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误入歧途

一 被民族主义扭曲的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理念及其制度安排，首先是对人的本体性价值的优先关注，其次才是对人类社会的工具性价值。“四大自由”的首要意义是个人尊严的确立，其次才是作为保障基本人权和限制政府权力的工具，进而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抽去了人的本体价值而只在乎工具价值，自由主义便不再是自由主义，而只能沦为其他主义的工具。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洋务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就是技术主义的工具服务于民族主义的目标。现代知识分子学习西方，尽管提出的具体纲领有所不同，但工具主义的态度则与“洋务派”毫无区别。具体而言，西方自由主义的引进，源于遭遇民族大危机之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理解必然被民族危亡的忧惧所左右，只注重其工具性价值而忽略其本体价值，即不是出于对人的价值和人的解放、特别是作为个体人的关切，而是出于对国家危机和民族振兴的关切。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理解的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个人为价值核心的自由主义。

在怀有强烈的民族危亡忧虑的中国读书人眼中，西方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救国”工具，象“船坚炮利”一样，完全服从于以民族、国家、群体为核心价值和优先目标的政治取向，服务于强兵富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代替了人的解放，国家独立压倒了个体自由，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的主流。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的主导下，即便每天把自由主义挂在嘴边，实质上也不再是自由主义了。这样的民族主义目标和自由主义工具的畸形混合，在经历过二十多年改革后的大陆自由知识界再次抬头，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寻求与提倡“儒家王道”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相结合。

二 被传统忠君意识淹没的自由主义

对于那些自称信奉自由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每天在口头上叨念的自由主义理念，也无法掩盖其内心深处的反自由主义的传统意识。在中国的传统中，民族、国家、甚至天下等宏大观念，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操作的层面，就转变为以专制权力为核心的制度和礼仪，在古代是皇权的“家天下”等同于民族、国家和百姓，在现、当代是党权的“党天下”代替了民族、国家和人民。在中国漫长的专制历史上，历代不乏为皇权而杀身成仁的忠臣、君子和义士，也从来不缺少幕僚情结和帝王师梦想，却鲜有殉难于个体自由的先觉者。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传统的士大夫还是现代知识分子）总是把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落实到对皇权的效忠上。从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到陈独秀、李大钊再到当代中国知识界的反抗，皆以寻找开明独裁者为归属。即便是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胡适，在政治制度的选择上，也是偏向于“好人政府”；即便象鲁迅这样的虚无主义者，也想在左翼文艺运动中充当领袖乃至文坛霸主。

也就是说，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上，无论各个时期的知识群体有多大的区别，但从整体上看，对政治强人的服从与效忠则是同一的。区别仅仅在于：古代读书人效忠于家天下专制，现代读书人效忠于党天下独裁。

三 传统的文化资源无法支撑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诉求

从传统上看，中国的读书人从来没有过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士”是“吏”和“王”的准备，学习知识仅仅是进入统治集团的敲门砖，政治实用主义左右着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 “立功”、“立德”和“立言”的“三不朽”中，政治上的立功才是他们的优先选择，而道德上的“立德”和知识上的“立言”仅仅是“立功”的工具。也就是说，道德和知识根本没有独立的价值，而只有作为仕途敲门砖的价值。于是，知识人也就成了附于政治权力之皮上的“毛”，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悲的是，从古至今，中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执政集团以自由主义价值及其制度为取向，依附于这些执政集团的知识人，无论他们本身倾向于怎样的主义，最终也只能作为帝王的工具。帝制被推翻后，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走向自由民主政体的三个时期－－民国初期的共和、北伐战争后的统一、抗日结束后的国共和谈－－皆因主要政治力量的集权主义而错过。具有自由主义政治取向的知识群体，既没有组成自己的有广泛的社会资源和动员力量的政治组织，也形不成持续的政治反对派和压力集团，而只能依附于某一有实力的政治集团；也从未摆脱过幕僚和劝谏者的角色，皇权对读书人的最好奖励，大概就是“帝王师”的角色。

同时，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人却大都不能在现实中践行自由主义，也就无法把自由民主的理念普及为大众常识，更无法动员出大众化的自由主义运动。事实上，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未与民众有过真正的观念共识和行动共享，更不要说在实践上对民众进行社会动员了。对统治者，他们要当“帝王师”；对大众，他们自奉为先知、代言人或救主，而民众很难理解傲慢的知识人，也不会跟随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犬儒化先知。所以，中国知识人的孤掌难鸣的窘境一直延续至今。

四 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歪曲理解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及其政治理念来自西方，中国现代知识人对自由主义的接受带有很深的东方印记，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也就必然陷于歧途：要么是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要么是“人民主权至上的自由”，要么是“明哲保身的消极自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只注重立宪政体的移植，却忽略了自由主义对个体价值的关注；“五•四”一代以启蒙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往往只注重民粹主义的“人民主权论”，也就是“直接民主”，而忽略了任何政治权力都必须得到制衡，帝制下的“君主不会犯错误”变成了“人民不会犯错误”的伪自由主义。因此，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基础理念没有整体性的深入把握，仅仅从中国的民族危机出发，实用主义地各取所需。许多人把自由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混为一谈，最后用马列主义代替自由主义，用激进的暴力革命代替渐进的和平改良。法国大革命以及卢梭的激进主义与马列主义的激进革命相互激荡，左右着中国的历史，也左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观念沉浮。所以，大多数知识人把1949年的中共执政作为自由和民主的实现。加之中国传统的平均主义观念的根深蒂固，更使中国人把自由和民主理解为财富分配的绝对平等。

换言之，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接受西方的自由主义的过程中，最不该原谅的失误是他们对经济自由和私有产权的忽略。可以说，对经济自由主义的忽略乃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缺憾之一。这显然与中国传统中的“公私之辩”密切相关。在中国，永远是民族高于人，群体高于个体，即使是启蒙时期亦如此。人的解放和人权的确立的最关键的步骤，就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而在中国现代知识人的眼中，财产私有观念乃大逆不道，一系列启蒙的著名人物都对“私”字深恶痛绝，而对“公”字顶礼膜拜。孙中山不是高扬“天下为公”吗？国人中的最早觉悟者们也没有意识到，人从专制奴役中解放出来的最核心的任务，就是变帝制时代的公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为自由经济的私有制，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是个人权利得以确立的基础制度。到“五•四”时期，尽管个性主义思潮盛行一时，但在没有明确意识到私有财产对个性解放的重要意义的情况下，任何个性主义、民主、自由的口号，都无法确保个人权利的实现。

也就是说，西方启蒙以个人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首先是确立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无论在英国，还是在法国，自由主义运动都是从皇家财产的私有化开始的。而中国的启蒙以民族主义为目的，其具体措施先是坚甲利兵，继而是君主立宪共和，最后是“科学与民主”，就是不强调私有财产。所以，中国启蒙运动中的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一方面因失去了经济基础而变成虚幻的装饰，另一方面成为民族振兴的一个工具或手段，而不是目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公有观念”的维护和对“私有观念”的仇恨。而民族主义、“天下为公”正是中国封建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象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很少谈到“私有观念”的问题，反而，俄国的“十月革命”一胜利，他们便放弃了民主而转向了“天下为公”的苏联，甚至把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对立起来。就连胡适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启蒙先驱，在经济上也倾向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中共的政治纲领之所以对知识人具有诱惑力，不仅是“民族主义的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于是，公有制成为执政党和知识人共同的制度选择。

2004年11月25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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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主席，居北京(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