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江南案二十周年感言

美藉华人作家江南(刘宜良)在三藩市被杀事件,不知不觉,竟过去了整整二十年。最近,台湾传记文学月刊、中国时报及北美世界日报、香港明报月刊都作了大篇幅的报导与回顾。一九八四年我在九十年代月刊做编辑,负责中国方面的评论,江南是该刊的长期作者。记得那年九月下旬,江南从北京返美,路经香港,上来编辑部与我们打过招呼,留下一个风尘仆仆的过客印象。殊不知半个月后,十月十五日,传来他在美国被竹联帮三枪毙命。

接着,江南案连续数月成为“九十年代”的重点议题,包括八五年二月发表江南给台湾情报部门的七封信,我也评论过江南案反映的国共谍报战。台北当局在案发后,由蒋经国亲自挂帅调查处理,八五年四月即判处三名凶犯陈启礼、吴敦与军情局长汪希苓无期徒刑,但江南遗孀崔蓉芝控告台湾当局的官司,一九九○年才达成庭外和解(台湾政府支付崔蓉芝一百四十五万美元)。陈吴汪三刑犯亦于九一年减刑假释出狱。蒋经国则于一九八八年一月病故。


江南遗孀直指蒋经国是知情人

这个震惊国际的事件是不是已经走进了历史,烟消云散?从最近媒体的报导,我们看到,事件余音未了。江南遗孀提出案犯背后是否还有更高层的主使人?要求台湾情治部门“给一个说法”,她认为“蒋经国是事先知情的,他可能只是不置可否,或认为小事一桩吧。”老记者陆铿也认定,“蒋经国起意杀江南”,江南写“蒋经国传”是远因,写“吴国祯传”是近因,陆铿认为“蒋经国只要当着部下特务头子骂上两句,自然有人深体上意,消灭悖逆。”

台北历史学者、作家郭冠英,在江南案二十周年之际,披露他十多年前访问汪希苓的手稿,提供了若干新案情资料,其中关键处有二:一是蒋经国曾对汪说,要他为国家扛起责任,并“好好想想对外面的说法”。二是有人证实,命案之后,汪在办公室毕恭毕敬打电话报告“行动的同志都回来了”。郭冠英说,汪如此致电者,蒋经国之外,无第二人。

陈虎门是当年策划制裁江南案的军情局上校,现在曼谷经营餐厅,他接受中时记者访问,却持“双面间谍”的解释。他说制裁江南根本与江南写蒋传、吴传无关,而是因为江南作为台湾情报人员,又帮中共做情报,必须“制裁叛逆”。可是,当年在法庭上,他们把“制裁”二字,改为“教训”。陈虎门说,当时,他们不知道江南还是美国FBI线人,如果知道,他们就会“慎重考虑”了。

这些,就是江南案二十年后透露的新资讯。令人瞩目的是,这件跨国杀人的大案究竟是不是台北最高当权者蒋经国所主使?


柏杨:江南是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大约是两种意见,一种如崔蓉芝、陆铿所言,蒋经国对杀江南知情,有放纵、暗示之责,但未必正式下令。不少对蒋家威权统治痛恨反感的人都持类似看法。一位中研院学者肯定地说,若无蒋经国的意思,谁敢去美国杀人?国民党早有陈文成、闻一多这类暗杀前科。

但另一种意见恰好相反,认为蒋经国当然讨厌江南,但跑到美国去杀一名已入籍美国的异议作家,那是完全丧失理智的行为,蒋经国不会纵容这种行为,蒋事后确实感到痛心。事件极可能是下面揣摸上意的胡作非为,汪希苓要负责。一位对江南相知颇深的资深北美记者曾向我作过这样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评论家都极为肯定江南之死,加速了台湾的民主化。

作家柏杨说,江南奉献生命与鲜血,“化作压死暴政的最后一根稻草--证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的政权,已堕落为赤裸裸的多行不义的权力。”他说,江南没有发现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执政党,“只是一个黑帮社会的特务统治系统。”“江南之死,引起整个政权溃散的骨牌效应。”柏杨说江南是最后被害者,以后蒋氏父子就再也不敢重犯,再也没有机会重犯了。(见“传记文学”2004年10月号)

中时专栏作家林博文认为,“江南事件改变了台湾的前途,吹响了蒋家王朝的丧钟。”蒋经国不只一次把江南事件与美台断交相提并论,可见其震撼力。林博文指出,江南事件把蒋经国搞惨了,他的心思为事件所煎熬,痛苦万分。终于在江南死后“不到四年就咯血而亡”,江南事件冲垮了蒋经国时代。

林博文的说法,让我联想到林彪的叛逃导致毛泽东的衰败与死亡。但是,蒋经国比老毛明智许多,面对国际压力和党外的猛烈攻势,蒋经国暮年以带病之躯,主持了台湾划时代的开放党禁与报禁,为后来李登辉的全面民主化开辟道路,也改写了自己的历史定位。


江南的压卷之作:越山前进的中国

江南之死,即使蒋经国全不知情,他的责任与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蒋掌控情治系统多年,在进入八十年代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之际,他的权力机器还是反攻大陆时代的旧系统,没有更新也无法更新,而江南其人,无论其著作之标新立异,批判权威,还是其多重身份的长袖善舞,都与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息息相关。江南自恃美国公民身份,文革末竟,已在经营大陆关系,他在死前发出的最后一篇文章《越山前进的中国》(刊于“九十年代”八四年七月号)描述他对新时期大陆的现场观感。

