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东来: 浅谈中国的“现代”民主运动

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终亡都有起历史的承继，并不可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中国社会的“民主运动”也是这样，是历史的延续，而并非一些“乱臣贼子”的凭空捏造和杜撰，更不是被专制政权污蔑为“颠覆国家”者们为了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而进行的，具有强烈政治盲目性和不负历史责任的“自由选择”。中国社会过去的、今天的乃至未来的民主运动，都不过是历史的选择、继承与发展。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贤肖智愚，都无可避免的被历史潮流裹挟而下，不同者乃是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主观能动选择者，有违逆历史潮流的主观能动选择者，也有主观能动性不强而被动选择者。对于历史的发展，我们要么尊重历史的选择，并继承之，要么否认历史的选择，并摈弃之。前者赢得历史的尊崇，后者遭受历史的唾弃。

中国社会对“民主政治”的需求，产生于清朝末期，康梁变法正是这需求的必然结果。就算当时没有康有为、梁启超也一定会有张有为、王启超起来领导和推动那样的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色彩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是，康梁以及少数满清权贵的“改革开放”并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的建设任务，也就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痛苦挣扎和选择之后，历史终于选择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来结束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满清末期的和平改良到“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国的民主运动经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而这两种方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并不是人为的，而是历史的选择与继承的结果。是满清的政府更是当时的中国社会需要“民主改良”，是孙中山们选择了武装起义，更是中国历史选择了他们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来改变中国社会的命运。历史真的是滚滚流动的长河，其间有喧嚣而上的浪尖，也有沉寂而下的波谷，“改良运动”正是无可奈何而又必然存在的民主运动的低谷，而“武装革命”也正是气壮山河，必然存在的民主运动的高潮。

完成了终结封建统治这一历史任务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们，是不是也就完成了“民主运动”了呢？不是的，因为他们还远远没有将中国民主自由的道路铺就，中国社会还并不能沿着完全的民主自由的道路向前发展。“抗日战争”的爆发并不是“民主解放战争”产生的根本原因，它充其量是个催化剂，加速了“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顺利完成。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不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成为必然，那么，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依然没有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就成为必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带有强烈的“阶级”特征的“民主革命”势必只能完成部分阶级的民主化进程－－当然，这也是的历史的进步，其实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也是历史的选择。当时，国民党刚刚建立起资产阶级政权，彻底瓦解了封建专制，但是，几乎同时，它就面临一个它不能独立承担和完成的历史任务，那就是遭受日本的侵略时的民族独立。于是，历史给予了中共一个机会，也就是赋予了它同样的任务，那就是完成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事实上，历史在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是选择中共来完成民族的独立，而不是也不可能让它来彻底完成中国的民主建设。我们承认这种历史的选择，那么，也就必须承认，作为只完成了“少数阶级”的民主自由进程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也就只能承担和完成这么一个历史任务，而并不能真正的彻底地领导全中国的民众走向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历史任务不是由党章和宪法来制定并完成的。只要整个中国一天没有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所有中国民众一天没有享受到民主政治制度的好处，那么“民主运动”就一天没有结束。事实上，不可能有彻底的、理想化的民主制度－－因此，民主运动也就不可能根本地停滞下来，它只能在历史发展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改革开放”让更多阶层的人，让更广泛的民众享受到比以往更多的民主和自由，中国的经济也得到空前发展，但是，“更多”不意味着“所有”，“空前”不等于就可以停滞，因此，“民主运动”仍然是中国社会要得到长足发展所必需的。“六四运动”，与其说是大学生们发起并领导的，不如说是经过十余年“改革开放”这一种温和形式的自上而下的“民主运动”无法满足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从而历史选择了当时的大学生用生命来实践中国的“民主运动”。“六四运动”是“开放”的必然，而“天安门屠杀”也是“改革”的必然。没有经过革命的翻天覆地的改换，中共必将只维护它们少数的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在全国人民都要起来反对他们获得利益的不正当手段时，还能保持温和的面孔－－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阶级特性”决定了的－－它们不可能考虑到它们认为需要并可以享有民主权利的阶级以外的其他阶层的民众的利益,尤其是政治利益。中共的“民主建设”其实就是为了完成“权贵阶级“民主权利的确立，民主的权利是权贵们享受了的，普通民众依然不得不接受被“独裁专制”恣意践踏暴虐的命运。因此“六四”有多伟大的，中国民主运动就有多悲壮。无论是今天的“改革派”还是“革命派”，都在主动承担这一历史使命，不同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各自扮演的角色不同。历史不可以假设，但是，可以预测和推断－－那么，我们大胆的预测，如果，当
“改革”完全将中国导入了民主的轨道，那么，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说：“革命不会到来！”但是，当改革一旦象满清末年那样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一样，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必须正视和承认革命－－甚至是武装革命的到来。改革也好，革命也好，看似人为，实属历史必然。

无论是来自中共内部，还是来自海外民运，抑或来中国民间－－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来没有停息过，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发展都需要“民主”地运动来创造历史前进的动力。

