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圣:“六四”枪声中的政治改革

今年六月是“六四”十五周年。十五年来,在当年政治较量的胜败双方间,存在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在“六四”后的舆论阵地上,双方易位。败者进攻,胜者防守。胜方“乾坤握在掌中,山河控于笔下”,却偏偏对“六四”闪烁其词,刻意回避。败方亡命天涯,浪迹他乡,却对“六四”穷追不舍,理直气壮。败方中不乏当年共产党的追随者,他们曾怀着红色激情,“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南北转战,戎马生涯。如今,红色不再,激情依旧,他们又脚踏着欧美文明的大地,背负着“终结历史”的希望(1),“无处是家处处家,年年难唱年年唱”。

但是,在这场漫长的论战中,双方似乎都无法解释某些“六四”后产生的现象。譬如,胜方津津乐道“六四”后的稳定和增长,败方反唇相讥隐于其后的腐败和不公。但双方都没有解释,何以“稳定增长”和“腐败不公”能相安无事,并存至今。如果说当年“六四”在民间的真正动力,就是反对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话。那么,面对十倍于当年的腐败和社会不公,“六四”英雄,今在何方?

又如,按胜方宣传,“六四”是四项基本原则对自由化的胜利。据败方陈述,“六四”是从开明向专制的倒退。但双方都无法回答,何以“开明”的或“自由化”的精英们和“专制”的或“四项原则”的鼓吹者如邓力群们,“六四”后异途同归,双双退出中国政治舞台?

再如,“六四”前中国知识精英和大学生们普遍政治热情高涨,人人议国事,个个骂政府。在将中国的一切弃如蔽履的同时,对西方文明的崇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时间,出国留学取代金榜题名,成为中国学子的人生追求。然而,“六四”后短短几年,中国知识界这种特有的人文景象顿然改观。全世界被中国突然勃兴的民族主义惊得目瞪口呆。从北京申奥的狂欢到围攻美国使馆的愤慨,都表明同一个事实:中国在远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河殇”到“中国可以说不”的转变(2)。如果说坦克可以令人生畏,专制能迫人道路以目,但它们毕竟都无法改变人的内心感受,无法开创一代文人的风气。“六四”当事双方,对这一有目共睹的巨大转变,同样没有回答。

西方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发现,彻底非现代化和社会动荡无关,彻底现代化和社会动荡逆相关。而从非现代化向现代化的转变,亦即现代化的过程,却和社会动荡正相关。现代化速度越快,社会越容易动荡(3)。现代化过程产生动荡的原因可以概括如下:开放社会产生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对后进国家有强烈“示范效应”。但是,由于经济增长赶不上欲望增长,多数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往往失落多于满足。与此同时,现代化初期,分配开始趋向不均,产生了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Inverted U-Shaped) 模型:即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分配比较平均,经济开始发达的社会分配非常不均,经济非常发达的社会分配重新趋向平均(4)。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在分配不均的同时,教育和媒体又趋向普及。教育和媒体的普及,使本来熟视无睹的社会不公变得不能容忍。教育程度越高,对社会不公越敏感。现代化初期,社会又缺乏灵活的政治机制和足够的经济实力吸纳高教育的人才。游离在体制外、不被社会承认的知识分子,是现存体制最大的威胁。教育程度越高,威胁越大。用政治学流行语言说,便是小学毕业生街头闹事,高中毕业生密谋政变,而失落的大学毕业生酝酿革命(5)。

以邓小平“改革开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仅无法避免上述动荡因素,而且还有一个特殊的弱点,那就是邓小平的现代化,开始于中国政府威信最低的时刻。在邓小平大权在握以前,毛泽东已在对自己理想的执着追求中,将中国政府的威信挥霍殆尽(6)。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政府曾在民众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威望。这种威望主要来自三个因素。第一,来自于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来自于一个古老而骄傲的文明,在近代被异族百般凌辱后的痛定思痛。任何个人或集团如能使这个文明重新充满信心,使这个民族从屈辱中重新站起来,他和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被本民族的大多数人视若救星。

第二,这种威望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宗教特色。政教分离,即政治的理性化和宗教的私人化,本来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马克思主义本身虽然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但在二十世纪的政治战场上,马克思主义又被“革命的手”涂上了宗教色彩。当然,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原因,而只是其外部条件。马克思主义宗教特色的真正原因,深藏在马克思时代德国哲学家所谓的“思维彻底性”里面,深藏在他们逻辑完美无所不包的体系里面。黑格尔哲学本身就是一个在内部充满逻辑完美的小宇宙,而其“世界精神”更与上帝只有一步之遥。因此,当马克思将他所谓黑格尔“头足倒立”的辩证法重新颠倒过来后,一个尘世宗教的降生,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只是及时地扮演了“东风”的角色。至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社会科学日益意识到历史发展可能并没有可预见的模式,任何“完备”的思想体系企图带着道德优越感来指导历史发展,都可能导致灾难,那是后话,按下不表。但在当时,凭着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威力,中国的革命领袖在被人民视若救星的同时,再被奉为神明,却似乎是命中注定,在劫难逃。

