他同志都没表示不同意见,还说:‘董老(指董必武副主席)代主席三年多了,是该有个决定。’”

陈伯达的失宠
“一九七O年八月二十八日,主席通知我去谈话。主席问:‘我的理论家、天才,天才究竟是颂扬我润之,还是副统帅?你和我三十多年,转得很快,过去跟那个主席(按:指刘少奇),今天又跟那个新主席,明天还跟谁?我还没死,你们已在搞阴谋。除我身边的人(按:指江青、张春桥之流),架空我。’我急着申辩,解释从没搞阴谋,都是按主席指示办的。主席下令:‘你回去休息去!’于是我被警卫员带走,第二天被送返北京关押。

陈伯达“伴君如伴虎”的下场
“一九七O年十月三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毛主席和中央找我谈话,传达毛主席要我边养身体,边看书学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政治、国事不用再操心。我开始了不知罪名的监禁生涯。”

“一九七O年十二月五日,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代表中央找我谈话,说我给主席的信已收到,要我作为老党员不能计较个人得失。对我的处置,是党和革命工作的决定。中央会考虑让我做些党史整理工作,不作组织结论。我不想申辩,知道申辩也是无结果的。”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初,汪东兴和二名中央专案组成员,连续二个多月,找我交待和林彪、叶群及其他人的往来、议论(包括平日谈话,林彪、叶群和其他人的往来、议论、传说)又拿出我已清楚向组织澄清的履历,作为揭发林彪、叶群将功折罪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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