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麻醉昏迷时，我都认为丈夫已经被救了。现在，我自己也半死不活的了！”
“丈夫的眼角膜已经被摘除，胸腔敞开着，没有被缝合，自己本要移植在丈夫身上的肝脏，不知了去向。”
见到干净利落的杨洁，她的面孔泛黑中透着惨白，爬楼时，手扶着墙，一步一停。她坐下来休息了很长时间，慢慢地眼睛噙出泪水，第一句话的声音哽咽中带着颤抖：“这是怎么啦，我丈夫怎么就死了？”
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杨洁捐出自己的部分肝脏，为患有肝病的丈夫进行肝移植。
同时手术，一边她的部分肝脏和胆囊等器官被切除，一边丈夫死在了手术台上。当她从手术的麻醉中苏醒，见到丈夫遗体之时，杨洁说：“丈夫的眼角膜已经被摘除，胸腔敞开着，没有被缝合，自己本要移植在丈夫身上的肝脏，不知了去向。”
自从丈夫死亡，一年来，杨洁一直在奔走。
2003年7月5日，酷热的深圳。
合合美美的一个家庭从此开始了烦躁、不安甚至苦难－－杨洁的丈夫崔建军被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断为肝硬化晚期，同日住院治疗。7月8日，杨洁从陕西咸阳市赶赴深圳陪护。而此期间，他们的两个双胞胎儿子正准备参加高考。
挽救崔建军生命只有唯一的一个办法，肝脏移植。
7月8日，崔建军的主治医师黄志恒告诉杨洁：“(崔建军的)病情已经稳定，要想彻底治疗必须进行肝脏移植手术，费用大概在25~35万之间。”8月中旬，深圳第二医院从香港请来的钱博士继续给杨洁做工作，“作为妻子，只要血型和你丈夫一致，也可以进行活体肝脏移植，我在香港经常做，成功率很高。”而且医院保证，手术后杨洁将很快恢复身体健康。
夫妻二人犹豫不决，“因为活体肝脏移植在深圳是首例，万一，两个人都因手术而……，孩子怎么办？老人怎么办？”
9月6日，医院还是将两人双双送上了手术台。“谁知道手术当天丈夫就死了，”杨洁说，“除了麻醉昏迷时，我都认为丈夫已经被救了。”“现在，我自己也半死不活的了！”
杨洁内心深处最接受不了的是，如果自己不捐献肝脏，丈夫完全可能多活些日子，捐献了肝脏，他却这么快离开了自己和那个本来幸福的家庭。
深圳一家电视台为了赞颂杨洁，为她录制了《肝胆相照夫妻情》的纪录片，杨洁说：“我没有感觉自己伟大，我感觉自己可悲、可恨！”
杨洁初来深圳陪护时，见到丈夫虽然有些消瘦，精神却很好，自己能上下楼打饭。
杨洁哭诉：丈夫住院仅仅68天之后，即9月12日－－在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23楼的重症监护室，她望着已经死去的丈夫，震惊但没有任何思维。
这时崔建军的遗体横在一张病床上，头脸大得变形，从眼角到耳根有流过血的痕迹。一个姓崔的小护士正在给崔建军擦拭血痕。崔建军的两个眼睛分别被蒙着纱布，腹腔敞开，也用纱布蒙着。带血的尿管流出的是满满一袋血水，手脚僵硬。
“天啊，不是我的肝脏移植给他就能救他吗？这是怎么啦？”杨洁向记者复述着当时的悲痛：“我的伤口还在化脓，我是打着吊针，被几个护士用轮椅推上去见丈夫的。”
杨洁根据丈夫遗体的惨状，以及手术前医生、护士关于眼角膜捐献和用来移植的肝源紧张等言语判断，自己给丈夫移植的肝脏没有被移植，崔建军的眼角膜死后未经家属同意就被摘除。
2004年12月20日，深圳第二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王成友针对杨洁的说法表示，杨洁的肝脏肯定移植到了崔建军身上，因为崔建军死亡的原因是发生溶血等原因导致肾衰竭，在处理溶血过程中，采用了血浆置换手术，这是有病历记载的。“如果肝脏没有被移植，做这样的手术还有什么必要呢？”该医院医教科科长陈斌(他也是参加本次手术的肝胆科专家)说：“这么多人参加手术，不去移植怎么可能呢？”关于眼角膜一事，陈斌很肯定：“崔建军是肝炎患者，即使摘除了他的眼角膜，能再次利用吗？”
为杨洁免费法律援助的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俞飞律师平静中透着自信，“如果医院的说法属实，也只能说明他们确实做了肝脏移植手术，但不能说明移植到崔建军身上的肝脏就是杨洁提供的。”
翻阅崔建军的病历，所谓血浆置换手术的记录，没有任何人签字。
杨洁肝脏存在阴影
对于崔建军具体的死亡时间，王成友和陈斌的观点相互矛盾。
王成友：9月12日，杨洁手术后第一次见到病床上的崔建军，处于高度昏迷状态，没有死亡，确切的死亡时间应该以《死亡通知书》的9月13日为准。
陈斌：可以肯定，杨洁手术后第一次见到的崔建军已经死亡。
“纵览崔建军的所有病历，里面存在多处伪造嫌疑，比如，护士、医生前后签名不一致。”俞飞律师分析：“有些关键病历竟然出现‘杨洁(代)’的字样，如果是杨洁写的，为什么用‘代’呢？如果不是杨洁所写，是不是应该写上代写者名字，再注明‘代’呢？”
杨洁要求对崔建军遗体进行尸检，医院后来对记者说也要做尸检，但是崔建军的遗体被从太平间直接拉到了火葬场，没有进行尸检。作为崔建军唯一在深圳亲属的杨洁不知道自己煞蚴裁词奔浔换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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