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和平革命．和平消化．和平崛起 ——21世纪中国和平发展的三大趋势

和平革命，走向共和

二十世纪中国产生了三位有巨大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创立了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民国，这一名称，就是对帝制的否定。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中国从此就走向了“第一共和”。孙中山宣导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缔造第一共和国，不仅是一位巨人，而且是一位伟人。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由于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帝制的企图，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阁割据的混乱之中。

毛泽东与孙中山一样，都是他们所处历史时代的产物。大清王朝的专制腐败，是产生孙中山的土壤；而军阁割据与中国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正是产生农民革命领袖毛泽东的土壤。

在“第一共和”时代，蒋介石对消除中国军阀割据局面，实现中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蒋介石的“统一”却被两大力量撕裂了，一是日本的入侵，二是中国日趋严重的贫富对立，而后一力量，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反作用力，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日本的入侵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人夺取中国大陆政权创造了条件。

当我们拉长“时间尺度”看中国历史时，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毛泽东时代，不同于唐宋元明清和国民党时代，公有化、人民公社化、计划经济、个人崇拜都是毛泽东时代的特色。毛泽东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和文化大革命的“三忠于”、“四无限”，使“人民共和国”黯然失色，人民共和，名为共和，实为帝制。

邓小平是“文化革命”中造就出来的，面对“文化革命”造成的后果，邓小平提出“废止终身制”，把中国引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但邓小平同样摆脱不了中国专制主义的传统，面对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一手制造了“六四大屠杀”。在全世界舆论谴责的面前，当“六四”冲击波从苏东返回中国时，邓小平仍运用他的影响力，使中国最后摆脱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使中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曲折，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上来了。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没有说错。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新开端，毛泽东时代普遍贫穷的、平均主义的社会突然变成一个贫富两极化的社会。官场的普遍腐败、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比蒋介石还要蒋介石的时代，正是产生另一个毛泽东的土壤。

然而，蒋介石、毛泽东时代，历史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历史不会简单地回复到过去。在苏联解体、俄国和东欧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后的今天，十月革命的炮声响不起来了。在中国各地区经济越来越密切联系的今天，军阁割据的局面不会重演，这样的一个中国，难于像上世纪那样再造就一支游击队、一个新的农民革命领袖。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已不可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个人崇拜的时代。

今日中国，官场腐败和两极分化，使中国许多地方的农民发生反对贪官污吏的抗争，出现了层出不穷的上访。然而，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进步已不可能引起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革命、农民战争。二十一世纪，中国进步的动力，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一场和平革命，一场改革中国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由于中国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 “第一共和”的中华民国和“第二共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带有浓厚的专制主义因素。二十一世纪中国和平革命的目标，就是要最终结束中国的帝制传统，最终废止最高权力的终身制，建立起民主政治，走向新共和－－“第三共和”。

和平消化，走向统一

从李登辉提出“特殊两国论”开始，北京的对台政策发生了大的变化。一九九六年，北京为了影响台湾大选，向台湾周围海域发射导弹。二○○○年，北京为影响台湾大选，继续执行“对台恫吓”的政策，结果适得其反，事与愿违，把李登辉和陈水扁先后推上了总统宝座。北京对台湾的“持续恫吓”，完全无助于北京“和平统一中国”的目标的实现，相反，只能使台湾民众越来越疏离中国大陆。在今年台湾大选前，北京虽然没有向台湾周边海域再试射导弹，但“持续恫吓”的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加上“三一九枪击案”，还是使陈水扁保住了手中的权力。

台湾三次选举已用事实证明，一九九六年以来北京的对台“持续恫吓”政策，是一种从反面触发台独势力增长的政策。随着台独势力的增长，势必引发台海两岸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北京的主战派在“军事革命”的旗号下，将对台湾实施最新式的战争－－摧毁“点目标”的 “点击战”（有人称“第六代战争”）。不管台湾有些人是否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台海两岸的战争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然而，当战争敌对两方都具备“点击战”能力时，“点击战”就会失控，就会引发台海全面战争。这一战争，将会给两岸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不仅会造成两岸人民之间更大距离，而且会引发中国大陆政治上的突变。台独势力的最大幻想，就是在中国大陆发生灾难性突变时公开宣布独立。台海战争也将改变中国周遭环境，日本一定会以台海战争为借囗进一步扩充军力，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将大力抗衡中国，中国将会失去解决钓鱼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的许多有利条件。台海战争和中国武力统一，必将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陷入西太平洋“大三角”－－中国、日本、东盟“大三角”的困境的漩涡中。

现在，中国和平统一的主导权仍在北京一边，北京要实现和平统一，现在已经到了改变一九九六年以来对台政策的时候了。我认为，只有在和平、自愿、对等的原则下，以“邦联式联邦”才能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而只有在不断发展两岸之间的经贸联系、促进两岸人民间的了解，交流的情况下，才能奠定和平统一的基础。用通俗的语言说，不断扩大、加深两岸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联系，就是“和平消化”。“持续恫吓”必然走向战争，而“和平消化”，才能走向和平统一。

和平民主，走向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一国的崛起，几乎都是通过战争，通过扩张领土或侵占殖民地而实现的。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这些大西洋两岸的国家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和平崛起”，“大西洋时代”历时五个世纪，这是世界史上“战争崛起”的霸权交替时代。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虽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东盟或巴西的崛起，都不可能再走战争和海外扩张的道路，唯一的道路是和平崛起的道路。对中国这样还没有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来说，唯一的道路，是和平民主崛起的道路。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崛起，将依靠三大要素：

（一）市场经济的规范化；
（二）中国的和平统一；
（三）民主政治的确立。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政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在法治下，政治、执政党、国家领导人都要服从法律，政府的权力是受到法律的限制，人民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民主不等于法治。民主是政府与人民的一种关系，是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掌握政府最终控制权的政治。在有十三亿人囗的中国，实行民主，要探索自己的道路，要从一开始走出一条防止金权和黑枪介入选举的道路。然而，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民众的苦难不是依靠无穷无尽的“上访”和领导人的关注、同情和善良愿望可以得到解决的。民主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民众要求的聚集器，民众中的苦难和呼声只有通过自由组织的不同政党才能得到集中表达，只有通过选举和投票，才能影响政党和政府的政策。为了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有必要制定一部完备的政党法，防止选举、投票中可能出现的弊病，使多党政治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上。

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也是台海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当两岸的经贸联系，文化联系越来越发展时，一个民主化大陆将与民主的台湾自然而然地达成统一，到时候，中国将要制定自己统一的宪法，走上“第三共和”的新时代。

世界政治的“中心区域”是不断转换的。“地中海时代”历时二十个世纪，“大西洋时代”历时五个世纪。而现在，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将进入“太平洋时代”。中美两国分属太平洋两岸，和平统一使中美之间再也不存在“台湾问题”，中美友好合作应当成为“第三共和”时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中国要在“太平时时代”有所作为，在中国实现“完全统一”后，有必要妥善解决好钓鱼岛问题和南海岛屿问题。钓鱼岛和南海岛屿，是中国海疆上的明珠，中国将从这里出发，迈入中国和平民主崛起的新时代－－太平洋时代。

（2004年9月9日于纽约）

《新世纪》(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