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广:劳工要争结社自由——评万州事件

当前中国的弱势群体,如果想要保卫自己的权益,要别人把自己当人看,重要的是争取“结社自由”。

据外电报道:10月18日在重庆市的万州区,有位民工,不慎碰到一位妇人,其丈夫(自称是国土局长)竟把民工腿打断。而且一边打边喊,打死了不就是二十万块钱吗?

从而引起公愤,瞬时间聚集了大批打工族和市民,最多时有四万人,后来包围了区政府。

于是官方派来了的镇暴警察,开打之后,双方都有受伤,有4辆汽车(包括警车)被点了火。区政府也遭到严重的打砸。

闹了一夜,最后镇暴警察放了催泪弹,抓了些参与者事态暂时平息下来。


**事件说明什么?**


万州事件说明了,在我国底层的弱势群体(包括进城打工者,下岗工人,广大的农民),他们看了太多的腐败,这些人承受了过多的苦艰,凌辱,内心充满了对官员,对政府的不满和愤怒,憋了一肚子气,有了时机,就会爆发出来。像颗定时炸弹一样。

就在本月23日,在蚌埠出现了万余退休工人,因为退休金太少,不能随物价上涨调整,上街示威三天,造成交通大堵塞。

**弱势群体要争结社自由**

1989年六四之后,知识分子的经济待遇提高了很多,不少人进入小康。六四后每次提工资都没有漏下知识分子,在政协和人代会上少不了一些知识分子,六四的“闹事者”他们有一部分进了官场,或者升了官。

为什么执政党对知识分子,如此开恩呢?

其中原因之一是在“六四”之前的学潮中,知识分子们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让执政者不得小看他们,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常言道:“会哭的孩子多吃奶”。知识分子就像会哭会闹的孩子。原因之二是知识分子多数都是活动在各种组织之中,或者学校,或者科研机构,很多人都是一些学会协会的成员,因此他们的思想容易交流,行动便于协调。

当前中国的弱势群体,不论是打工族,是农民,还是下岗工人,如果想要保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别人把自己当人看;我认为重要的是争取“结社自由”。

要逐步争取成立属于自己的,不受别人操控的独立的组织。是协会也好,是联谊会、同乡会、互助会都可以。如果压力太大,开始时也可以叫做筹委会,也可以不叫什么名堂,就是一些有相同背景,平日联系比较多的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地区工作的人,经常保持联系,互相帮助,相互提携,一方有难大家帮助,讨论如何维护、争取劳工权益,用这些活动争取“结社自由”,这些活动也将培育出一些劳工的代言人和领袖人物。

**波兰工人的经验**

有两年事,可以看出弱势群体,一旦有了组织,就能形成巨大的力量,有效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个是波兰成立于1980年前后的团结工会,他们一度拥有数以百万计会员,很多波兰共产党(统一工人党)员都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团结工会成立之后,组织各种活动,维护工人权益,多次举行全国大罢工,包括反对提高物价的大罢工、怠工。后来团结工会受到政府的严重打压,工会领袖瓦文萨等被关进监狱。但团结工会的其他成员,建立电台,出版了数百种地下刊物,继续抗争。

由于团结工会持续不断地进行持久地斗争。当波兰出现经济社会危机时,团结工会顺势而起,又一次形成巨大声势。

1989年波兰当局只得屈从工会的压力,召开“园桌会议”,与团结工会坐下来谈判;并同意开放部分议员自由竞选,在选举中,团结工会获得90%以上的选票。很快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当选总统,很多团结工会的骨干成了政府的要员。

团结工会成功的道路,不但向人们说明了弱势群体只要组织起来,就不会被人忽视,而且能够通过选举进入政府。

**中国七十年前的农民协会**

有人说波兰有欧洲的传统,他们是西方的文化,波兰的工人也有水平,中国情况不同。

其实在中国的弱势团体,一样可以组织起来,其威力也是无穷的。

七十多年前“伟大领袖”毛泽东不也是靠建立农民协会,以农民为主体,壮大政党,取得天下吗?

常言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中国的劳工争取“结社自由”的道是漫长的,五十年代,谁要想试探“结社自由”,那要冒杀头的危险。

八九年一些人学生、工人成立组织,后来都被判了很重的刑。

为什么有的人惧怕“结社自由”有如害怕“瘟疫”呢?因为他们知道大众一旦有结社自由,结束专制的日子就指日可待了,特权者的权力也将很快消失。

为了减少风险,在中国当前劳工要争取“结社自由”,应该相机行事,逐步争取,步子不怕小,只怕无作为。

**争取结社自由的根据**

劳工争取“结社自由”的法律根据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国公民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从这点出发,我们争取“结社自由”,有宪法可依,他们抓人是违宪、违法。

现在中国有个社团管理办法,这个“办法”要求成立社团必须申请、批准,他不批准,会给你加上“非法组织”的所谓“罪名”。这种“罪名”当然也是非法的,但他把你抓起来,会在一些人中造成恐慌。为了避免被抓,我们要讲点策略。

其实在很多民主国家,早已废除了社团的审批制,而改成了报备制。在中国某些人为维护专政制度,把“报批”作为限制结社自由的一种手段。

最近杨银波先生在知识分子中做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对很多问题都有不同答案,只有在回答是否支持成立独立工会、独立农会时,答案竟惊人地完全一致,都表示支持,说明争取“结社自由”的迫切性。

2004年10月25日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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