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 中国的道德荒漠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沦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钱不择手段,为了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搞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现在,整个官场乌烟瘴气,贪污腐败无所不至;而民间也不是净土,坑蒙拐骗无所不为。很多对官场腐败愤愤不平的人,倒不是真的喜欢两袖清风,而是觉得心理不平衡,自己没有那贪污腐化的机会。一旦机会来了,反而变本加厉。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找女友,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听了这番厚颜无耻的对话,我诧异地扭过头去,只见那几个女人依旧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我父母都是具有尊老爱幼美德的人,因此从小在这方面对我着意培养,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九十年代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小舅子两口子来我们家度蜜月,我和妻子陪他们到新开张的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座位。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边招手边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在武圣路,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实话,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啊,到啊,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迟疑了一下就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还管饭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精神,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我父母走后牛四萍又在一家私人开的辣椒酱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氛围里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加上三顿饭比在本地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以为她到了想找对象的年纪,就跟她谈心。一谈心才发现,牛四萍的“心事”不是想嫁人,而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我母亲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我们家附近住着一对年轻小夫妻,在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而且人家“兔子爱吃窝边草”,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开门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被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那农妇是专门做“国际贸易”的,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老外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砬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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