第三,这种威望来自于中国民众的素质。中国民众的现代政治意识并不成熟。象世界上任何不成熟的东西一样,政治不成熟的突出表现之一,也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当人民处在愚忠这一极端时,就为政府的无比威望和滥用这种威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

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中,中国政府从未用坦克和野战军镇压不同政见者。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比邓小平仁慈,而是因为毛泽东没有这种需要。毛泽东执政时,中国政府只要一个“政治运动”,就能使任何政敌顷刻间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他们遭到包括至爱亲朋在内的全体公众的鄙视和唾弃。只有拥有这样能力的政府,才能实行所谓的“全面专政”,才能要求它的臣民不但在行动语言上,而且在思想闪念间对它保持忠诚。

邓小平开始执政时,中国政府显然已丧失了这种能力。造成中国政府威望的三个因素,前两个已不复存在。第三个虽不幸未变,却正在从愚忠这个极端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与此同时,“文革”结束对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犹如浴火重生。在“文革”中,他们第一次体验了民间疾苦,亲历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重掌大权后,他们对“政治运动”自有切肤之痛。因此在自己获得解放的同时,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给予人民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于是,他们宣布中国不再搞“政治运动”。磨难或许使老干部有了新的人生感悟,沧桑或许让革命者都渴望常态。可惜,这种渴望来得不是时候。

毛泽东执政的早中期,人民对政府既爱且怕。爱是因为这个政权给了他们国家的统一,生活的稳定和做人的自豪。怕的是稍有闪失,即会在“政治运动”中沦为人民公敌。这种统治与被统治间既爱且怕的关系,要靠人民感恩戴德的心理和对官方意识形态的认同来维系。当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时,他的统治思想中兼有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成份,翻译成他自己的语言,便是“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现实主义的他,相信“半部论语治天下”,王霸兼用,恩威并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所记载的帝王权术中,激发当代统治的灵感。但理想主义的他,更相信真理确实在自己一边,相信人民终究会接受他那半马克思主义,半康有为的大同理想。在毛泽东身上,理想主义又往往超过现实主义。因此,他更多地希望人民“关心国家大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脱胎换骨,锻炼成长。但是,沉醉在巨大威望中的毛泽东,显然忽视了这种在全民中推广的泛政治主义的危险性,忘了这是一种只有在人民衷心爱戴的瞬间才能玩的游戏。要求人人关心国事,无异于玩火,其中人心便是风向。有朝一日,风云突变人心转向,始作俑者难免引火烧身,玩火自焚。邓小平上台时,人心已变。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任何善意的“亲民”措施,都只是火上浇油,是在人民不爱政府的同时,再让人民不怕政府(7)。

显然,当邓小平的现代化起步时,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已面临挑战。邓小平可能很快意识到了问题,于是祭起“四项基本原则”。“六四”后邓小平讲“两手都要硬”,确实不是事后聪明或文过饰非,而是一贯主张。但是主张是一回事,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贯彻主张是另一回事。后者不仅需要政治家的决心和智慧,还需要形势。要使人民重新爱政府,即便可能,短期内也难以做到。因此,要保证中国政府的有效统治,就只有让人民再怕政府。令人害怕,需要实力、决心和舞台。三者缺一不可。中国政府有实力,邓小平有决心,但展现实力和决心的舞台,却只有形势才能造就。

邓小平不可能制造舞台,也没有我们今天事后聪明的条件,于是只好摸着石头过河。从批苦恋、清污、反自由化直到“六四”,将近十年便这样一路摸了过来。其间,邓小平屡战屡败,最大败绩便是一九八七年的反自由化。将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开除出党,并登报宣传,显然带有邓小平的个人色彩。但是,邓小平的认识落后于形势。他推己及人地、一厢情愿地以为,开除出党必定痛不欲生,登报宣传可以杀鸡警猴。不料事与愿违,开除出党,方、刘、王毫无痛感。登报宣传,人民更不惧怕。相反,三人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成了民间英雄。邓小平付出了沉重代价,战绩不是零分,而是负数。

经此挫折,邓小平大概决定改弦更张。有件事可作间接佐证。在反自由化和六四间的一九八九年初,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破天荒地将中宣部明令禁止,内容与当时中央方针相左的苏绍智讲话公开见报。事后赵紫阳为难,决定整顿导报。千钧一发之际,邓小平突然传话:“不予理睬”。短短四字,弦机无穷。既不断是非曲直,却又语义生硬,斩钉截铁。究竟意欲何为?如今回首,谜底格外分明:邓小平不是法外开恩,而是吸取了“反自由化”的教训,决心不再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用错误的方式,和错误的对手较量。

几个月后,学生上街,进而绝食。万民声援,秩序大乱。邓小平苦苦等了十年的机会,终于来了(8)。“六四”为中国政府恢复有效统治,为邓小平展现实力和决心,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舞台。沧海崃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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