二、中国现代民主运动该做怎样的继承？无论是孙中山、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囿于历史的局限，都无法真正的彻底的完成中国社会的民主改造任务，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上的民主进程中，都只能是播种的角色。因为，他们处于当时欧洲经济危机时代，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关头，所以，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得到相应的历史契机。然而历史证明，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共产主义都不是最终成熟到足以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成他们的现代化民主建设任务。因此，国民党在台湾的失败，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都在证明，当一个政党、一种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必将退出历史舞台，无论其曾经或正在掌握着多么强大的国家机器，也无可避免的要遭受历史的再次选择－－淘汰－－也是一种选择。中国共产党，也必定不会成为这种历史选择的例外－－这是一定的。那么，全新的，也就是说现代的中国民主建设的任务就必然落在今天的、明天的“民主运动”者肩头上，而今天的民运正是要对历史上的“民主运动”作出最为恰当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继承，才能最终将现代化民主建设运动推向新的历史台阶。

民主运动的继承是多元化的继承。在今天的民主运动大潮里，要么主张“和平改良”，要么主张“武装革命”，要么主张“阶级仇恨”，要么主张“一团和气”，并且也都有“历史依据”。事实上，历史，我们不能割裂开来看。任何历史时期的“民主运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单一的某种方式，而是多元化的，交互式的并存着的。如果我们把国共时期的民主运动，孤立的看着是两股不同政治见解的武装力量对中国当时的历史所做的各自不同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敌对，以及它们各自内部的分歧都不是孤立的，都是彼此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因此，即使是在当时具有那么成熟的“武装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之间也还存在联合－－战争－－联合－－又战争的反复，这绝对不仅仅是政治家们一手策划的“阴计阳谋”，而是以孙中山、陈独秀、蒋介石、毛泽东为首的这些政治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最智慧的策略。那么，我们就不能“盲人摸象”，一定要审时度势，看准历史条件，把握好历史契机，全面继承历史上的民主运动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对“丛林原则”者，不能用中共的“政治协商”来否定其合理性，而“武装革命”者也不能用中共的“人民战争”来否定国共合作的合理性。应该是，该联合就联合，该斗争就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该和平就和平，该武装就武装，和平中有武装，武装中有和平。因此，我们应该多元继承，而不是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却耽误了民主进程。

民主运动的继承是历史的继承。所谓历史的继承，就是要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相适应下来变化的继承历史上的民主运动，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模仿。在上世纪前半叶，战争和革命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基调，而全球基本上也被划分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中共的“武装斗争”有它存在的条件，但是，我们今天并不具备那时的历史条件，因此，要走中共的老路，几乎不可能。但是，是不是因此可以彻底否定“武装革命”的必要性呢？也不是。看古今中外，没有哪个国家是不经过大的冲突和动荡就可以直接步入现代化民主进程了的。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巨变似乎是“和平演变”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欧盟和北约对它们的制约，很大程度限制了前苏联等独裁政权的武装镇压，从而使得“和平演变”成为可能。苏联以及东欧的结局，都是美国以及欧洲想看到的，同样，它们还想看到的是伊拉克撒达姆政权的倒台，但是，由于北约和欧盟无论是从军事和经济上对伊拉克的制约都不如对苏联以及其他东欧国家影响那么深和大，所以，伊拉克的变革必须是经过战争－－无论这场战争是由谁发动的。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的政权独裁和专制到其他的任何非军事力量的制约和干涉都难以撼动的时候，而这个国家的民众又有强烈的民主意愿，那么，武装革命力量就一定是必需的，即使这样的力量最终未能用上，也不可否认“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的合理性。今天的中共政权也就是这样，任其非军事力量的制约都无法改变其政权的变化，因为，它本身是从封闭自守走出来的，那么你任何的经济封锁和制裁不外乎给它以煽动民族仇恨的口实，而无法从根本上撼动它的政权。这一点，美国政府很清楚，对于象中国和前苏联这样的拥有强大军队的政权来说，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使用军备竞赛来拖垮共产党独裁政府耐以存在的GDP增长指数，从而使之“城堡从内部垮掉”。美国里根时代，是用星球大战计划来拖垮前苏联，而对于伊拉克和南联盟则是直接出兵，而对于中国，美国则是主要利用台湾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发展来打击中共政权。对于美国的动机，我们不去猜测，也不需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没有中共独裁统治的，拥有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独立的中国，所以，我们应该认识清楚当前的历史形势以及即将出现的历史契机，从而采取最为恰当的民主运动方式。在中国内部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情况下，如果台湾在其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与中共政权的巨大冲突，从而导致台海战事的爆发，那么，请问所有的民运组织，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民主运动应该在联合中斗争，在斗争中联合，在和平中战争，在战争中和平，这样才可能作到历史的继承，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生搬硬套和盲目的生吞活剥，才能够有备无患。

