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渐逼近艾滋真相 责任人势将绝地反击

专家：2010年中国极可能艾滋病感染人数全球最多

为准确掌握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疫情，及早发现病人，中国卫生部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在既往有偿供血人群中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

尽管最近这些年，中国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疫情控制，特别是艾滋病疫情的控制非常重视，但目前中国艾滋病流行形势依旧严峻，问题的起因，正是部份地方政府文过饰非，不肯面对真相的态度。中国官方新华社2004年6月29日引述卫生部疾病控制司副司长陈贤义指出，目前中国31个省份报告的3万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据陈贤义指出，估计全国实际感染病毒人数已达85万，实际艾滋病病人约20万。到2006年年底，中国的艾滋病人数将超过30万。有专家估计，如果不能迅速有效防治，到2010年，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000万，社会经济损失可达到或超过77000亿元(9000亿美元)。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专家相信，艾滋病毒感染者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因有偿供血而感染艾滋病毒。据新华社10月13日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已进入发病和死亡高峰，一些原来未被列为疫情重点的地区，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疫情也正在陆续暴露。同时，仍有一些地区存在未被发现的既往供血感染人群。因此，尽快发现既往供血人群中的感染者和病人、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是目前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然而，有意见认为，这个旨在掌握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疫情的全国性筛查，有可能遭遇官、民和法律上的三大阻力，不消除它们就难以真正展开这次防艾行动。

阻力一：官方怕“影响坏”

地方政府存在防艾是揭家丑，地方存在艾滋病疫情影响形象投资环境的偏见。2002年9月27日出版的《三联生活周刊》引述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中国顾问夏国美指出：中国艾滋病有地域性特征，西部以吸毒共用注射针头感染为主，中部以非法采集血浆感染为主。可是，地方官员都不愿承认自己的地方存在这些问题，他们都害怕承认问题会影响外资到当地的投资意欲，因为投资环境的变坏，每每意味自己的仕途受到影响。

有专家担心，虽然坚信“科学执政”的中国新领导层现正向中国爆发艾滋的真相逼近，但担心被追究责任的官僚势将发起一场绝地大反击，希望继续瞒天过海。这次调查如果没有中央工作组的介入，光由地方卫生官员负责，调查的结果的可信性应该仍存在疑问。

也有一种意见指出，一些过去卖血和吸毒问题严重的地方，就是因为害怕吓走资金而死不承认问题，害中国错过了对抗艾滋的最佳时机。现在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卖血者追踪调查，就是希望这些卖血者离开了原居地后，不再面对地方官僚隐瞒病情的问题。不过，如果以为这次全国调查没有类似问题，肯定也是一厢情愿的看法。事实是，所有地方官员都存在隐瞒艾滋真相的诱因。也有意见指出，为了避免被指责“隐瞒真相”，大多数地方干部都有诱因继续否认问题存在。

另外，有专家指出，中国现行的官僚考核体制主要评审一个干部任内的经济表现及其政治取向。在这两项以外的工作，即使官员表现再出色，也不一定成为其升迁的参考。有专家认为，要跳出这个恶性循环，中央人事组织部门一定要有针对性的考核标准，纳入发病率偏高的地方的官员任内对抗艾滋的成绩，官员的行为才会改变。

专家称，防艾各级政府首先要转变艾滋病意识，确立有所属地区出现艾滋病疫情并不是给地区抹黑的思想。夏国美曾在2002年7月一期上海《新民周刊》撰文指出，艾滋病的工作流于形式化是防艾工作的一大弊端。她称，这项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预防艾滋病的一般知识上，还必须强化重视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理念。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公众看待艾滋病的陈旧观念。

阻力二：个人怕“受歧视”

在中国国内艾滋歧视问题相当普遍，不少民众把艾滋病与道德高尚低、贫富等直接挂勾。《健康时报》2004 年8月14日就曾报道，记者到北京地坛医院艾滋病房采访，一位男病人的姐姐说：“A病房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女病人。她在那边一家大医院被确诊后，医院里的一位主任对她说：‘我看你这岁数，不像那种人啊（卖淫女）？’他还是医生，怎么能这样随便乱说！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人普遍存在这种看法，只要一听说你是艾滋病，马上就会认为你这个人不正经。”专业医务人员尚且如此，普通民众对艾滋病患者以及感染者的歧视可想而知，而且诸如此类的例子并不鲜见。

对于国内普遍存在的艾滋歧视问题，夏国美认为，虽然在中国，艾滋病更多的是和社会结构性的贫困联系在一起，比如因贫困而卖血，因贫困而卖淫，因贫困而被毒品贩子所利用等等，但是艾滋病只是由艾滋病病毒引起的疾病，与道德高低、穷富无关。因此，必须让全社会知晓，只有消除歧视，尊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个人权利，使他们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在公众之中，才能有效达到遏制艾滋病病毒在中国大规模蔓延的目的。

此外，北京地坛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赵医生在接受《健康时报》采访时说，“解决艾滋病歧视这个问题得慢慢来。等到什么时候，人们看待艾滋病人像看待感冒病人那样，不再在意他们的存在，不再刻意为他们举办一系列公益性活动的时候，那么源于人们心里的歧视自然就消失了。过度重视，实际是一种变相歧视，尽管动机是善良的，无形之中也给病人造成一种精神上的伤害。”

阻力三：法律上遭遇反歧视立法新课题

有专家认为，除了各级政府加强防艾知识，以及强化重视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理念的宣传之外，消除民间防艾阻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就是为防止歧视艾滋病毒感染者以及患者立法。

目前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以至他们的生存权利受到蔑视。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2004年7月12日在第二次亚太地区艾滋病问题部长会议上指出，随着艾滋病出现新的流行趋势以及人们对疾病的认识不断深入，中国现有的相关立法又面临新挑战。一些过去法律未曾涉及的与艾滋病相关的问题成为我国立法的新课题。例如，正在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将写入有关保障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权益，反对歧视的条款。

在2004年7月15日的世界艾滋病大会上，温家宝把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提到了“关乎中华民族素质和国家兴亡”的高度。他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将艾滋病防治纳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动员组织全社会力量，扎扎实实做好防治工作，坚决遏制艾滋病在我国流行和蔓延。因此，外间值得期待中国政府为实施这项新近防艾重大举措做些后续工作。

向十六大以来，中国中央领导确实是进一步加大了有关对抗艾滋病的投入力度。比如说艾滋病控制的投入资金，从原来的每年1.2个亿元（人民币，下同），2003年增加到3.9个亿，今年的中央财政投入的计划是4.7个亿。专家指出，中国政府能否打胜这场硬仗，跟其能否掌握艾滋的实际扩散情况有莫大关系。

讽刺的是，中国官僚体系的自我保护机制，反而成为中国中央对付艾滋的最大阻力。有政制专家指出，中国中央跟地方的权限问题一直未曾理顺，并成为中国政府提高执政能力的其中一个主要阻力。检讨地方行政架构，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下一轮政改不容再拖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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