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的“小皇帝”：中国新的失业群体

随着“老失业群体”的逐渐衰老和过世，随着“新失业群体”比例的增加，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和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

2004年的最后一个星期四，一辆红色出租车缓缓停在吉林省长春市民康路附近的街道旁，路边十几位中年男女哗啦啦地拥上去把出租车团团围住。“要保姆吗？”“钟点工！”“洗衣做饭要不要？”“要水暖工吗？”……零下23度的冷空气中传来一阵急切而嘈杂的询问。

“都不要！”出租车后排抛出的一个拒绝声音让车外的人很失望。话音未落，这群中年男女已哄然而散，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翘首以盼下一个雇主的出现。

这是发生在长春市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的一幕，不远处静静“趴活”的24岁的王琨智则和周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与那群老练而又急切找活的下岗工人不一样，这位身穿黑色皮夹克、头戴防寒瓜皮帽的小伙子脸上露出一丝稚嫩和羞涩，“我不太好意思上去跟别人要活”。他手中的小木锯则向别人暗示他是搞装修的。

初中毕业已经8年的王琨智曾在洗浴城做过4个月的服务员，还帮亲戚修过几个月的车，但其余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里“无事可做”。2003年开始，他用心学了一门家庭装修的手艺，试图找个活干。现在每周的二、四、六，王琨智都要从家里骑十几分钟的自行车赶到这个下岗职工劳动力市场，来碰碰运气，希望早日能离开失业大军的行列。

近些年来，人们所说的失业人员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或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者。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个失业群体，就是像王琨智这样的城市年轻失业者，他们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加入失业行列，他们被劳动学研究专家和社会学家们称为“新失业群体”。如何引导和推动他们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就成为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

家住长春市东二条的19岁的黄飞雨初中毕业后除了打过几天工以外，一直待在家中。“因为没地方去，他经常愁得一宿一宿没睡。”黄飞雨的母亲对此也一筹莫展。让这位40多岁的中年母亲搞不明白的是，在黄飞雨这么大年纪的时候，身为“待业青年”的她也曾为工作发愁过，但没操多少心就解决了，“高中毕业后，我很快顶了父亲在厂里的工作。”她说。而黄飞雨的父亲则进入厂里的子弟学校当体育老师。

对于青年失业的现象，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出现，当时大量上山下乡知青返城，就业机会开始紧张，城市里出现了一些青年在中学毕业后待业的情况，他们在当时被称为“待业青年”。

对这一情况，“政府通过发展街道集体经济、制定职工退休接班制度以及国企开办三产，来吸纳‘待业青年’，所以当时的待业问题并不特别突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教授分析说。孙是国内较早提出和研究“新失业群体”的学者，而其主持的“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之中。

孙立平认为经过多年的国企改革和市场化进程，目前由国有和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已达到峰值，而“新失业群体”问题开始逐步凸现，我国的失业人群结构也将因此随之变化。虽然现有的资料没有关于“新失业群体”总体规模的精确数据，但在已有的一些小范围调查中发现，在一些中等城市中，“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老失业群体”。

比如，在湖北省某市，前者的人数已经相当于后者的3可，而这个数字仍然在不断增加。在长春市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中，该市9个区已有3个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超过“就业转失业人员”，其他6个区中两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

另一方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的《2003─2004年：中国就业报告》也指出，当前正面临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有专家预计，在今后几年中，在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有40％－50％，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

老失业群体达到峰值，意味着失业社会保障目标群体规模已经大体确定；而对我国未来社会保障制度构成挑战的将是“新失业群体”。作为“新失业群体”的一员，黄飞雨和他父母不一样，他对“文革”没有记忆，属于“文革后一代”。

当他上小学的时候，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风潮开始席卷全国，1998年他父母分别从长春市模具厂和厂子弟学校下岗。此后，他父母曾经试过开饭店、卖衣服，但都无功而返。现在，他42岁的妈妈在亲戚办的小厂里帮忙，每月收入500块；爸爸找了一份安装抽油烟机的工作，“家里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了”。

两年前，黄飞雨高中没考上，此后基本待在家里。身为独生子的黄飞雨在妈妈的壑惺且桓瞿谙虻暮煤⒆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