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谁富谁穷（上篇）

贫富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其本身并不可怕，只有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特别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不公或腐败盛行时，这个问题才会变得复杂并危险。正如邓小平生前所说的：“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出现了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从1979年到2003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8.4倍；全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年均增长了7%；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这是温家宝总理在世界扶贫大会上铿锵的声音。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1979年的400元上升到2003年的10000余元，整整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从1979的150元增加到2003年的2800元，也相应提高了近20倍。

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势同样充满了期待。权威的中国社科院发表的国情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或超过西方”。根据上述报告预测，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90万亿元，是1990年的50倍。

美国高盛公司的报告更是令人鼓舞，再过3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5000美元，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这些大胆的预测和乐观的论断非同寻常，为中共十六大提出的20年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提供了经济学上的有利佐证。

是的，50多年前，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经过数载浴血奋战，终于扬眉吐气站起来了。50年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念的激励下，中国人终于告别贫穷，富起来了。

中国的富裕速度和富裕程度让一些西方观察家瞠目结舌！短短几十年，中国经历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上百年乃至几个世纪才经历的风雨历程，没有哪个国家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见证了这么伟大的不可思议的变化！

如果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广州等繁华的都市或沿海地区，人们会看到一个美仑美奂、日新月异的缤纷世界……到处都是沸腾的建筑工地、拔地而起的高楼、宽阔的马路、富丽堂皇的购物中心。在我国历史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阶段曾经出现过如此火爆的“奇观”。

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里，售价6万元每平方米的“贡院6号”就坐落在灰蒙蒙的北京长安大剧院旁边，而豪宅的前面便是简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大楼，进进出出的经济学家望着恢弘的“贡院6号”，心里不知有何感想！同样在北京，“顺峰”、“金悦”等生猛海鲜酒家里，动辄数万元一桌的酒席每天都是高朋满座。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天价”月饼年年看涨，2004年，不少城市纷纷推出了几十万元一盒的月饼。

在中国周边，目前己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赌博网，每年吞噬着来自中国的数千亿赌资，许多有钱人和有权人常常一掷万金。原沈阳市的常务副市长经常去澳门赌场，有一次竟输了几千万元；而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伙同部下动用公款几个亿吃喝玩乐，在澳门赌场贵宾厅先后输掉1亿多元。

盛况空前的北京国际汽车展，世界顶级赛车迈巴赫被一位27岁的年轻人以92万美元的高价轻松买走。而从山西襄汾县来的几个富豪相互比阔，一下子购买了七八辆奥迪A8，连厂商都大吃一惊。

作为英国王室用车的宾利，2002年进入中国的时候，还只是抱着试探的心理。在他们看来，中国市场是未来市场，进入中国市场是为了抢占先机。但是，中国的富豪们可不这么看，1188万元的宾利在上海展出不到两周，就被订购一空。而888万元的宾利，在北京也被陆续开走。从2002年进入中国以来，宾利卖出了92辆，而他们最初预计的年销售量仅仅是10辆。

这种奢侈品狂热不仅仅发生在汽车身上，还包括手表、时装、珠宝乃至眼镜。

中国是否已成为世界上新的奢侈品消费国呢？2004年9月18日，在北京饭店的新闻发布会上，历峰集团高级行政主管弗朗格•柯罗尼博士抢先向现场的近300名中外媒体记者抛出这一问题。

财务数据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额占历峰集团全球总销售的20%，如果加上中国游客在全球各地的采购总额，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量则占去其全球销量的四成。预计到2005年3月，该集团所有钟表在中国的销售将达到750万只，总额约为7.32亿美元。

“我们的高档消费品客户群在中国大约有300万至500万人左右，根据瑞士手表行业联合会的调查，中国已经成为瑞士的第十大出口国，我相信不久这个数字会迅速变成第五、第三，甚至第一。”弗朗格•柯罗尼博士表示。

伯爵表(国际)首席执行官麦振杰透露，售价100万美元的伯爵表有很多被中国人买走，其中60%是珠宝表。“不少人买表不是当作礼物送给别人，更多的是自己佩戴。”

以做笔著称的万宝龙推出万宝龙表后，带动的中国消费力成为其继美国、意大利后的第三大消费市场。目前，万宝龙已在中国41个城市开设了105家专卖店，几乎占其全球专卖店的一半。

当德国人斯蒂芬把90副LOPOS眼镜在坐落于北京王府井的雅视一仟眼镜店摆开时，史蒂芬坚持认为，这些每副10万－50万欧元的眼镜在中国会有很大的市场潜力，眼镜的消费者不是一般的老百姓，如此昂贵的眼镜，购买者如果不是官员，也应该是有钱人买了送给官员的礼物。

这种惊人的消费力不仅仅发生在国内，在海外的旅游市场和教育市场，最受欢迎的恐怕也是中国人。仅在英国，自费留学生已达7万多人，他们每年在英国的消费高达8亿英镑。 澳大利亚旅游部门的统计表明，自2003年7月至今年6月，中国内地来澳旅游的人数超过10万人，居各国之首。统计结果还表明，中国人出手也更加大方，中国游客在澳州人均消费约2200美元，而日本游客只花费约712美元。在新西兰宽阔的街道上，黄皮肤的少男少女开着豪华的跑车呼啸而过，显得特别的惹眼。

