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女儿在美国答记者问

 当今世界上有一些知名女士委实令人瞩目,而她们在人们心中又常常是一个谜。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就属于这类人物。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她流亡国外,饱经沧桑,后又回到祖国,旋又离国返回大洋彼岸定居美国。她先后发表的《致友人的20封信》和《仅仅一年》、《遥远的音乐》、《致孙女的信》等曾轰动世界,她较早地揭开了前苏联高层领导人生活某些侧面的内情,但她本人的内心帷幕却始终关闭着,有关她的许多信息和报道往往增加了多余的政治色彩。下文是她与西方一份大报记者的谈话选译,张晓强编译。现摘录如下。(以下○为斯维特兰娜▲为记者。)

  ▲您的第二部著作《仅仅一年》出版已有19年之久了。对于您的读者来说,可以说您销声匿迹了。为什么要他们等待这么长时间呢?

  ○您要知道,头两本书是我一生中40多年的总结。而后来呢,后来简直没有什么可写的。第3本书描写了我在国外15年的生活,在美国生活的15年,这里已经有某些素材了,有某种主题了。一般地说,我从来也没有计划写这么长的自传。我对每一本书都分别对待,最终还都写成功了。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已经快70 岁了。我现在正在写第4本书,这本书真的是一部篇幅很长的自传。尽管没有特别着重在“自传”上。但无论怎么说,生活毕竟是极其动荡的,变化不定的。起初我在苏联,后来去了印度,再后来又在美国,而后到英国,又回到苏联,最后又回到了美国。所有这些经历,可以说构成了全部的故事。而在第2本及第3本书的间歇时我觉得……我忙于准备多次再版我的前两本书,但是没有成功,而第3本书在我看来出版得相当及时,当然,那是1984年在印度出版的,这本书我是在英国写的,是为英国出版商写的,英国出版商本来想出它,并且放在他那里,但后来拒绝了,并且说:“这本书是为美国人而写的,您写的是美国的事儿。这是写给美国人的。”在美国1984年几乎被某一出版社采用。但我有这么一个印象,他们终究不会出版这本书的。他们考虑了很长时间,正在这个时候我们回到了苏联。

  ▲请您谈谈作为作家的您。您知道,尽管您已创作了第三本书,可是,您作为作家,对于读者来说仍旧是一个谜。大家都在问,她在哪里?她怎么样?让我做出回答。我看还是请您来回答吧。您在书里写道您愿意默默无闻地生活,并且说:“我的孤僻的天性要求我这样”?也许您能解释这一点。

  ○您看,我生活了多少岁月?在去西方之前我在苏联生活了41年。确实是“与世隔绝”;首先因为那里没有任何“广告”;其次,如果让大家知道我是谁,并且抛头露面,这在我们家庭里认为有失体面的。所有的人都极力不被他人发觉,从我妈妈开始到所有其他的亲属一概如此。我怀着这样的感情来到这里,突然落到一个灯火通明的舞台上,五花八门的广告,记者招待会,电视座谈会,弄得我简直要休克了。当然,这是最初的几个月发生的,我是多么想找个什么地方安安静静地,无声无息地坐下来。这个愿望在普林斯顿某种程度也实现了。那里人们不喜欢“广告”,因此这对我非常适合。

  ▲您写过这句话我现在引用它:“我对我的过去表示厌恶”,显而易见,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态度,您甚至不教您的小女儿奥莉佳学习俄语,您能说说,这是出于您对过去的一切的态度还是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化了呢?

  ○我想、美国化并没有对我产生什么影响,这只不过是因为第一,我从11岁开始学习英语,英语在我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就是说,来到这里以前很久,我就学会了英语。我非常喜欢英语。甚至与很多朋友及熟人通信全部都是用英语写的。当我来到这里时,我确实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按照英语思维和书写。在这15年中我的确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我把俄语都忘却了,完全忘却了。当我第一次从英国与儿子通电话时,他简直不能相信,他大声对我说:“你说俄语活像一个外国旅游者说的,你的语调多么奇怪,难听。”当我们回到苏联去的时候,最初很难回答问题,很难遣词造句。对此我的朋友们感到吃惊和遗憾。我曾很想按照美国方式生活,就是说很想过一种新的生活,忘怀这一切,……可是一般来说这又是不可能的。您已看到后来所发生的事了……我们又返回苏联来了。

  ▲请谈谈,您喜欢什么或者有什么精神寄托?在书里您描写了海岸、室内乐、优秀电影甚至燃烧着的壁炉。在这些背后有些什么浪漫主义的色彩呢?

