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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罗瑞卿秘书回忆:文革中我怎样离开公安部的

 2005-01-02 06:3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王仲方(作者为原罗瑞卿秘书,青海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

  晴天霹雳

  1965年的春天,带来一片晴朗和喜悦。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全国人民经过两年多奋斗,从三年困难阴影中走出来。农业两年丰收,经济经过调整,市场开始复苏,生活有所改善。人们心情开朗,充满了希望。青海省形势也有明显好转,克服了历年靠国家调拨粮食的局面,第一次实现了粮食自给,畜牧业得到恢复,全省农牧民日子好过了。青海省委工作受到人民的称赞和中央的表扬。我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当时我在青海省委担任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报中央批准,调我到西北局任办公厅主任。青海省委要挽留我任西宁市委书记。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认为我是公安部借调去青海工作的,应该仍回公安部。正好我有病,在上海医院治疗,工作何去何从,只得待病治好了再定。

  当时我患的是浮肿病。 1961年春季随周恩来、谢富治在河北省邯郸地区做农村调查。我在成安公社小堤西大队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正赶上三年灾难中最严重时刻,在农村一个月,就得了浮肿病。周恩来在伯延公社,谢富治在成安公社,同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有一次汇报会后午餐,炒了一小盘鸡蛋。周恩来用刀划成四份,周与邓颖超、谢富治和我各分一小片,此情此景,留下深刻印象。此行虽苦,但是通过农民群众无记名投票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重视与肯定。我与大家同感不虚此行。调查结束,我到了青海,常在农村、牧区蹲点,顾不上治疗休息,浮肿,特别是下肢肿得更厉害,神经功能和代谢功能紊乱。经领导安排,在上海广慈医院请专家邝安昆教授治疗。这一段,我日子过得很平静。

  在一片晴朗和喜悦中,天边逐渐升起乌云。在1962年夏季,中央“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大讲阶级斗争,提到很高的高度,这往往是发动党内斗争的信号,却被人们所忽略。1964年底,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起草农村“四清”文件,毛泽东公开表示对刘少奇的不满,引起了刘澜涛等人为毛刘关系的忧心,而刘少奇仍未引起警觉。这个期间,林彪、江青暗地里声东击西,兴风作浪,直到1965年11月,江青组织姚文元抛出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使乌云更加密布,终于在“上海会议”上爆发出晴天霹雳。

  1965年11月26日,罗瑞卿到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他的秘书来看过我,不久罗即离开上海去云南省考察。12月6日,谢富治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问他开什么会?他说清晨周总理通知他一起到上海,毛主席要召开醒牖嵋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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