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说
再过三周我就要结婚了！
我曾经无数次憧憬过自己的白马王子，可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他会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
短短的两个多月，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的变化。原本平淡无奇的人生，一霎时火石交迸，电闪雷鸣。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我的杰森。他的姓氏很像英文的“莲花”。而之于我，他就是一朵珍贵的莲花，冒冒失失在我的生活中绽放了。
自从今年年初踏上这片陌生的国土负笈求学，独自一人经受了那萧瑟沉寂的寒冬。好几次半夜醒来，一面给自己打着气“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一面却又因为想家和孤独而悄悄的流泪。而这一切就刚刚发生在几个月以前。如今，春天不仅来了，而且铺天盖地，来势汹汹（听着怎么那么像蝗虫，嘻嘻）。我实在找不出更贴切的词汇来描述杰森带给我的这个春天，因为一切都来得太迅速、太猛烈了──短短的一个月内，我们就完成了从相识到订婚的全过程。当我晕晕忽忽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时，脆弱一点的当场晕倒，坚强一点的无不发出惨烈的惊叫，那叫声直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其实怪不得“友人惊诧”，订婚后的头两周，我自己都一直处在一种神志不清，心智恍惚的半昏迷状态，大白天走路都像是在梦游，经常会在乘地铁或煮面条的时候一个人咧着嘴傻笑。犯傻犯得厉害的时候还敲过脑袋掐过腿，为的是弄明白到底发生了甚么，结果疼过之后反倒更糊涂了。然而有一点现在总算是肯定了：杰森这个小子算是把我的生活彻底给毁了！不过毁的是一个旧世界，同时把我引入了一个新天地。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那个误闯桃花源的懵懂渔夫，在经过一段于狭窄幽黑的岩洞中的跋涉之后，眼前“豁然开朗”。
是的，杰森对我的影响是难以置信的，尤其是在精神上。现在我总算已经渐渐从最初的昏迷中苏醒过来了，尽管仍有如烟似梦，亦幻亦真之感，却也有可能细细的回味我们相遇相知的全过程。这是一个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整个的戏剧冲突开门见山，一目了然：我们相遇时，他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而我作为一个来自大陆的留学生，自然对法轮功抱有一定的成见。
相识
我和杰森相识在一个“人间四月天”里。其时窗前的一树梨花刚刚绽放，转眼间沉甸甸的果实已缀满枝头了。次日晚上下起了小雨，我还在日记中写下了白乐天那句“梨花一枝春带雨”。当晚杰森第一次出现在我的日记里，不过关于他我却没写甚么好话。为甚么呢？这还要从头说起。
第一次见面那天是4月23日，星期五，下午我们一起来到多大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一个中加关系研讨会。我走入会场的时候，靠前的座位几乎都满了。当我的目光探照灯般快速扫射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触礁”了：我的目光撞到了一对蓝幽幽的大眼睛。更恐怖的是，这对闪着蓝光的大眼睛正在注视着我。蓝眼睛似乎愣了一下，然后突然冲我笑了，还笑得犹犹豫豫、羞羞答答。我这个人有两个毛病，一是怕生，二是欺软。所以我一看他那副腆腆样儿，别提感觉有多良好了：“嘿！这家伙看来比我还紧张，而且他旁边就有个空位，真乃天助我也！”唉！没想到一念之差，就这样……唉（那句成语不提也罢）！
无须多言，蓝眼睛当然就是杰森了。别看这小子貌似良善，其实心思颇为曲折（换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肠子过直，一通到底）。据他后来于得意忘形之际交待，他看我第一眼时就想：“这个女孩子正是我想娶的那种啊！”正当他想入非非的时候，不料撞到我直勾勾、恶狠狠的目光（我因为差点迟到，没顾得上吃午饭，而且正为找不到座位而着急）。但他做贼心虚，以为花花肠子被我一眼洞穿，一下子手足无措、连最拿手的微笑也不会了。没想到歪打正着，我不但没有嫌弃他夜猫子似的笑容，反而在他旁边坐下了。这下子他别提多称心如意了，立刻急不可耐的向我卖弄起他的汉语来：“你好！”再说我这里尚未坐稳，冷不丁旁边一个老外冲我用中文打招呼，真是让人喜出望外（现在我终于明白“喜出望外”就是说你欢喜地探出头望着一个老外）。我自然无比开心地问他在那里学的汉语。他的回答差点没让我背过气去：“我的法轮功朋友们教我的。”