  ○首先,我这11年中寄希望于培育我的小女儿。从早到晚。一句话昼夜24小时。我简直没有时间干其他的事情,孤身拉扯孩子,离婚,处于完全另一种文化之中,这非常不易。但这一切她都战胜了,因为她成长为一个纯粹的美国女孩。让她不要成为半侨民式的孩子,让她的心灵中没有双重身分。而她真的没有。而正是这一点使我的日子过得充实些。

  我们在普林斯顿一直生活了10年。每一年、每一周接触的都是学校、家长、儿科医生、幼儿老师,还有一些她必须完成的无休止地附加的课程---艺术、音乐、马术等等。在从事这些活动的同时,我好像也在重新学习。不言而喻,还要同周围的许多人会面。开始了某种新的甚至完全不曾预料的生活阶段,因为我不打算养育更多的孩子,就这样了,离婚后独自养育一个孩子,你就是家长,你要一个人负起全部责任。这就占据了我10年的光阴。还有其他的吗?是的,我很喜欢音乐。一旦有可能,我就听唱片。我住在纽约附近时,我常去听音乐会。

▲请讲讲您后来的工作情况,您对此好像在哪里都从来只字未提。

  ○我从1956年到1966在世界文学研究所担任研究人员,直至我不得不离开为止。我们集体写了苏联文学史的新的版本,我参加的科研小组,从在图书馆里收集材料。分给我的内容是写1922至1934年这一时期。我必须阅读这些年代所有出版物及报纸期刊,非同寻常地有趣,因为在1922年名气很大的那些作家在我所处的时代已经消失了。你再也找不到他们了,诸如《红色处女地》杂志之类的,像沃隆斯基那样的文学活动家也都消失了。我们重新发现了他们。我们 ---我指的是我的同龄人。这是在我们集体斗争中我所做的两点贡献。除此之外,我们集在一起,听取有安·安尼亚夫斯基参加的小组的所有可能听的工作报告。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他的。他恰好那时写了一本有关帕斯捷纳克的奇妙的书、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这本书在国外出版了,为此他被捕入狱……

  ▲请谈谈,在什么请况下您放弃了苏联护照?

  ○护照?您想说的是国籍吗?我带护照是为了到这里旅行。后来把它烧了。人们总想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一会儿是加拿大,一会儿去英国,或是其他什么地方。我非常担忧,为什么总想把我弄出去,所以我就把它烧了。

  而国藉---国籍是个更为复杂的事物。烧掉护照的办法并不证明失掉国籍……国籍仍然保留。1968年通过我的律师我们首次向苏联政府提出申请放弃苏联国籍。但直到1969年12月我人还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突然所有的报章,包括《纽约时报》都说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剥夺我的苏联国籍。显而易见,他们想了许久,做出这个决定。我认为1969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在起了相当重大的作用……当时,我被邀请到美国之音朗读了《仅仅一年》的若干章。我读了最为反苏的章节。于是苏联方面作出了反应,在莫斯科向美国驻苏使馆提出了抗议,认为这是“暗中攻讦”。美国使馆答复说;我们无权干涉,作者愿意读什么就读什么。所以他们决定剥夺我的国籍。关于这一决定我已经说了,我说从报纸上,从《纽约时报》上知道的。

  ▲在《遥远的音乐》中您写到,在苏联生活的40年就像一直是党和政府的奴隶,对此您没有深入地阐述。这是指什么而言?

  ○在各个方面都与党和政府处于奴隶关系……

  ▲不,不,我问的是您个人。

  ○呶,首先,受人监视的生活---每天,每小时都受人监视。我每迈出一步,从小孩子时起一直到后来长大,都在政府的监视之下,甚至当我的父亲逝世之后仍是如此,赫鲁晓夫政府以及后来---他们认为有义务和知道我干什么,我在哪儿,为什么---而后给我下指示。在我去印度之前就是这样……我离开了世界文学研究所,我待在家中。那时赫鲁晓夫的政府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的新政府取代了,他们也一如既往地折磨我:“为什么您不在集体当中?为什么不在集体当中?”我回答说:“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家庭,我有这事、那事,让我安安静静地生活吧!”“不行,到集体中去!”

  莫斯科有一个研究所---世界工人运动研究所。实际上这个研究所是为世界上的工人共产党制定大纲和指示,各党应该做什么哪里正在进行研究工作,需要历史学家……由于我在大学里是学历史系美国史专业的。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关于美国工会的研究。我自认为是美国工会研究专家,我没从事这一工作,我改学文学了,人们劝我去那儿工作。我不想去那里。我坚持自己的见解。但我知道,如果我从印度回来,我立刻会被塞到这个研究所去。我就得在那里坐下来研究世界工人运动。而我完全不想干这个。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就这样决定了,完全不考虑其他,就是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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