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政治家更能够推动台湾的民主进程？目前正在台湾访问的前捷克总统哈维尔，就代表着一种标准，或者说是给台湾政治家们提供的一个近在眼前的样板。
在世界近二百个国家中，捷克实在是个小国，面积不到八万平方公里（不到中国的1％），人口不到台湾的一半（1030万）。但捷克却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有反抗苏联入侵的“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更在于它有两个具世界级声望的知识份子：哈维尔和昆德拉。两人都以对共产主义的深刻认知和坚定反抗而闻名。这其中，哈维尔以首先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而对所有曾被独裁专制洗脑的国家的人民具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
早在七十年代末中国的强人邓小平复出，很多中国知识份子都争相歌颂新的独裁者之际，哈维尔发表了著名的《无权者的权力》一文，指出共产国家是“一个充满假像的世界□每个人只能在谎言中求生。”谎言世界的统治者最怕的是“有人喊出皇帝光着身子”。因此哈维尔组织“七七宪章”的反抗团体，提出看似简单，却极为深刻的口号：“生活在真实之中”。
今天台湾的政治家们最需要的品德是“生活在真实中”，认清“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和其宪法内容在台湾的虚假，正视台湾四百年的真实历史，直面台湾半个多世纪事实独立的现实，接受多数台湾人民渴望走向主权独立的新的国家的真实心声。这两次大选绿色都获胜，既不是由于民进党会竞选，更不是谁玩了技巧，而是泛绿阵营呼应了人民内心深处的真实愿望。什么也比不过真实的力量！
除了极力推崇“生活在真实中”之外，哈维尔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不是为了个人权力而从事政治。在反抗共产统治时，他只是秉持一个知识份子的良知，从道德层面进行反恐。他最后出任了捷克的首届民选总统，是人民的选择和信任，他毅然承担了责任；而不是朝思暮想、一直做“总统梦”的结果。《纽约时报》曾评论说，哈维尔做总统，是为领导捷克渡过后共产时期而做出的“个人牺牲”。
哈维尔获得政治权力之后，仍然坚持知识份子的道义原则；而没有像南非总统曼德拉那样，立刻成为毫无道义原则的政客，马上和民主的台湾断交，和中共建交，然后去拥抱卡扎菲等独裁者。在台湾遭中共打压，在国际外交上步履艰难之际，哈维尔是第一个在他的总统官邸正式接待当时的台湾副总统连战的欧洲国家元首。
在达赖喇嘛到西方国家寻求支持，呼应帮助被殖民奴役的西藏人民时，那些孱弱的西方领导人畏于中共压力而不敢公开接见。又是哈维尔第一个以“国家元首”身份公开接待达赖喇嘛。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译本《一中帝国大梦》的作者谭若思（Ross Terrill）曾撰文说，“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布拉格接待达赖喇嘛，并在两天的访问中全程陪同；哈佛大学举行六四屠杀十周年悼念活动，哈维尔也写了一封辞情并茂的信，以示支持。”无论在面对台湾还是西藏问题的时候，哈维尔都站在了远高于一般政客的、更富人道情怀的角度。
这位经历过共产专制的知识份子政治家，出于对邪恶的深刻了解，在面对人类正义与罪恶的重大抉择中，一直都坚持道义原则，从不“玩政治”。在南斯拉夫对科索沃实行种族清洗时，哈维尔强烈主张和支持美国军事干预；并呼吁北约东扩，他的名言是，把北约扩大到俄国的边境。正是哈维尔的力争，捷克和波兰、匈牙利一起，在1999年首批加入了北约。
在美国军事解除伊拉克武装问题上，欧洲有分歧，法德俄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哈维尔再次挺身而出，强烈主张美国军事打击伊拉克。正是在哈维尔的呼吁下，欧洲九国连署了支持美国的声明，随后东欧十国也发表宣言支持美国对伊动武。和共产专制斗争了一生的哈维尔，非常清晰地明白：善良的愿望解决不了邪恶，必须用邪恶听得懂的语言来回应他们。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分离问题上，哈维尔更在世界领袖中树立了一个尊重人民选择权利的典范。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正式分成两个国家，或者说，斯洛伐克独立了出去。斯洛伐克有540万人口，是捷克人口的一半；土地面积是捷克的60％，可见这是多大一块土地，多大一个群体分离出去。但在这个独立过程中，没有发生捷克以大压小，更没有军事威胁和武力镇压等等，而是充分尊重了斯洛伐克人民的选择权利。在人类近代历史上，类似这样的和平分离并不多见，它很大程度在于，哈维尔是当时捷克的总统，他把人民的福祉、人民的选择权利视为最高的原则。
在哈维尔卸任总统那天，《纽约时报》专为此发表社论指出，“哈维尔给我们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的品质很重要这种感觉。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仍然发出诚实的声音，在人们期待的时刻，展示了个人的道德权威。无论是捷克，还是余下的世界，都因有了哈维尔而变得更美好。”
如果台湾的领导人能够视哈维尔为楷模，达到哈维尔的境界，那台湾就会更美好。
转自《自由时报》(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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