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号，重庆万州区一起小的民事纠纷，最后演变成数万民众包围冲击区政府的事件。10月27号开始，四川雅安市汉源县发生了数万静坐示威的大渡河瀑布沟水电站库区移民围困省委书记张学忠，并跟公安武警发生冲突，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11月10号广东揭阳上万人不满当局继续征收过桥费，怒焚收费站，跟消防和防暴警察冲突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以及早些时候安徽蚌埠成千上万的纺织厂工人示威活动和陕西、贵州、广东等地区发生的各种抗争事件。
*刘晓波：控制舆论民怨无法曝光*
北京持不同政见的评论人士刘晓波认为，这些因具体利益受损所引发的大规模的群体维权事件，一方面凸显出民间维权意识的觉醒和崛起，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官方在处理类似突发事件时，因其长期养成的官权对民权的高高在上的强势态度，不会考虑民众的利益和诉求，因此必然导致他们采取简单，粗暴和强制的措施和办法来压制。刘晓波说：“基本没有什么体制内的渠道可以解决低层这种利益诉求的问题。第一方面中国是新闻管制，这种群体性的利益诉求不可能通过公开舆论表达向社会寻求舆论救济，这就导致问题越压越多。第二有一种行政渠道解决方式，就是所谓信访，但是这个行政救济渠道基本上是个摆设的东西，这导致民众只能采取街头政治的办法，最后使自己的不公平的处境，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引起舆论的关注。”
刘晓波指出，中国官方公开承认，在成千上万的信访案件中，百分之八十属于合情合理合法的范畴，但各级信访部门对信访案件的处理和解决却只有千分之二。
刘晓波说，本来舆论应该是救济和维护人权的首要防线，在舆论把民怨、民愤、民恨曝光后，行政和司法救济才能跟进。但中国当局对舆论的控制，根本无法而且也不会把民怨民恨及时全面地曝光。中国最近爆发的这几次重大的冲突事件也说明，民众在得不到舆论救济，在体制内的合法的手段用尽，得不到任何效果的情况下，才不得不付诸街头政治。
*张炜：牺牲农民利益换取发展*
曾在天津市担任高级官职的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者张炜博士说，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别已经达到了世界之最，其中货币差别，城市是农村的三点八倍左右，但是，如果把养老金、退休金、保险金等非货币收入计算在内，二者之间的差别要达到六倍，其幅度要大于最落后、最腐败的非洲国家城市农村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张炜博士说：“这就使得中国产生一种被边缘化的社会这样一些低层民众，这个现像经过过去十多年的积累，已经演变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然面对这个问题，中央政府过去在全力防止所谓社会骚乱，维持稳定，根本没有下力气去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
张炜举例说，在经济发展的征地过程中，土地开发商得到了高额利润，但是被征地的民众受到了损失。因为政府跟开发商完全站在一起，农民有理没处说。他说，这种以牺牲本来已经被边缘化人群利益来换取的经济发展和增长，是导致这些弱势群体抗议的一个深层的经济原因。他说：“一个增长，一部分人从中得到好处，另外一部分人得不到好处，利益受到损害，而且政府有没有能力，或者政府没有意愿，去帮助受损害的民众，这个增长就是一种灾难性的增长，绝对不能维持的增长。”
*王军涛：走向非理性和暴力的方式*
曾经是中国政治犯的王军涛如今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学。这位博士候选人认为，在中国经济总体上在增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在增长中没有受益，或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他们的处境越来越恶化，这就埋下了危险的因素。王军涛还指出，虽然经济增长给人们带来受益，但人们觉得增长分配不公平时，也容易引发不满和愤怒。
王军涛指出，在社会的政治文化方面，人们对解决问题的心态，正在从比较平和的、合理的、正常的转向一种比较对抗性，迷信暴力和闹事的方式。他说，民间认为，“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因此，在一些农村地区，造反已经成为农民的口号，敢于领头造反的人就是农民心目中的英雄。这些已经开始组织化的农民上至 80多岁的老党员，下至十八九的青年。王军涛说：“这个运动也开始越来越变得走向跟中国政府对抗。在文化上，在心态上都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当你把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正常能够调解的，包括应该开放政治体制，进行民主的改革，把和平更换机制的希望能够堵死之后，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走向一个非理性的和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
*江棋生：维护权益捍卫权益*
北京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江棋生认为，中国普通民众或者是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受到了侵害，而当局又没有各种适当的、合理的有效补偿来解决这些问题，在问题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必然会爆发出来。江棋生认为，这些抗议事件是维护权益和捍卫权益，不是造反。他说：“从这一点上来看，跟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个意思。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基本权益，意识到自己应该行使和捍卫自己的人权。但是跟89年不同的是，现在的大学生没有什么动静，知识分子也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这一次是利益受到直接侵害的工人、农民，他们起来发出了抗争，发出了愤怒的呼喊。这个跟89年有所不同。”
*戴晴：老百姓被逼得无路可走*
经常对中国当局持批评态度的北京评论人士戴晴认为，中国有个说法，叫做“银桥、金路、金刚钻水坝”。建造水坝是最赚钱的一件事情。因此，建造工程中的贪污腐败问题也最严重，是权贵玩钱的最好的选择。
她回顾说，1957年兴建三门峡大坝的时候，当时的库区移民争着戴大红花，争着牺牲小家顾及大家。一心一意地听政府的话，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移民搬家。但是现在的老百姓跟过去则完全不同，他们已经不再相信地方政府官员的谎言和欺骗了。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得不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戴晴认为，最近发生的这些事件说明，中国各地的民怨，民愤，民恨的情绪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成都，政府把老百姓逼的无路可走，不得已而为之。
戴晴说：“这是一种最深刻地抗争。这比起来十几年前，学生知识分子走上街头，非常温和地向政府建议，希望开放，新闻要说真话，新闻要进行政治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次就是要拼命了。因为，工程可以继续可以向前推进，他们就没有活路了。把他们逼到一个悬崖边上了。他们非抗争不可了。”戴晴说，中国目前腐败猖獗，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15年前。现在曝光的一些腐败大案，并没有在愤怒的海洋中掀起什么波浪，不过，她指出，一旦掀起波浪，就是海底地震，大的海潮，其汹涌澎湃的气势，将势不可挡。
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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