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导斌的“狱中札记”（2）

在36号室里，“落实问题”花了近半个月时间，孝感市公安局国安人员从海外网站及《关天茶社》下载了一大撂文章，将其中二十六篇“有问题”的文章要杜导斌一一核对，每一篇都做询问笔录，询问是什么时间写的，什么地点写的，什么时间寄出去的，用哪一个电子邮件信箱寄出去的，对方的编辑是哪一个，发表于什么时间。哪些网站转载了等等，杜导斌对所写的文章供认不讳，竹筒子倒豆子直来直去。二十六篇文章，每一篇都由杜导斌核对后，在上面签上“这是我发于XX网络、XX杂志社的文章、杜导斌，X年X月X日。”然后盖上手印。

杜导斌的电脑文存里，有他的导师郭罗基、洪哲胜及世界各地友人的三四百封信件，杜导斌有一个爱好，多数他认为很重要的电子邮件信件，他都下载后收藏在电脑里，另外，他在网上下载了郭罗基、刘晓波、余杰、东海一袅、王怡等人的数百篇文章，国安人员都从他的电脑里复制下来，都一一进行了盘查，三四百封信件，要求杜导斌一一交待来信人的地址、年龄、工作单位、认识经过。这次杜导斌长了个心眼，他对国外友人的信件就如实的介绍情况，因为国安人员对国外的“煸动颠覆分子”管不了，鞭长莫及。但对于国内友人的信件，他采取了“保护措施”，含含糊糊地说一说他们的情况，对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都回答“不知道”。因此，国安人员曾恼羞成怒地指责他“不合作”、“不老实。”

要求杜导斌“认错”一直是国安部门的目的，但杜导斌始终不肯认错，在当初几个月落实材料的过程中，国安人员一直要改变杜导斌的思想观点，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杜导斌坚持自己文章中的观点是正确的，这可能是杜导斌关了长达七个半月时间的真正原因。

负责杜导斌案的是孝感市国家安全局的王培红、刘祥先、余国平、宋卫、魏友山等一大帮人，将“证据”都落实后，就开始盘问杜导斌的“思想动机”，“作案目的”，要求杜导斌“认罪”，说的好，免罚，出去洗澡，与家人团聚。杜导斌说，这是逻辑推理错误，我要认的什么罪？国安人员说，这样的态度就不好说了，杜导斌一直不肯认罪，国安人员就采取“诱供”的方式进行询问，比方说：“你是否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太腐败，已丧失了执政党的能力，所以，你要写文章进行煸动、以达到推翻的目的？”杜导斌知道其用心，要围绕他们的问话进行记录，自然不会承认这种“假设”，在回答问题时，杜导斌不停地纠正，不停地抗议对方问话有圈套，所以，一直坚持不围绕他们的问话回答问题，问话结束后，要求杜导斌签上“记录属实”，杜导斌看过询问笔录后，发现自己回答的一些问题也被篡改了意思，于是签上“复杂问语，”和签上“问的不是我的本意，回答的基本是我答的。”这引起国安人及大的不满，认为杜导斌“不配合工作。”

杜导斌对国安人员的险恶用心掌握后，已明白他们的意图，心里难受之极，随着春节的临近，他对儿子及家人的思念与日俱增，难受地吃不下饭，管理人员将这一情况告诉国安人员后，王培红等人进行了劝慰，杜导斌没理他们，仍然不吃饭，王培红等人大发雷霆，大骂他是“狗日的”、“王八日的”，杜导斌不予理睬，一直到自己心情好后，才开始吃饭。

进入中国阴历的腊月后，36号监室里在杜导斌前后进来的人该出去的都出去了，该判的都判了，不知是国安人员的有意安排还是看守所的无意安排，将36号室里送进来四个少年犯，年龄都只有十五六岁，最小的只有十三岁，那些孩子有的是缺少父爱，有的是缺少母爱而走上打架、抢窃等等犯罪道路，这令杜导斌难受之极，因为他的儿子杜红玉也只有十二岁，他想：要是自己判刑坐牢了的话，儿子怎么得到父爱？由谁来管教？但是，国安人员要我认罪，我错在哪里？我能为了儿子而不要人格和尊严吗？杜导斌忍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

王培红等人也加紧了“攻势”，在提审时软硬兼施，设置各种圈套要杜导斌承认“有罪”，只要按他们的询问意图回答问题，就可得到“宽大处理”，就可以尽快的出去“过春节”，与家人团聚，杜导斌初衷不改，没有承认“有罪”的说法。

2003年11月10日，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看守所的管理人员又将杜导斌从号子里叫了出来，走进看守所的审讯室，杜导斌只见审讯室坐着五六个人，除了王培红、刘祥云外，另外几个人杜导斌不认识，一个个对他笑脸相迎，但杜导斌感到一种不祥之兆，他从他们的笑脸后面看出一种阴谋。果然，几个人的笑脸一下子收敛了，王培红打开文件包，从包里拿出一张公文纸递给杜导斌的手里，并讨好地说：“你态度不好，我们也没法挽救你了，……你签字吧”。杜导斌接过来一看，见是逮捕令，他头脑一阵昏眩，心里一阵不安，他知道，下达逮捕令，意味着自己的案件进一步升级了，虽然他早有这个思想准备，但突然降临的这一刻，他百感焦急，思绪成千，为了说几句真话，他不仅不能出去与孩子、妻子过春节，而且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程”……，在他犹豫的这一刻，公安人员问：“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这句话提醒了杜导斌，是呵，自己还有什么要说呢？一百五十万字的数百篇文章，不是已经说了很多吗？我跟他们有什么说的呢？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他们只是执行者，是强权制度下的一条狗而已。想到这里，他慎重的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说完，他在逮捕令的签字栏里，龙飞凤舞地签上了“杜导斌”三个大大的字。

2004年10月17日星期日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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