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入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他们年轻，大约在16岁至20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它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计划经济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都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种难得而重要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几年前，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织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织技巧。自1980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就不多，而其他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20元至40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有了针织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6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1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车机。这车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100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值就跌至70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后就带备了车机及其他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他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300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8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100元)，材料及杂费(每月50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5 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费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
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80元至100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们要他们成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拥、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是与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一个房间住的。除了雨天外，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7时至下午6时。她们吃的午饭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饭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头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来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着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国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后，补鞋行业随之而兴。上述是其中补鞋青年男女一个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义远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劳的本领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然而，无论是学术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国的表现实在使中国人无地自容。说什么因为人口太多、资源短缺，其实都是一些毫无实证的借口，老早给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约一年前，史丹福大学的胡佛学院一位很负盛名的高级研究员，从美国到香港来搜集资料约我会面，为的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各地，中国人都能出人头地，成就屡见经传，但偏偏在中国本土却是那样没出息？”这问题似深实浅，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浅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义。补鞋少女的故事不仅证实了我们的观点，而且那“证实” 足以令人震惊。试想：单是让这些青年有一点走动的自由、一点择业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在几个月之间就增加了8倍！这是翻三番，不是翻两番。
两年多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的文章，指出从大陆偷渡来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学到了一门木工的技艺，几年之间收入激增24倍。我又指出，不管我们用什么因素来为这升幅打折扣，余下来的增长率还是十分惊人。补鞋少女的故事，证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来香港才可能办到的。
我在其他文章里也曾指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下，国民总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计划经济制度的劣迹，史无先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长以倍数计不足为奇。中国近几年来每年百分之十强的增长率，从乐观的角度看足以雀跃，但从悲观的角度看，却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说什么“过热”、“过速”，要缓慢下来，实在有点“口出大言”，因为这些说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象。
补鞋少女在几个月间收入增加8倍，是否例外，难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募ぴ鍪亲杂煞⒄辜袄土λ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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