“What?有没有搞错！”我在心里以周星驰的方式大吼了一声！不过怎么说也算是成人了（我想，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应该是成人和孩子之间一个重要的区别），所以我好歹是把这句给硬生生往下咽了。
可我还没咽完，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差点没把我给噎死：“我也是法轮功修炼者，我的妈妈、妹妹都是法轮功修炼者。”然后他就开始给我讲他们一家身心受益的心得体会。
他那里讲得津津有味，我这边却都快要哭出来了：“Oh, my God!今天一定是狐日冲猴（注：本人属猴，辰时生，木命），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坐哪儿不好，偏偏坐这儿！哎呀，赶快看看还有没有空位，我可得离这家伙远点。”于是我一面与之虚与委蛇，一面眼观六路，伺机遁逃。不过我终于没离开，不是因为没看到空位子，而是我觉得那样太没风度了。再说了，既来之，则安之。我也正好藉此机会让这个老外了解一下“真相”。
接下来我们之间进行了一段颇为严肃的谈话，宾主双方都正襟危坐，在看似欢乐友好的气氛中就双方感兴趣的话题交换了意见。以下是谈话纪要：
“你们一家很幸运！”
“是啊，我们能得法，很幸运！”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一家练法轮功，居然至今还能安然无恙，很幸运。”
“What?!”（一脸的困惑。）
“你知道吗？在中国好多人因为练法轮功而家破人亡。因为这个东西宣传有病不吃药，杀家人帮助他们升天。有的修炼者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自焚哪！”
“我知道在中国的确有好多人因为练法轮功而家破人亡，不过不是因为你所说的原因，而是因为政府的镇压与迫害，致使好多无辜的人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甚至是被折磨致死。法轮功从来没教人有病不吃药，而且禁止杀生和自杀。至于天安门自焚，那纯粹就是一个骗局。”
“What?!”（现在轮到我一脸困惑了。）
“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个王进东的头发和他怀里的塑料汽水瓶在那么强烈的高温下居然没有被烧化。还有，他的打坐姿势完全不对。如果他真是法轮功学员，怎么会连最基本的打坐姿势都不会呢？”
“照你的意思，中国政府一直都在撒谎喽？”
“嗯，我恐怕你在国内所听到的都是谎言。这也是为甚么我要到天安门广场去请愿的原因。我要告诉中国人民：‘法轮大法是正法！天安门自焚是骗局！’”
谈话进行到这里，我脸上的困惑消失了──因为我已经是一脸的惊愕了！我没有《围城》里面范小姐在短暂的目瞪口呆之后立刻加些巧妙的面部表情修饰的本领，而是一直保持着这副呆头鹅似的神情听他接着讲他是怎么去的中国，怎么呼吁，又是怎么被抓和怎么被驱逐出境的。与其说我是被他的“传奇”给震了，倒不如说我是被他那种平静悠然的态度给震了。他讲到中国警察对他进行殴打时，那样子好像是他们在给他挠痒痒，不过就是劲儿使大了点儿。
我说不清当时心里是个甚么滋味，反正大脑思维是完全混乱了。突然间，我脑中灵光一闪，提了一个自以为切中要害的问题。
“你说中国政府镇压法轮功。那又是为甚么呢？”
“因为江泽民个人的嫉妒啊。据美国的人权组织调查，镇压开始之前，政治局七个常委里六个都反对，只有江泽民一意孤行。”
听到这个答案，我在心里轻蔑的“哼”了一声：“老外到底就是老外，怎么能够指望他们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的复杂性呢？政府这么对待法轮功，自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社会原因，又哪里是区区‘嫉妒’二字就可以解释的呢？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因为毛的个人威望，毛的性格因素可以左右整个国策的话，现在的江泽民绝对没有这个本事，毕竟世异时移，尽管他做梦也想往自己脸上贴金。唉，竖子不足与谋!”