我曾留意到他叙述和中宣部长邓力群长达四小时的谈话,他坦陈香港因邓主持“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而称其为“左王”,但他的直觉印象是“这位掌宣传大纛的旗手,知识丰富,消息灵通。三年前来过美国,看不出他是固步自封的保守官僚。”他最后写道:

“中国正越山前进,路途很艰辛,也很漫长,照既有成就看,我们似乎没有足够的理由,去怀疑它终极的胜利。”

江南的文字功力好,有一种简洁明快不尚卖弄的魅力,那正是一个好记者的标志。江南之被杀显然与其自视甚高的个性有关。与江南相熟的傅建中先生告诉我,江南历练丰富,中英文俱佳,交游广阔,洞悉官场是非,写文章得罪不少人,在美生意也不好做。他有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想在中台美三方耍耍别人。最后出事,非常不幸--这正是评论江南死因的“玩火论”。江南长久是台湾的“拒绝往来户”,八三年他向台湾提出回国的三个条件是:不发声明、政府招待全程、蒋经国接见。可见其倨傲心态。


江南和中共的关系

而在和中共交往方面,江南已达到很高境界。据江南欲策反之中共民航干部崔阵,在江南死后发表在北京人民日报连载四天的文章所述,江南已被视为“正直的爱国者”,因为他既反蒋,又反台独,而且极为贬斥“中国之春”海外民运。八三年下半年起,江南每周去三藩市中共总领馆讲课二小时(讲政治与社会文化);并为统战吴国祯访北京“做了大量工作”。文章说“江南同我们是自觉但又不是盲目地保持着一致的朋友。”

因此,江南赴大陆受到礼遇(中共中央书记邓力群接见);一九九一年五月,获大陆政府批准,由国台办主任唐树备操办,江南遗骨归葬安徽黄山龙岗公墓,以“家事家办”原则,禁外人参加,以防政治渲染--这些便是可以解读的事了。

我当年曾指出,崔阵在中共党报上吹捧江南,恶贬台湾,肯定激怒台北当局,江南七函出笼,便是国民党的对策之一。

按今天观点看,江南无疑是一名中国情结很深的蓝色统派斗士,而他的死,正如一些评论所言,即使三面间谍也无死罪。台湾当局杀死江南,是百词难辩的冷血罪行,是国民党体制落后时代、走向衰落的预兆,也是蒋经国这位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的命运转捩点。


一名弄潮儿,被大潮卷走

二十年时代风云,让我们看到,江南的悲剧,其个人因素并非主流。历史演变的青黄不接,才是他致死的重要背景。二十年的变迁,他生前能想到吗?他在美国十六年崇尚并享有的言论自由、政治民主和人权保障这三项指标,在他大力抨击的故土台湾都已实现。迄至九十年代,台湾已全部清偿了二二八事件以来的政治迫害债务,恢复名誉与支付赔偿;民选总统已有三届,并实现了政党轮替,李登辉从总统变为今日“党外”,凝聚着一群为台湾开拓新路的理想主义者,而新闻自由已经达到可以在电视上公然鼓吹中共打台湾的地步。一位前陆委会官员透露,中共学者说,国台办曾收到不少台湾人的攻台建议书......而中国大陆二十年的演变也很大,甚么都在变,唯有上述人权、自由、民主三项指标,没有变。尤其是人人痛恨的(令江南致死的)特务统治,无所不在,已成为中共治国的主要手段。

在“国家认同”出现巨大危机的新时代,价值观空前混乱,台湾恐怕不少人做了不利于他们不喜欢的现政府的事。拜倒在红朝的威势之下,不乏其人。但再不会有陈启礼,也不会有汪希苓出来“为国除奸”--这令江南的作为相形见绌的一切,他地下有知又作何感想?他会不会写一篇“越山前进的台湾”?

正如蒋经国晚年深叹的:“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二十年后再来追讨江南案的“真相”,台北当局虽无人“为尊者讳”,但恐怕只是一场徒然。最近,我请问《蒋经国与章亚若》的作者周玉蔻,江南案和章亚若之死是否有点像?她表示同意。在江西为蒋经国生下章孝慈章孝严兄弟的蒋经国情人章亚若的死因,迄今不明,研究者亦有人怀疑是不满于章的小蒋主谋(无涉老蒋),但并无足信的证据。六十年前的谜,有谁能解开?

当年号召成立江南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加州大学教授王灵智,最近也呼吁陈水扁总统公布江南案的官方档案。他说当年调委会向美国施压,支持党外人士攻击国民党,许信良曾说“没有江南案,就没有民进党”,现在当权了,应该公布真相......但是,陈水扁一个枪击案,蓝绿对立,自顾不暇,半年多才成立一个不汤不水的真相调查委员会,而“真相”何处寻?有谁看好?

历史有情,历史也无情。二十年的潮流,有目共睹,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但江南已留下他的足迹:一名弄潮儿,被大潮卷走。

(原题:越山前进的台湾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于香港)

--转载自《新世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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