现代民主运动在继承和发展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历史仇恨情绪”。任何的社会冲突中都包含了“历史的仇恨”，即使是以消除社会上各个阶层的矛盾与敌视情绪为己任的现代民主运动，其发展过程中也一定包含了对专制独裁政权－－即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情绪。对于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权的仇恨，是一个社会必然存在的历史情绪，不仅仅产生与独裁专制政权的直接敌人“现代民主运动”身上，即使一般的非民主运动者一样会有不同程度的愤懑甚至仇恨情绪，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并非个人的政治喜好所能决定的。现代民主运动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平和。这个特征就决定了现代的民主运动一定要处理好其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历史仇恨情绪”这个问题。只有这个问题处理好了，现代的民主运动才不能够沦为简单的以暴易暴。现代的民主运动的一个主题是“宽容”，就是不能以简单的暴虐方式来处理和对待与民主为敌的对象。但是，我们要明白，“宽容”绝不是“姑息纵容”。现代民主运动的“宽容”，应当是对我们仇恨的
对象采取的，一种与历史发展相吻合的最为恰当的态度，但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态度，而是众多态度中的一种，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必然要变化的态度。中国历史上的的改朝换代以及近代的“旧民主革命”，都不是以现代民主运动的“宽容”来对待它们的仇恨对象，而是采取对历史不负责任的、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来对待之，即我们通常说的“以暴易暴”。现代民主运动的主题只一，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生命的权利，尊重历史，我们可以对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采取相应的武力手段，但是，并不意味着要对已经放弃独裁权力的生命个体来进行打击报复，甚至剥夺其生命财产，否则就与现代民主运动的宗旨相违背，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的民主运动。现代民主运动是以尊重历史、尊重个体为主题的，旨在推翻中共独裁专制统治建立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运动，所以，即使在运动中存在仇恨情绪，也只能宣泄在彻底推翻专制独裁政权上，而不是以扼杀这个社会上的哪怕任何的生命个体作为宣泄的方式－－即使在现代民主运动中，并不排斥“武装”的因素，但是，绝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人或对象，而是针对一般的奴役绝大多数民众的不合理政权。“历史仇恨”情绪的存在，并不是现代民主运动的罪过，甚至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洪水猛兽，而是一种自然的社会情绪，而这种在任何非民主政治体制下都必然存在的社会情绪，只有在现代的民主运动的引领下，才不可能被激
化为泛滥成灾的“暴民情绪”。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民主运动，都或多或少带有激发出社会的“暴民情绪”这样的民主运动方式，其中以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为最。

用“暴民情绪”来对待“历史仇恨”，是现代民主运动要旗帜鲜明的反对的，但是，现代民主运动也要大张旗鼓的宣扬对独裁专制的“仇恨”，并且采取最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态度和方法来推翻之。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和处理“仇恨”就不会激发社会的“暴民情绪”，而这正是现代民主运动与以往任何时期的民主运动的区别之一；这也是现代民主运动在历史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用该注意的问题之一。

三、现代民主最需要的是革命精神。只要是关注今天的民主运动的人，都会发现，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缺乏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恰好是时代需要的，恰好是当今中国社会需要的，恰好是中国今天乃至未来的民主运动需要的－－这就是“革命精神”。什么是革命精神呢？先弄清楚什么是革命。有人用恩格斯的话来解释今天的中国社会需要的“革命”。恩格斯说：“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易经》上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革命”就是用暴力来推翻旧的社会秩序，并且用暴力来捍卫新建立的社会秩序。这样的理解，对于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包括孙中山领导的和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内，都是适合的。但是，这样的“革命”只能在一定的时期内得到历史的承认，所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还是崩溃了，还剩下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在苟延残喘。而现代民主运动的“革命”绝不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子、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而是用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任何合乎民众意愿的力量来摆脱“强权”统治；在摆脱“强权”统治之后，现代民主运动将不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自己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为什么不会呢？首先，没有必要。因为，现代民主运动的根本的目的是摆脱中共的“强权”统治，建立一个全民参与的以和平的方式来决定“统治权”和统治期限的政治制度。这样，就不存在所谓的“迫于必要”的那个“必要”－－即极力维护自己统治权力的必要。其次是，任何的反对者都可以公开的反对执政者，并且只要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就可以合法的获得“自己的统治”，并不需要凭借武力来获得，那么执政者也就无须“凭借自己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现代民主的革命，其过程与历史上的“革命”在某些环节上有可能存在相似，但是其结果是迥然相异的。因此，我们并不要害怕“革命精神”，相反，我们要爱它，培养它。我们要以不惜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子孙的幸福明天的这样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惟其如此，民主运动才能以气壮山河的气势，将中共独裁专制政权淹没。我们需要“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英雄气概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但是，精神不等于是行为，以这样的精神来指导我们从事理性的民主运动，则一定无往不利。就象我们读书，要有“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但是并不需要我们的读书人的真的把自己的头吊起来，用针刺自己的肉体。革命精神的培养也正是当前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只有历史的继承民主运动，科学的对待“历史仇恨”，以视死如归的民主革命精神来与顽固的中共政权做殊死斗争，才能够赢得民主运动的真正胜利，中国社会也才能真正的步入民主法治的轨道，走向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之路。(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