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初的一天，父亲出差到武汉回来，说看到在武汉广场上有很多人炼法轮功，感觉很好。不久，父母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下半年，母亲的工厂要解雇一部分人员，母亲说自己是个法轮功学员,要按照 “真，善，忍” 去做，把工作机会让给比她更困难的人，所以在同年10月份主动要求下岗。
1999年7月2日，在中国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政府开动了庞大的宣传机器，制造漫天的谣言，用莫须有的罪名诬蔑法轮功，迫害的残酷程度日益升级。作为法轮功学员的父母本着良心，向周围不了解法轮功的人讲述事实真象。
当时在学校住校的小天，一周回家一次，虽然看到过父母炼功，但不想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也不关心这场迫害，更没有意识到他父母面临的危险。
在他16岁的时候，灭顶之灾降临到这个家庭。2001年11月 23日，星期五的下午，小天在学校的教室里，警察找到他的班主任，告诉说他的父母被抓了，要找他。在旁听见的同学提前跑去通知他，家里出事了，警察在找他。小天吓得浑身发抖，什么也没带，逃出了学校，躲到邻居家的杂物房过了一夜。半夜偷偷到街对面，看到家里窗户玻璃被砸碎，里面家具东西已经被砸得粉碎。好心的邻居发现后，收留了他。但是2，3天后，7，8个警察又找到邻居家，威胁说如果看到小天不举报的话，就要受惩罚。邻居大伯只好给他一些钱，让他去投靠唯一的亲人──在福建省做农民的叔叔。
经过了长途跋涉，在路上，他摔伤了腿，被铁丝网割破了脖子，留下了很大的伤疤。来到了福建叔叔家。 5，6个月后， 2002年5月的一天，警察来到了叔叔家，小天吓得躲了起来，不知道他们对叔叔说了什么。警察走后，叔叔一下子变得很沉默。当天晚上，叔叔托朋友帮忙，把他送到了广东省靠近香港的深圳。他躲在一个堆麻袋的大仓库里，不敢和人接触，在恐惧、焦虑、悲伤中整整过了一年多躲避的生活。
他想念父母，但叔叔总是说，他们没有消息。在空无人烟的仓库里，孤独的度过漫长的一年时间，没有人可以说话，没有安慰和照顾，只有寂寞的漫漫长夜与悲伤伴随着他。由于精神上刺激太大了，又与人隔绝，他的心理和智力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直到2003年6月，生活贫困的叔叔借了巨额的债，付给蛇头，求他把小天带到国外。7月1日，小天来到丹麦，几小时后，他被蛇头扔在了哥本哈根火车站。受够惊吓、欺骗的小天，已经被恐惧所包围，当他看到警察的时候，他更是吓得浑身发抖。在火车站一位中国老太太把他带到了难民营。在恐惧中，吓得语无伦次，无法准确填写表格。唯一的恐惧就是：不要再被送回中国，不要落到中国警察的手中。
在难民营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不久，小天找到了丹麦法轮功学员。他哭着，第一句话就是，要求帮他找到爸爸妈妈，他想爸爸，想妈妈。因为他的心灵受到的伤害太大，使他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自己，不能正常的读书，他经常泪流满面，天天在噩梦中惊醒。丹麦法轮功学员整整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全了解到他所受到的痛苦，和整个事情的过程。
在丹麦法轮功学员的帮助下，小天开始思考为什么他的父母只因为修炼法轮功，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他开始阅读法轮功书籍。刚开始读书时结结巴巴，每一句话都读不成完整的句子。但是他仍然在顽强的一本一本的读。渐渐的，读错的地方少了，语句变得完整起来。在读书中，他渐渐的明白法轮功是真的好，父母那样做是出于人最基本的良知和对法轮功的真正了解，是最正义的事。
心理在恢复中的小天开始有能力思考父母的情况，久无音信的父母到底在哪里？！叔叔能够不经过父母的同意就把自己送到海外来吗？！是否叔叔有什么事没有告诉自己？心中的疑团越来越大。
数日前，远在故乡的叔叔第一次告诉现在身居异国他乡的小天，他的父母早在2002年4月──也就是他们被抓后的5个月，被迫害致死。具体发生了什么，在哪个监狱死亡，没有人知道。叔叔告诉小天，2002年5月，那次本地警察来到叔叔家，就是通知小天父母的死讯。他们不告诉任何详细情况，老实的叔叔不敢多问半句话。
难以置信的残酷是，他们5个月里杀害了两条命还不够，还要对孤儿斩尽杀绝！他们强迫小天叔叔签字与死者 “划清界限”，并警告他，发现小天的下落，必须举报，否则全家都要受惩罚。被吓坏了的叔叔，当天把小天送走到深圳的仓库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收留小天。
小天在中国已无处可以投靠，没有任何出路。正是在这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叔叔才不得不借下自己至今都还不起的巨债，把小天送出国。
刘小天说，从好心的知情人提供的照片看，他的家大门上先被贴上了封条，最后整个房子被夷为平地，什么也没有留下。
这就是中国在 “人权最好时期” 所发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千千万万的案例之一。这种斩尽杀绝，连家属都不放过的做法，正是“群体灭绝罪”的典型特征。
小天父母的死讯，两年以后终于传了出来，还有多少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虐杀了，至今仍然无人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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