好在这时研讨会开始了，我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总算不用和这小子再废话了。
会议中间休息喝咖啡的时候，我有意躲开这个老外，没想到命该遭劫，迎头碰上一个更大号的鼻子。这里插播一句，这个家伙叫泽农，绝对是整个故事的关键人物，可以说，没有他的出现，就没有后来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当然了，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不过还是礼貌的冲他笑了一下，那是一种介乎于“笑不露齿”的淑女式微笑与“皮笑肉不笑”之间的一种笑。结果他停下来认真地问我是不是认识他。这下我忍不住“噗嗤”乐了，心想，在这里冲陌生人微笑不是很正常吗，为甚么我要认识你呢，难道你很有名吗？（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想法是不无道理的。泽农还是小有名气的，所以难免会疑神疑鬼的认为随处潜伏着他的fans。）我这一乐使得当时的气氛相当轻松，于是一段愉快的谈话顺理成章的开始了。
大概是他先问我在学甚么，我说我在学转型国家，比如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司法改革。他说自己对这些也很感兴趣，正在通过互联网自学。又说，他还关心中国的人权问题。我说是啊，前天我还刚刚去了Amnesty International位于市中心的分部，希望也能够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作点事。他说你告诉我你的电邮地址吧。我就高高兴兴的在一张纸上写给他了。他一边把那张纸折起来放进兜里，一边说：
“明天正好有一个议题是中国的人权问题，你来吗？”
“当然了。”
“很好，我打算就法轮功的问题向他们提问，他们回避不了的！”
“甚么？”我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别告诉我你也是法轮功学员！”
“没错，我是啊。”
“别告诉我你也去过天安门（捣乱）！”
“没错，我的鼻梁骨都被打折了。”
这下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蓝眼睛说他有一个大鼻子朋友中国之行性命无忧，可是险些鼻子不保，原来就是他啊！再看看他兜里的那张纸，唉，知道甚么叫倒霉了吧！
然而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正是这小小的一张纸，为日后促成这段姻缘埋下了伏笔。
其实虽然我对法轮功抱有成见，但通过第一天和杰森的谈话，我发现自己其实对它一点都不了解，我从未看过一本法轮功书籍，以前也从未接触过一个法轮功学员，如果仅仅听信一面之词，起码这种认识事物的态度是不科学的。听说这些老外在中国的遭遇后，尽管我暗中嘲笑他们的政治幼稚病，但仍不免心怀歉意。怎么说，人家也没做甚么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儿，相反，是咱们在家门口打了人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可是到了第二天，我的态度急转直下。为甚么呢？当晚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我的心境与想法：
转眼间到加拿大已经四个月上了。初到这里时的新鲜、好奇、兴奋与幻想渐渐消融，除了仍然被永恒的寂寞与偶尔的迷惑困扰以外，又平添了几分清醒与厌倦。而这最后的两种感觉主要拜这个周末的中加关系研讨会所赐。
这个研讨会彻底打破了我对所谓的这个西方文明社会的幻想，也使我对这里的某些中国“精英”大失所望。在会上侃侃而谈或者曰夸夸其谈的全都是一些加拿大人和几个假洋鬼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抱着一种强烈的心理优越感来看中国，准确一点说是“俯视”中国。一开始对话和研讨就不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例如，加拿大投资发展机构（Canadia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Agency）的代表就大谈特谈他们每年给中国多少多少资助，那样子很有些“嗟！来食”的味道。可是实际上呢，他们给中国最多的一次资助也就三千多万加元，其中还包含他们自己人员的车旅食宿费用。还有一些人谈怎么塑造（shape）中国，潜台词就是如何文明化中国。
