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造英雄，英雄造治世

开诚布公地说，我的历史观不是英雄史观，我始终认为从根本上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这并不影响我探讨英雄与历史的依存关系和英雄与历史的相互作用。
也许“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句话能够大致概括英雄与历史的依存关系和英雄与历史的相互作用。但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上述这句话不够严谨、不够准确。

大家都知道，在太平盛世人们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而已。由于现实生活并没有对英雄的迫切渴求，所以具有英雄潜质的人也只能藏龙卧虎，不为人所知。而只有在战祸连绵、颠沛流离、民不聊生的乱世，人们出于对能够安居乐业的治世的渴求，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对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拯民众于水火的扭转乾坤的英雄的渴求。而那些具有英雄潜质的人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才能脱颍而出最大限度地激发自己的潜能，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所以在动乱之世英雄辈出就一点儿都不令人奇怪了。

但严格地说起来，乱世造出的英雄充其量只能算半个英雄。真正的英雄的必备条件必须是在乱世中脱颍而出获得成功后，还能拨乱返正，将乱世转化为治世，并采取得力的措施使治世不是暂治一时，而是长治久安，这才是完整的英雄、真英雄、大英雄！这样的完整的英雄、真英雄、大英雄所创立的伟业才能够满足人们对安居乐业生活的渴求、才能够与世长存；这样的完整的英雄、真英雄、大英雄的英名才能够流芳百世。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能够差一点儿成为流芳百世的完整的英雄、真英雄、大英雄的人物仅孙中山、毛泽东二人而已。孙中山因为上苍不予其寿，革命大业在动乱中未竟其功，而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壮志未酬的慨然长叹壮年早逝；上苍虽然慷慨地给予了毛泽东长寿，并使毛泽东实现了一统天下的伟业，但他却在将乱世转化为治世的极其重要的历史环节上出了差错－－－－他本应利用一统天下的大好时机在国家的经济建设现代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这些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方面经天纬地、大显英雄本色，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尽管责任并不全在他）将国家推入了一个接着一个的动乱：反右派、大跃进、四清社教，直至文化大革命。

往事如烟，逝者如斯。我们所以回顾往事并不仅仅是为了感慨一番，而是为了从前车之覆中取得后车之鉴，让乱世造出的英雄在造福社会、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有正确的用武之地－－－－在毁灭性地摧垮乱世弊端后能够建设性地培育长治久安的幼苗：繁荣的经济基础和民主的政治制度。

勿庸讳言，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动乱的前夜－－－－高速增长的经济掩盖不了世界上最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动荡；强权压制下的“稳定”掩盖不了人民群众对吏治极度腐败而发出的怒火；中央电视台的歌舞升平掩盖不了无数儿童失学的严酷现实；夸夸其谈的“改革成果”掩盖不了在“改革”旗号下对工农大众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等方面的全方位的赤裸裸的掠夺......整个社会就像一座冒着浓烟、隆隆作响的即将爆发的火山！以上“盛世”（实则是乱世）危言绝不是危言耸听！

当此乱世前夜，人们呼唤着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拯民众于水火的扭转乾坤的英雄出现！社会呼唤着能够挽狂澜于既倒、拯民众于水火的扭转乾坤的英雄出现！这种呼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是与人民群众的自救理念毫不矛盾的！这就是英雄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和谐的统一；这就是“乱世造英雄，英雄造治世”的完美的体现！

毁灭性地摧垮乱世弊端、建设性地培育长治久安的幼苗：繁荣的经济基础和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英雄，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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