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农民写下艾滋村全景记录：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河南艾滋村村民程向阳为自己著书所作的注解。

在注解的背后，他的妻子、朋友、乡亲正一步步迈向艾滋织就的死亡黑洞。在麻木的艾滋村民中，程向阳奋争着：他千里南下寻找一个声音的释放，得到的是失望；他用正常渠道向上反映真实情况，得到的是冷漠。在“谁都指望不上”的情况下，程向阳决定独自行走，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身边这群奄奄一息的亲人的本态……

初秋的后杨村，生气，繁茂，散发出清香的庄稼成熟味道。如果没有艾滋，这将是村民最幸福的时节。

2004年8月27日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

程向阳家，坐落在村北不起眼的一个角落，独独的一处院落，三间破旧的简易瓦房显得孤零零的。在雨后泥泞得难以下脚的院子里，程向阳家饭桌上的笔记本电脑(一家NGO组织提供)骄傲地敞开着。

和记者说话的间隙，34岁的程向阳依旧紧张地敲打着键盘，他正忙他的伟大计划：写书 全景记录河南艾滋村的背景、发展、现状和难以想象的未来。

艾滋村的死亡阴影并没有远离程向阳。他的妻子王莲香正有气无力地躺在厅房的简易木床上，安静得几近无声无息。“她也是艾滋病患者。”程向阳说话时，显得出奇地平静，只是嘴角掠过的一丝苦笑，泄露了他的无奈和愤慨。

目睹村庄陷入艾滋灾祸

从1988年起，程向阳目睹了河南“血浆经济”政策下的卖血狂潮。

1995年后，后杨村陆续有卖血的村民因发烧、烂嘴等症状不治而亡。

心怀警惕的程向阳花了几十元钱，买了一只傻瓜照相机，以便把步步紧逼的灾难场景一一记录下来。但他不敢拍人，不敢拍“艾滋疑似”病人，只能拍照死亡村民丢弃的被褥、衣服等日常用品。越来越多的村民死于相似的症状，程向阳将其和艾滋病联想起来，也自然地将这和村民的卖血经历联系起来。

程向阳的担心很快被事实证实。化验结果显示，抽验的大部分村民感染了艾滋病。

当时后杨村有近4000口人，全村1/3的村民都卖过血。这个结论，使后杨村炸了锅。

2001年初，后杨村村民找到上蔡县卫生局的官员，质问村民大面积死亡，到底是什么病。卫生局的官员说“不清楚”。对于村民“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而死亡”的怀疑，官员甚至说：“谁让你们卖血的！”

通过正常途径向上面反映村民大面积死亡，已不可能。

“我们村民还能指望谁！”

“与其在家里等死，还不如起来奋争。”程向阳想。

在河南省内媒体群体失声的情况下，2001年8月，程向阳拿了打工赚的1000元钱，南下深圳寻找有胆量的媒体和记者。但是，找遍了深圳的所有媒体，还是没有一个媒体肯听他的诉说。

千里南下找媒体联系求救的希望，如同肥皂泡一样，冷酷地飘落了。

但从2001年底，苦难的后杨村，不经意地开始受到外来人的关注。

2001年9月里的一天，有村民告诉程向阳弟弟程东阳说：“记者来咱村了。”正在家里照看小孩的程东阳急忙找了过去，他见到一个背着各种相机的40岁左右的汉子，他自称叫卢广。

卢广，著名的自由摄影师，阳光聚焦图片网创始人。卢广的到来，似乎为这个一向被冷落的“艾滋村”带来了一线希望 村民们希望他能把后杨村的疫情报道出去，引起政府的关注。

村民们热情地把卢广邀请到他们的家里，拍病重的艾滋患者，拍艾滋孤儿的穷困生活……之后，卢广接二连三地到后杨村，还有附近的村落，都是程向阳兄弟悄悄联系病人，暗中安排的。

卢广的报道，使后杨村有了一点名气。但他的照片并没有给村民带来什么实际效果，许多村民开始拒绝，有的甚至开口要钱。于是，负责“接待”的程氏兄弟感到很大压力。

程向阳说：“有时，卢广也给村里的艾滋孤儿带来部分捐款，但受捐的孩子照着他给的地址寄的感谢信，都被打回。”卢广在附近的村庄拍摄时，垂危的病人家属向他索要500元，程氏兄弟去了，怎么说也不行，卢广不得不拿出500元解了围。