第二天下午本来拟定中国驻加大使梅平出席会议并演讲的，但由于达赖喇嘛到加拿大，他要处理相关事务无法出席，于是临时改成加拿大驻华大使演讲。就在他演讲期间，一群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在会场外打着代表西藏的旗帜，高喊口号进行示威。因为会场三面都是落地窗，所以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们，而且他们的声音很大，尽管听不清喊的是甚么，但足以达到扰乱视听的目的了。当加拿大大使讲到一半的时候，听众席里突然站起来一个女人，她旁边的一个女孩则高举起了所谓的藏旗。她打断大使的话，开始对全场的人布道：“中国根本没有民主和自由，中国政府残酷迫害宗教人士，让我们携起手来反对这种不人道的行为，一起呼吁中国政府早日放下屠刀！”我觉得自己对这帮人的忍耐快到了极限，对他们的行为简直是怒火中烧。当时会场里静极了，气氛很紧张，主要负责的教授叫来了保安，请那两个女人离开。大使一直等那个女人讲完，说了一句“谢谢”，等她们离开后又继续自己的演讲了。大使演讲过后是15分钟的咖啡时间，这时来自北京西城区的代表团团长阴沉着脸带领她的26个团员集体罢会以示抗议。这惹得那个主办教授大为恼火，扬言要取消本定于下周的一个晚宴，好让这帮中国人明白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说到这个主办教授，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简直就是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里的那个夏洛克。就拿这个北京代表团来说吧，他们27个人在这里学习生活四个月，每人要交一万元（注意！是美元！）。可是他只给他们配备一个翻译，而且给帮忙的学生每小时只11.9加元，工作了一天吃饭还要自己解决，严重违反加拿大劳工法。他的助理，一个中国人，实在看不过去，给这个中国代表团又配备了一个翻译，结果惹得这个犹太老头儿大发雷霆！此外，据代表团成员们讲，他们的住宿和学习条件都不够好，现在他们还在为此而交涉。除了吝啬，这帮所谓对中国友好的教授老头们都很会说话，嘴很甜，哄得中国人在中加友好的欢乐气氛里晕乎乎的掏腰包。甚么中加友好，甚么帮助中国进步，说到底还不是利益。即使有些人真的友好，也是对中国人抱着一种同情和可怜的心情。可是一个人凭甚么认为自己有资格同情和可怜别人呢？说明在他的内心深处自认为比别人优越。对了，这些老头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喜欢年轻漂亮的中国女孩子，喜欢她们直呼自己的名字，喜欢冲她们顽皮的眨眼睛，那样子让直我想起《围城》里的一处描写，孙小姐和李梅亭开了一个玩笑，于是李梅亭在大街上像小孩子一样蹦跳着喊道：“孙小姐，你真坏！”其实这副德行不是只有个别中国知识份子才有的。
外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倒也罢了，可悲的是有些中国人自己瞧不起自己！如果不能让人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也努力让人忘记自己是大陆来的中国人。这次研讨会上有个在加拿大大学教书的中国教授，他名片上的汉语拼音显然不符合普通话的拼音规则，于是我猜他可能是台湾人或香港人，可是看气质又不像。听他的英语哪，又明显不是本地的华裔，而是半道出家，他一口一个“我们加拿大人”，而举止打扮又很像个日本人。后来我听说，这家伙是文革过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北大学生，在北大读的研究生（唉！北大！），后来去了日本，到加拿大也不过才几年的时间。在你面前，这些人比加拿大人神气多了（管它是不是真的，加拿大人至少表面上都是比较友好和气的）。这些所谓的华裔精英们是不屑和中国人说话的，他们试图把自己和“普通”的中国人区别开来，套用徐志摩的诗来表达他们的心思就是：“在尼亚加拉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只虾米。”而他们的腰居然真的有些弯。唉，现在才体会到在胸前挂牌子并且上书“我是中国人” 的吉鸿昌有多伟大！
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那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有诸多的不满和批评，对西方的民主自由则充满了向往，还憧憬着去国际组织里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奋斗。当然，至今我也承认他们的制度中有很多需要我们去学习的东西，甚至是需要我们几代人努力才能学到手的东西。制度本身是好的，问题出在人身上。对别的国家霸道的指手画脚，一副好为人师的嘴脸，这难道是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吗？整个研讨会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是paradigm，因为这群加拿大中国问题专家们一直在讨论加拿大如何在各方面为中国做出表率，从而更快的帮助中国进入当代文明社会（当然是西方的文明标准）。当然了，有些学者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谨的。比如一个教授在发言中就指出：“我今天听到这样一种声音，那就是中国政府无论在西藏做甚么都是错的。我想在处理中加关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抱着偏见去看待中国政府的政策。”