在富人们疯狂消费的时候，偏远而又落后的农村，穷人们却经常为了一日三餐发愁，有些家庭一年的支出不到三百块钱，因为交不起学杂费，许多儿童早早就辍学。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透露：希望工程实施之初，全国每年有100多万适龄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而今天游走在城市街头的失学农民工子女也高达100多万。青基会今年曾宣布在全国27个城市为19385名失学农民工子女每年发放600元助学金，使近2万名失学农民工子女重返校园。然而，面对庞大的失学群体，这种捐资助学的形式只能是杯水车薪。

今天，有人用上千万争抢一个代步工具，更多人为可以改变命运的600元激动不已。

2004年发生在四川的一起惨案更是令人心酸和悲愤，达州通川区蒲家中学高三应届毕业生郑清明，因为家里实在交不出600多元的学杂费，老师威胁不发给他准考证，郑清明一气之下跑出学校，迎着呼啸的火车羞愤自杀。

家住北京海淀的刘先生年过半百，下岗数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妻子身患尿毒症无钱治病。他于是不顾街坊的劝阻跑到大街上乞讨叫卖。“谁给我5000元，我就当人众砍下自己一节手指头，连皮带骨头吞下。”如此残忍的方式显然出于无奈，也令人感到恐怖！

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已经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即一边是在现代化路上狂奔的富人，一边却产生了大量的穷人；一部分人富的只剩下钱，一部分人穷的吃不饱饭。

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差异，也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这确实是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飞速奔驰的磁悬浮列车，或者杨利伟壮观的太空之旅，他的巴黎朋友会认为整个中国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他会想象中国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双面的，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走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电脑前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

一个国家好比一个家庭，如果一个家庭有两个孩子，一个穿金戴银，另一个则衣不遮体，孩子们会怎么看待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又该如何面对孩子？

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美林集团发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的富豪达到24万人，所掌握的财富总额达到969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2003年13亿中国人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和。姑且不论这种数字是否准确，但透露的信息至少告诉我们，中国的社会财富正以迅猛异常的速度向极少数人群聚集，这一群体在泱泱13亿人口的大国所占的比例不到1%。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10%的人掌握着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90年代末，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现在，1%的人拥有50%以上的社会财富。《新财富》公布的2003年“中国400大富豪”调查报告显示，400多名富豪拥有3031亿资产，相当于人口数千万的贵州省3倍以上的GDP。

根据民政部门的统计，2003年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为2100万人，而中国农村未解决基本温饱的人口有3000多万，低收入人群（即人均年收入低于100美元）为6000多万，几个数字简单相加，人数便超过了1亿。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公室主任刘坚7月中旬宣布：2003年未解决基本温饱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贫富差距在进一步扩大。

中国社会对贫困缺乏切实的救助措施，使得贫困人口维持生计都极为困难；同时贫困人口的大量产生，与极少数富人过分挤占社会资源密切相关，可以说，改革开放即造就了富豪，也制造了穷人。90年代以来，穷人的增长速度远比富人要快的多。

根据联合国统计，中国目前18%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足一美元，这就是说，中国目前仍然有2.35亿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而不是世界银行所说的8800万，更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标准所说的3000万。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对贫富问题做过比较多的量化研究。他认为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已远远超过了一般意义上的国际警戒线。这种判断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收入分配课题组的结论是一致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数年长期跟踪，分别于1988年、1995年、2002年展开三次全国范围的住户调查，并与2004年初完成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世界最高。

《中国财政》曾经披露过一组统计数据：2000年，高收入家庭仅占2%，中等收入家庭占18%，而低收入家庭占80%。这说明，中国高、中、低收入家庭的比例呈金字塔形。少数人占有社会大量财富，大多数人处于相对或绝对贫困之中。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也是贫富悬殊的最大的地区之一。2003年深圳各占10%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年均收入分别为7.5万元和5200元，两者相差十几倍。

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经济学上有一个名词叫“基尼系数”。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数字在0.3以下为最佳状态，在0.3至0.4之间为正常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则属于社会动乱随时会发生的危险状态。这一数字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是：1978年为0.18，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67，而目前个人年收入和人均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分别达到了0.529和0.561，这么短的时间内，社会公众的收入达到一种严重不均的状态。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数据调查显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对生活状况不满者近2亿人，占城镇总人口的45%，非常不满意者约3200－360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7%－8%。

当然，对于基尼系数，专家学者的看法并不一致，国家统计局的邱晓华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衡量。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

按照他的观点，似乎是二元经济结构越严重，所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就越严重，基尼系数就越不管用。基尼系数大，并不意味着贫富差距大。

实际上，中国现阶段的二元经济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强化所造成的，其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不合理的奇特现象。中国农民对现代化的贡献同社会应有的回报是极不相称的，根据统计资料显示：从1952－1986年，国家通过长期的价格“剪刀差”从农村隐蔽性地抽走了5823.74亿元的巨额资金，加上逐年收缴的农业税1044.38亿元，34年间国家从农村拿走了6868.12亿元，而在整个60年代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仅只有几百亿元。更严重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利益集团通过各种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征地，然后再高价售出，牟取的暴利相当惊人。农民在土地转让中的损失不低于2万亿，这笔巨大的资金却在很短的时间内，流入到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手中，农民作出了巨大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