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近两年来小汽车价格的持续跌落，既不是专家们分析的“买涨不买落”，也不是生产成本、管理成本、甚至进口技术成本的降低造成，更不是专家们同英美比较后算出的中国小汽车价格还有降幅空间所致。当然，专家之所以敢于在众目睽睽之下信誓旦旦地“顾左右而言它”，如果不是自身的无知，就是“明欺”中国人尤其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缺乏经济常识。
近两年来小汽车价格的持续跌落，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信号：它表明中国又一次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的经济危机以通货膨胀为主要特征。
通货膨胀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但是通货膨胀本身是不均匀的，一些商品特别是生活品的价格会持续上涨；一些商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价格则可能下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粮食、液化气、蔬菜等价格直线上升，普通人家无不感到“物价”带给他们的压力。于是，大多数老百姓只能通过降低生活水平的办法渡过危机，这其中减少非生活必须品的支出自然而然地成为必然选择。这也是近年来家用电器、黄金首饰等市场也一直“疲软”的原因。
在专政或集权国家，通货膨胀对政府有百利而无一害。对政府而言，只要制钞厂开足马力就可“渡过难关”。今年甚至连一元的新版人民币，都开始发行起来。个中奥秘极其简单：新钞投入社会的数量永远会大于旧钞回收的数量，这个“剪刀差”永远不会被执政党主动去“填平”。
当然，光靠发行新钞往往是不够的，这样凭政府强力“追加”的社会财富有时还需要洗白。洗的办法就是发行国债。
国债是政府完成“原始积累”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不过，一说起原始积累，中国人往往想到并知道的是英国十七、八世纪的“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殊不知，国债也是原始积累的一种途径。通过这一渠道受益的是政府和买得起国债的个人，国债的高利率其实就是对国民资金收入的“二次分配”，但大多数人由于“钱的原因”而参与不进来，所以发行国债某种层面上是让富有的更富有，贫穷的更贫穷。欧盟限止各个成员国家的国债发行比例就是这个原因。
在一般人看来，还有一个错觉，认为国债好象是政府“借去”的，其实不然，国债的说白了就是“透支”，但政府与个人不同的是，政府的“透支”永远不会导致破产。因为政府可以循环透支，历史上也还没有哪一个政府因为“财政原因”就垮掉的。
正是由于国债的明显副作用，发达国家一般都严格进行控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年，美国政府年度财政预算出现“缺口”，美国政府采取的措施居然是让全国公务员放假一个月以减少支出。－－当年央视特意幸灾乐祸地进行过专题报道。出现这一情况是因为在美国、“除法律规定的拨款外，不得从国库提取款项。”中国自然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案例”供它国作“笑料”用，因为我们国库的就是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的就是政府的，政府的就是领导可以“当家作主”的，所以今年领导同志敢于一次就从国家外汇储备中拿出1000个亿来补贴三家银行的亏空。
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自30年代以来再没出现过萧条，也就是没有出现过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危机”。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曾出现过一次较长时间的“经济疲软”，后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研究了中国的“经济疲软”后教导我们说，那就是“经济危机”。为它进行的“治理整顿”余温尚在，为什么这么快又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经济危机”的症状呢？
这可能是人类社会最先进的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白壁上的微暇。前苏联最后一代领袖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中一不经意就出现的或冷或热的“经济病”分析说：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社会在集权体制的束缚下几近窒息，它注定要为意识形态服务，注定要承受庞大官僚队伍的重负，已经精疲力尽。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这一小小的毛病，全世界恐怕早就全部扯满了社会主义的旗帜，地球居民们应该是在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高歌猛进着。
斯密说，专制国家的政府，往往乐意经营壮丽堂皇的工程。因为这些大动作对领导而言，可以“壮观瞻，邀声誉”，但“实际上的效用，是受到漠视的。”无独有偶，哈耶克也说，二战前德国和意大利的那些壮丽的公路，看上去是非凡的卓越成就，实际是则资源被误用的证明。
这些年来，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各级领导也总是一个接一个地为他们的子民推出“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政绩工程”，不知疲倦。办事是需要钱的，政府也不能例外。因此，与发达国家“藏富于民”相反，集权国家的最大目的是扩张财政收入，“财政收入”也因此从中央到地方都成为了领导的赫赫“政绩”。一定时期内人民的“收入”总是有限度的，当“大头”被政府抽走后，人民不陷入经济困难反倒是不正常。对此，哈耶克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有着非常的预感：不少威权主义政府也是蛮能干的，它们的成就并不逊色于当世，但当他们回望自己为人民建设的设定目标时，看到的将是一些人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另一些人陷入了贫困。
从真理到谬误只不过一步之遥，亿万人的福利和幸福不能由少数人哪怕是英明领袖来确定。因为事实总是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今天西方国家的人民已越来越不愿意麻烦他们的“老大哥”－－政府，那里的人民坚信：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西方国家也并不缺乏有雄心壮志和雄图大略的领导，但他们谁也不会甚至于不敢哪怕稍微超越一点“职权”代表人民去行使权力，这也是市场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教给他们的信念：试图指导个人以何种方式思维、生活、生存的政治家，是在僭取一种天赋他人的权力。
政策的透明是一种文明和进步，政府需要把它的实际状况告诉自己的人民。舆论，不管是主弦律还是次弦律，都不可能铸成持久不坏的枷锁。政府不能老是把对于自己有用的东西灌输给人民。小汽车降价的事实真像，或者经济危机都不可怕。人民是可以和政府共渡难关的，只要不处心积虑地蒙蔽人民。洛克说，对于统治者的失败、一些错误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和口出怨言的。人民不害怕错误，但害怕一再回到老的错误上去。历史上，亚洲的进化过程无一不被政府的强力所阻止，中国文化和科技昙花一现式的繁荣也总是出现在动荡年代，甚至因此还造成了中国人“乱世出英雄”的幸福错觉。政府就是这样，能窒息一个民族。满清已创造了巨大无比的先例，无需我们还来画蛇添足。“让后人复哀后人也”不能总是中国人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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