既然一些加拿大专家都这样看待中国，那么加拿大老百姓对中国的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这里的媒体对中国的报导非常有限，而这些本已有限的报导也多是负面性质的，不是非典，就是禽流感。如果对中国有甚么正面的评价，多半也就限于中国菜很好吃（往往还要加上“中国人甚么都吃”），中国超市里的东西很便宜，中国人勤劳能吃苦。上至“精英”，下至百姓，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中国呢？不要说他们，就连我们中国人自己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呢？对了，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甚至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帮助”加拿大人了解中国，那就是法轮功组织。在这次研讨会上，我遇到两个很帅气的加拿大小伙子，他们都是法轮功信徒，其中一个还有个中国名字叫甚么“卢济伤”（就是杰森。其实是“济生”，但他的发音使我产生了误会）。我心想，“济伤”？还“济公”呢！照他们的说法，“天安门自焚事件”就是中国政府精心设计的骗局。镇压法轮功全都是江泽民一个人的错误，而原因则是江满怀妒嫉。我想江要是听到这些话又会像斥责香港记者那样斥责这群加拿大人：“你们哪，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这两个小伙子还参加过天安门的法轮功请愿活动，遭到过中国警察的小型殴打（据他们说警察对他们这些外国“非友人”还算是客气的）。我不禁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纪念白求恩》，毕竟，一个外国人，不远千里，跑到天安门去请愿，这是一种甚么精神！所以我和他们说，我欣赏你们的人道主义精神，也钦佩你们捍卫自己信仰的勇气。然而，我不知道除了法轮功你们对中国的了解还有多少。法轮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你们不能在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大肆开展你们的舆论宣传，这样至少是不负责任的。我在唐人街上就亲眼看到你们的人用大喇叭广播江泽民及其家人如何的腐败堕落。你们的行为会对加拿大人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起到妖魔化中国的作用。他们说，我们没有妖魔化中国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正义感的，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一切都是他一个人的决定和错误，我们不认为他个人可以代表中国。我们读了美国和加拿大人权组织的报告，我们接触了从中国来这里避难的法轮功学员，这些都是真的。我说固然中国官方的舆论宣传不可全信，但难道你们的消息来源就完全可靠吗？确实，没有哪个个人足以代表中国，然而，人们往往会把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和这个国家联系在一起，所以你们对江的抨击会影响到这里的人对整个中国的看法。我想你们除了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之外，应该接触更多的持各种观点的中国人，起码这可以帮助你们更全面客观地了解中国，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的话。
不过两天来也并非全无一点积极的东西。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充分感受到言论自由！在国内，很难想像那两个达赖的支持者可以如此轻松的混进会场，胆敢如此放肆的打断大使的讲话并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充分的表达他们观点，保安会如此的客气，大使临了还对她们说声“谢谢”。我这回可算是开了眼界了，这是我到这里来第一次感受到“cultural shock”。我们谈尊重人权，最起码要尊重人的发言权，也就是人要有言论自由，他不仅有机会说，有可能说，而且在说了之后不会受到任何迫害。我们不可能期望人人都和我们拥有一样的观点，那样簿兔挥辛硕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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