自卢广到后杨村之后，很多境内外的记者来到后杨村采访，但大多都是一去不复返，程氏兄弟对记者的采访感到莫名的失望。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媒体的报道，把后杨村列为“艾滋村”，给予必要救助。

程向阳告诉外滩记者：“我们村民还能指望谁！”

这也是后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程向阳自己写书的初衷。

“指望政府救助的愿望彻底落空”

到2002年，近4000人的后杨村，至少有250名村民死于艾滋病，检测出的艾滋病村民近700人，全村失去双亲的艾滋孤儿26名，有400个孩子跟着单亲父母生活。

2002年2月，程东阳在家里办起一个学前班，收一些艾滋孤儿免费读书，取名为“关爱学校”。

但到2003年3月6日，邵店乡干部和村干部先后到来，让程家一个小时内把孩子情况统计出来，说是上级领导要来检查。程氏兄弟为这突发的“好事”高兴，因为这是他们第一次感受到父母官的“关怀”。但平时难得一见的“父母官”最后却将程家的办学许可证强行收走了。本文由倍 可亲网站在第一时间向北美华人播报.

2003年12月18日，吴仪视察河南艾滋村。长时间以来，备受艾滋病煎熬的后杨村，在吴仪到来的前两天内，学校突然退还后杨村的小学生每人96元、初中生每人130元，没有任何的理由和解释。

次日，上蔡县乡10多名民政、教育官员来到后杨村，强行把程家“关爱学校”的38个孩子分送回家，其中有5个孩子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2004年1月11日，上蔡县有关部门以“擅自办校、设施简陋、没有操场、采光不足”为由，责令程家的“关爱学校”整改。第二天，“关爱学校”被迫停课。

程氏兄弟辛苦经营了三个学期的“关爱学校”，从此销声匿迹。

程向阳告诉记者：“上蔡县政府是要面子不要孩子，指望政府救助我们的愿望彻底落空。”

“我写的，和外来人的角度不同”

程向阳现在的名片上印着“艾滋病民间自由工作者”。

2004年1月，程向阳揣着几千元辛苦钱从北京回到后杨村。

回到上蔡的程向阳，悄悄地开始了自己那个伟大的计划：写书 全景记录河南艾滋村的背景、发展、现状和难以想象的未来。

但写书，对于一个农村的初中毕业生，的确勉为其难了。不过，目前程向阳的书已经写了10多万字。

在程向阳的笔下，仿佛回到了1990年代初期的河南卖血狂潮时代：泛滥失控的大小血站，“五湖四海”的以卖血为生的“铁血敢死队”，刁蛮、贪婪的血站工作人员，呻吟的艾滋村民，抬不动的棺材。他通过艾滋村民的口，感谢揭开河南艾滋村盖子的武汉教授桂稀恩，披露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走进艾滋村的鲜为人知的感人内幕。

在程向阳的笔下，记录有“上蔡县死于艾滋病最多的人家”震撼人心的悲恸；讲述了“文楼村第一个被检测出HIV病毒携带的村民程东善”最初所遭遇到的冷落、歧视。书中描述了“无奈的村医”陈林，为了挽救濒临死亡的爱妻，把砒霜掺和到蒸馏水瓶里，注射进妻子的身体里，但依然阻挡不住凶恶的死神降临。

程向阳把自己的书名定为：《血怨》。他说，“卖血导致艾滋病爆发，我们村民恨谁？当然怨恨自己卖血，不然也不会得这个病，但我们卖血，这又该指向谁？”

程向阳承认：“写书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自己能力有限。”但他觉得自己讲述的是艾滋村民原汁原味的真实感受，“我写的，和外来人的角度不同。”他自信地说。

现在困扰程向阳写书计划的最大障碍，就是经济上的掣肘。他告诉记者：“我现在连1元车费都要掂量掂量了。我的计划常常受到干扰，如果有人来抓我，我连逃的钱都拿不出。”

在采访归来的路上，记者接到程向阳的手机短信：“妥善处理好我的文字，我已经什么都没有了！”结尾加了35个感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